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科大 獻身科大
阮耀鍾(5802)
想不到被留校
我進科大是出人意料的。
1958 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創辦，我正好高中畢業。科大是我心儀的一所大學，我肯定會把“保送”的第一誌願填 上它。
可惜，科大在浙江不招生。因此，我填寫的第一誌願是清華大學電機係，第二誌願是北京大學技術物理係，第三誌願是浙江大學電機係。
就在我痛失科大幾成定局之時，情況出現了逆轉——二 機部在浙江招了一批“科大代培生”，又把我送進了科大! 真可謂蒼天不負有心人，我終於喜出望外“曲線”進科大啦!
圖 1 我的大學畢業照
我留校也同樣是出人意料的。
1963年，我科大畢業，因為代培生都要回原單位，所以，我起初沒有參加畢業分配。有一天，物理係常務副主任黃有辛突然通知我，不回二機部了，要我填畢業分配誌願表，參加畢業分配。
當年，畢業分配可填九個誌願。我填的都是艱苦的邊遠地區，越是艱苦的，填在越前麵。當時，我真的非常“革命”，絕不是吹牛。現在，我都不知道當年我為什麽如此革命。但是，當年絕不是我一個人如此。大學畢業前，我在北京念書的四個高中同學，北大的黃尚炯、人大的李寶香、北京化工學院的應萬福和我，在一次聚會中談到，大家填的誌願都是艱苦的邊遠地區。老同學之間用不著說假話，個個言出真心。當年這種很正常的現象，我不知道現在該怎麽看？如今，讓我說實話，我肯定做不到了。試問，我到底是退步了，還是進步了？多年來黨的教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我很困惑。
我填到第九個畢業分配誌願時，感覺沒什麽“艱苦、邊 遠”的單位可填了，就填了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結果，我就被留校了——這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因為，我自知我的普通話不行，不適宜當教師。後來，其他二機部代培的同學都回二機部工作了，就我一個人沒去，留校了。我不知道為什麽，也從不去打聽，因為，我本來就作好了百分之百服從分配的思想準備。
當年畢業分配時，我的印象，先由物理所挑，然後再由學校挑。因為我是二機部代培的，所以，留物理所的名單中沒有我。後來，物理所知道了我參加統一分配，該所洪朝生先生想留我。黃有幸係主任曾來征求我的意見，是去物理所還是留校。我想，留校可把基礎打得紮實點，所以，我選擇了留校。
當年，大學畢業時，我們低溫物理專業隻有一個同學考研究生，我從沒考慮過是否要念研究生。現在，回過頭來看，大學畢業後，再念幾年研究生有好處，一是可以把基礎打得更紮實些，二是由導師指導，可更好、更快地走上科研之路。當然，最關鍵還要靠自已努力，是金子，到哪裏都會發光!
這樣，我在科大工作了一輩子，直至退休，退休後仍住在科大。現在，對於留校工作，我不僅毫不後悔，而且很喜歡。一個人，一輩子能幹自已喜歡的工作，足矣。有時，自已還有一種成就感。例如，有一次，我在美國克利夫蘭一家商店裏，碰到一位顧客叫我“阮老師”，我認人能力特差，就問他怎麽認識我的，他說，他聽過我講的熱學課。熱學課可是150多人的大課，我不認識他，也完全可以理解。還有一次，我在費城散步，旁邊一輛小汽車突然停下，出來一位男士喊我“阮老師”。在紐約大街上也碰到過類似的事。每當此時，我真有一種“桃李滿天下”的感覺，當老師真好!
