1995年中秋次日，從太平洋彼岸傳來姐姐離開人世的消息。那幾天，我的腦中一片空白，時常呆坐半天，什麽也想不出來。再讀《童言無忌》中的“弟弟”，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經年老；“沒誌氣”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個凡夫。
這麽多年以來，我和姐姐一樣，也是一個人孤單地過著。但我心裏並不覺得孤獨，因為知道姐姐還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國），和我同存於世。尤其讀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覺得親。姐姐待我，亦如常人，總是疏於音問。我了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隻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底是永世不會改變的。
顯赫家世下的悲劇童年
以前評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會提到她的顯赫家世。我們的祖父張佩綸，光緒年間官至都察院侍講署佐副都史，是“清流黨”的要角；我們的祖母李菊耦則是李鴻章的大女兒。母係的黃家——首任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以及後母係的孫家——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也都間接或直接地對我姐姐有所影響。
我們的父親和母親，一個是張禦史的少爺，一個是黃軍門的小姐，結婚時是一對人人稱羨的金童玉女。5年之後，1920年9月，母親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
我開始有記憶的時候，我們家已經從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個寬敞的花園洋房裏。那是1924年，姐姐4歲，我3歲。那時我父親和同父異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產。
我母親也有一份豐厚的陪嫁，日子過得很寬裕。但不久父親結識了一班酒肉朋友，開始花天酒地，嫖妓、養姨太太、賭錢、吸大煙，一步步墮落下去。
母親雖然出身傳統世家，思想觀念並不保守。尤其受五四運動及自身經驗的影響，她對男女不平等及舊社會的腐敗習氣深惡痛絕。對於父親的墮落，母親不但不容忍，還發言幹預，這就和父親有了矛盾。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親這一邊。後來她們發現兩個女人的發言對一個男人並不產生效力，就相偕離家出走以示抗議——名義上是出國留學。那時我母親28歲，已有兩個孩子。這樣的身份還要出國留學，在當時的社會是個異數。
十多年裏，我們家從上海搬到天津，又從天津搬回上海，然後母親遠走英國，又回到上海家中，與父親離婚後再次出國。但姐姐與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離這個家。
父母離婚後，父親為我們找了個後母。
記得後母剛進門那段時間，和我姐姐表麵上還保持著禮節性的見麵招呼，偶爾也談談天氣，聊聊日常生活。
那年暑假，姐姐在父親書房裏寫作文，寫完放在那裏，到舅舅家去玩。後母無意中看到這篇作文，題目是《後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這篇文章把一個後母的處境和心情刻畫得十分深刻、細膩。後母看完很感動，認為姐姐這篇作文簡直就是設身處地為她而寫的。後來凡有親友到我家，後母就把《後母的心》這篇文章的大意說個不停，誇姐姐會寫文章。
1937年夏，姐姐從聖瑪利亞女校畢業。她向父親提出要到英國留學，結果不但遭到拒絕，還受到後母的冷嘲熱諷。父親那時經濟狀況還沒有轉壞，但他和後母吸鴉片的日常開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筆錢來讓姐姐出國。姐姐當然很失望，也很不高興，對父親及後母的態度就比較冷淡了。
1937年秋，姐姐和後母發生衝突，後母罵了她，還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擋，後母卻說姐姐要打她，上樓去告狀。父親不問青紅皂白，跑下來對姐姐一陣拳打腳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還不罷手。他打姐姐時嘴裏一直說著：“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虧祖母留下的老傭人何幹不顧一切地把他拉開，姐姐才沒有真的被他打死。
張愛玲姐弟童年照
姐姐當著全家大小受這一頓打，心裏的屈辱羞恨無處發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親已下令關門，連鑰匙也沒收了。之後，姐姐就被軟禁在樓下一間空房間裏。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幹，父親不許任何人和她見麵、交談；也囑咐看守大門的兩個警衛務必看緊，不許姐姐走出門。
姐姐在那空房裏也沒閑著，每天清晨起來後，她就在落地長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鍛煉身體，偷偷地為她的逃走做準備。後來她得了痢疾，身體虛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父親從何幹那裏知道姐姐患了痢疾，卻不給她請醫生，也不給她吃藥，眼見病一天天嚴重。何幹唯恐發生什麽意外，就躲過後母，偷偷告訴父親。何幹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說話比較有分量。父親也考慮到，如果撒手不管，萬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惡父”害死女兒的壞名聲。於是父親選擇了消炎的抗生素針劑，趁後母不注意的時候到樓下去為姐姐注射。這樣注射了幾次後，姐姐的病情控製住了。加上老保姆何幹的細心照料和飲食調養，姐姐終於恢複了健康。
1938年初，姐姐趁兩個警衛換班的空檔，偷偷從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沒有回來。
1944年，姐姐在《天地》月刊第十期發表《私語》，把她被軟禁、生病、逃走的經過細說了一遍，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她漏寫了一段，就是父親幫她打針醫治。父親後來看到這篇文章，除了難堪與矛盾已經無法生氣——那時姐姐已是上海最紅的作家了。
為愛情“萎謝”
姐姐在才情上遺傳了我父親的文學素養與我母親的藝術造詣。但在相貌上她長得較像父親：眼睛細小，長身玉立。我則較像母親：濃眉大眼，身材中等。不過在性格上又反過來：我遺了父親的與世無爭，近於懦弱，姐姐則遺傳了母親湖南女子的剛烈，十分強悍，她“要的東西定規要，不要的定規不要”。這樣的性格，加上我們在成長歲月裏受到種種挫擊，使她的心靈很早就建立了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自衛，自私，自我耽溺。
姐姐與胡蘭成相識，是在1943年12月。胡蘭成在蘇青主編的11月號《天地月刊》上讀到姐姐的《封鎖》，“才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地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他從蘇青那裏取得姐姐在“靜安寺路赫德路口192號公寓6樓65室”的地址，就去登門求見。當天未蒙姐姐接見，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電話給他，此後二人就開始了往來。到了1944年8月，胡蘭成與前妻離婚後，他們就秘密結婚了。
胡蘭成寫《評張愛玲》並發表的那段時間，正是姐姐與他的熱戀期，隻是當時我未能從那些溢美之詞中讀出弦外之音。胡蘭成在文章中說：“張愛玲先生的散文與小說，如果拿顏色來比方，其明亮的一麵是銀紫色的，其陰暗的一麵是月下的青灰色……和她相處，總覺得她是貴族。其實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買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華的人也會感受威脅，看出自己的寒傖，不過是暴發戶。”
胡蘭成當時官拜汪偽維新政府宣傳部政務次長。他能言善道，筆底生花，姐姐與他認識後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也不忌諱他的“漢奸”身份。姐姐聰明一世，愛情上卻沉迷一時。這段婚姻沒給她安穩、幸福，反倒是一連串深深的傷害。胡蘭成說她“不會跌倒”，她卻為胡蘭成跌倒了。姐姐最後不得不無奈地說：“我想過，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亦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再愛別人，我將隻是萎謝了。”
不辭，而永別
1951年，有一次我去看姐姐，問她對未來有什麽打算。我們雖然不談政治，但對政治大環境的改變不可能無知。新中國成立之後種種的變化都更激劇，也許她已經預見“更大的破壞要來”了。但她默然良久，不作回答。
1952年，我調到浦東鄉下教書。那時大家都忙著政治學習，我也較少回上海市區，和姐姐見麵的機會就少了。8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她住的公寓找她。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你姐姐已經走了（去了香港）。”說完就關上了門。
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或許因為這樣，她走了，走到一個她追尋的遠方，此生再沒回來。
本文摘自《回憶讓我情不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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