人生中常常有很多偶然，並且，每次偶然都可能會改變你的人生軌跡。總的來說，我這一生運氣很好，當然，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人生中的坎坷和挫折使我們變得更堅強。
我的第一項科研
我畢業於科大技術物理係(即現在的物理係，或二係)低 溫物理專業，是我國首屆低溫物理專業畢業生。
科大是1958年中國科學院創辦的，為“兩彈一星”服務是當時創辦科大的一個主要目的。眾所周知，“嫦娥一號”火箭的燃料是液氫和液氧，液氫和液氧的溫度分別是攝氏零下253度和 183度。並且，“嫦娥一號”在太空飛行時，太空溫度更冷，接近攝氏零下273度。在這麽低的溫度下，材料的許多性質都會發生想象不到的變化。而材料的各項性質都與溫度有關，在攝氏零下200 多度，材料的性質會怎樣變化，務必研究清楚。並且，在低溫下還會出現超導和超流等 特殊現象，更值得研究。以上這些就是我們低溫物理專業要研究的內容。當時，國內其它大學都還沒有低溫物理專業，科大在國內高校中屬於首創。當年，科大所設立的許多專業，都是國內其它大學所沒有、又是兩彈一星不可缺少的尖端科學技術，這是科大的第一個特點。
科大的第二個特點是“全院辦校，所係結合”，這也是國內其它高校所不能及的。我所學的低溫物理專業，雖然在國內高校中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有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低溫研究室做堅強後盾。我們所有的專業課都是物理所低溫研究室的研究人員來給我們講的。比如，我們國家低溫界的鼻祖洪朝生先生(中國科學院院士，當年稱為學部委員)以及曾澤培先生、管惟炎先生都親自給我們講專業課。
不僅我們的專業課是國內其它高校望塵莫及的，而且，我們的專業實驗同樣也是其它高校望塵莫及的。我們58級還沒有專業實驗，因為當時專業實驗室尚未建成。物理所為了給我們物理係建專業實驗室，專門騰出一座兩層樓的小紅樓，在物理所的大樓旁邊，大家都叫它“小紅樓”。我們下遷合肥前都一直在這座小紅樓工作。
當年，科大是五年製。最後一學期是做畢業論文。我們58級多數同學到物理所做畢業論文，少數同學在物理所專家指導下建專業實驗室。低溫物理專業的所有專業實驗，全是在物理所曾澤培先生的指導下建的。籌建專業實驗室所用的儀器設備，全是從物理所器材處領取，物理所還支援了一名車工和一名鉗工，承擔籌建專業實驗室所需的精加工，所係結合簡直就是所係一家。我們專業開設的專業實驗，不僅是國內其它所有高校都沒有的，並且所有的專業實驗都可以說是一個個科研項目，在當時都是國內最先進的。比如，氣體溫度計、低溫熱導測量和低溫比熱測量等實驗，都是當時國內最先進的。
我在科大畢業留校後，係裏讓我帶59級學生的低溫物理專業實驗。為了熟悉這些實驗，我看了相關的文獻和資料，並且係常務副主任黃有幸先生又讓我到北京鋼鐵學院，聽一位教授講解有關實驗誤差分析的講座，使我受益匪淺。在帶59級專業實驗前，我先給學生講了一節課的實驗誤差。事後，趙忠賢院士還常常學我的浙江普通話，跟我開玩笑。
大約在1964年上半年，二機部來人找我，說他們需要測量一種材料在低溫下的熱導率，但這種材料不能送外單位測量，要我為二機部研製一套低溫熱導測量裝置。因為我帶過59級學生的低溫熱導實驗，看過一些文獻資料，心裏有點底，又問了他們的某些要求之後，我覺得可以承擔。最後，我問他準確度要多高。
他說:“百分之一”。
我說:“電學測量準確度達到百分之一很容易，但是熱學測量準確度要達到百分之一幾乎是不可能的。低溫熱導率測量，我最高隻能達到百分之五，你隻好另請高明。”我估計二機部這位同誌對實驗誤差也不懂，是隨便說的。
於是，這位二機部的同誌就走了。但我知道，熱導率測量準確度要達到百分之一，不僅低溫熱導測量不可能，常溫熱導測量也不可能；熱導率測量準確度要達到百分之一，不僅國內做不到，並且國際上也達不到。
大概過了一個多月，二機部的這位同誌又來找我了，說:“這項任務還是請你承擔吧。”當時，我當然很清楚，他一定在國內轉了一大圈，找不到比我更高明的，才又來找我的。因為，當時國內能承擔這項任務的單位屈指可數，我本可以狠狠地“敲他一筆”。但我真是太老實了，連研究經費都沒要，就把二機部的這個國防任務接下來了。因為，對我來說，這相當於排一個難度和精度更高的專業實驗而已——以前排所有實驗，需要的器材就到物理所去領，根本沒有錢和經 費的概念。
那時，我才二十四五歲，胡子還不多。常言道，“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剛大學畢業，我就敢獨立承擔國防科研任務，靠的就是前麵說的科大的兩大特點。
我接了這個任務之後，物理係起初派了一位59級磁學專業留校的黃美清同學，作為我的助手。所以，我和黃美清都沒去參加“四清”，在校搞科研。
1966年文革開始後，學校的教學和科研都被迫停止。但科學院研究所工作比學校稍為正常些。1967年3月，我深感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就以搞這項國防任務為借口，與科學院化學所合作，繼續這項科研。我從物理係要了一個62級學生甘增源，作為助手，這項科研基本上是我們二人完成的——雖然，化學所先後也派了幾位同誌參加，但科研工作很難中途插手，所以，實際上這項科研任務從頭至尾是我和甘增源完成的。
化學所同誌對我的誤差分析與設計很佩服，因為他們學化學的不會誤差分析與實驗設計。雖然，我答應二機部的測量準確度為百分之五，但是，為了保險起見，我按百分之三的準確度設計。對於溫度控製、溫度測量、溫差測量等精度，以及各項漏熱都嚴格按設計要求。再加上原來在科大念書時的“三嚴”訓練，工作每一步都做得很紮實。最後，用標準樣品融熔石英檢驗，低溫熱導測量裝置的準確度達到百分之三，達到設計要求，並高於當初答應二機部的要求，是當年國內最高水平了。
1978年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這項研究成果得了“全國科學大會獎”。圖2為全國科學大會獎《獎狀》，第一項就是我做的，因為那個年代突出集體，不講個人，隻寫二係。同時，這項研究成果也不是科大上報的，是科學院化學所上報的，所以，我是“撿”了一個全國科學大會獎，這在當年是最高獎。
圖 2全國科學大會獎獎狀
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使我終生受益
近幾年，每年科大新生入學時，校園裏可以看到許多來 自全國各地的小汽車，都是新生家長送子女上學開來的。每 當此時，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 1958 年上中國科大時的情 景。
我來自浙江農村。陳兆甲等老同學至今還記得，在北京前門火車站，第一次碰到我時的印象:剃個光頭，穿了雙草鞋(其實是布鞋，他們記錯了)，挑了一擔行李，操一口浙江土話......，活像現在剛進城的打工仔。
我是從浙江諸暨上的火車，火車上，有人建議我在上海火車站加個快，可以直達北京。到上海火車站後才知道，加快要四塊多人民幣，因舍不得這四塊多元，我繼續乘慢車前行。一路經過多少個站已記不清了。最狼狽是在南京站，那個年頭還沒有南京長江大橋，在火車站下車後，要自已趕到輪渡碼頭。由於擔心錯過輪渡，我就挑著行李，幾乎是小跑。跑動中，箱子的把手斷了(這隻舊箱子還是我媽媽向親戚借來的)。這下真把我急壞了。幸虧身上帶了根備用繩子，手忙腳亂地係好後，繼續跑。就這樣，坐了幾天幾夜火車才抵達北京。
到科大後，發現同學們都很樸素。我們班上的團支部書記叫王桂芹，是北京高幹子女，她與毛主席的女兒李敏是高中同班同學。毛主席曾為她的回鄉日記作過批示。在高中語文課裏，我曾讀過她的回鄉日記。她雖然是北京高幹子女，但穿著打扮跟農村姑娘差不多，樸素，而且為人樸實，能吃苦。所有中國科大學生，無論來自農村還是城市，出身平民百姓還是高幹家庭，都是那樣地樸素和樸實。當年北京若有高校遊行或集會，你一眼便可認出哪個隊伍是科大的。
我在科大五年，學到了許多知識，尤其是基礎知識，科大為我們打下了紮實的基礎，使我們這些莘莘學子受益匪淺。知識是無限的，具有很強的時限性，人一生的知識多數要在以後的學習和工作實踐中汲取。由於科大非常重視基礎教育，使我們可在知識的海洋中自由遨遊。
另外，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也使我終生受益。學習是苦差事，當你遇到難題時要絞盡腦汁、冥思苦想，豈不苦也。科研更是項苦差事，你要經受一次又一次失敗的磨練，要有堅韌不拔的毅力才能成功。居裏夫人就是在一間殘缺漏雨、破爛不堪的棚子裏，化了四年時間，從鐳含量不到百萬分之一的30噸鈾瀝青礦渣中，提煉出十分之一克鐳。她既是學者和工人，又是家庭主婦和母親，她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決非常人可比。所以，一個怕吃苦的人，學習很難 學好，事業也很難成功。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對我們的學習和事業有莫大的和無形的作用。現如今我已退休，中國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讓我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少了不少煩惱。
科大是1958年創辦的，也許是全國名牌大學中唯一解放後辦的大學，又地處安徽合肥，科大何以能擠身中國的名牌大學？作為過來人，我時常想這個問題。我以為，科大艱苦奮鬥的學風，應該算是其中最大特色。“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隻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凡成功者必須要有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值得高興的是，45年來，科大始終保持了艱苦奮鬥的校風，學生穿著樸素，為人樸實。我聽說，有一次複旦大學的老師來科大參觀學習，複旦大學的老師說:“一看這些學生就是念書的”。“窮清華，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正因為科大有這麽一群“不要命的”學子，“不要命的”頑強拚搏，才有科大的今天!
我的老同學真有心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五十周年校慶後，我去參觀校史展覽。 碰到學校檔案館的丁館長，我對丁館長說:“展覽辦得很好。 在北京時，我知道郭老在學校有間辦公室，可他的辦公桌和 寫字台，今天還是第一次看到。學校下遷時，這些東西從北 京搬到合肥，至今還保存得這麽好，真不容易!”丁館長對 我說:“這次展覽，可惜實物太少了點。你能否回家去找找， 看看有什麽可捐獻給學校的。”
我是科大首屆學生，並且一直在科大工作，理應留下不 少有紀念意義的東西，但我從沒有這個心眼，幾次搬家都把 它們當作破爛扔了。例如，1958 年上科大時，我母親向親戚 借了一隻舊箱子，現在，市麵上已找不到這種類似紙板做的 箱子了，學校下遷時，我把這隻箱子也搬到合肥來了，後來， 到美國當訪問學者後，覺得這隻箱子太破，搬家時把它扔了。
但是，我知道，王熾昌同學有隻不繡鋼的勺子，從科大 念書開始用，現在還保存著。我就問丁館長，這樣的勺子， 學校要不要?丁館長說:“當然要，王熾昌又是名人，名人 用過的東西當然要!”於是，我給熾昌兄發了個 Email，請他 在 10 月 10 日老同學聚會時，把勺子帶來。
我還記得，科大畢業時，學校給每個同學發了一枚畢業 紀念章，嘯宙兄在博文中曾提到，至今他還保存著這枚紀念 章。我不知道嘯宙兄是否舍得捐給學校，因為我在校史展覽 館還沒有見到這枚紀念章。於是，我用商量的口氣，給嘯宙 兄發了封 Email，並再三說明決不勉強。嘯宙兄給我回了個 Email，告訴我，他很願意捐獻給學校，這些東西由學校保管 比由他自己保管要好多了——我們老一輩還把這些東西視 為寶貝，到下一代，肯定把這些東西當垃圾扔了。但是，這 些寶貝現在常州，不在上海，這次聚會時無法帶來，他回常 州整理整理，都捐給學校。
10月10日，老同學聚會那天，熾昌兄便把他的寶貝勺子(見圖 3)交給我了，還用紙包了好幾層。
第二天，我們老同學乘車遊覽。在車上，我跟老同學們 講了為學校捐贈實物的事，並且，把嘯宙兄的意見也跟大家 講了。我剛講完，葉國輝同學當場就掏出那枚畢業紀念章， 問我要不要?當時，有的同學開玩笑說:“拍賣，拍賣!”， “五萬!”，“十萬!”......國輝兄講，我送給學校，分文 不要。他就把這枚畢業紀念章(圖 4)交給了我。
晚上，李金聲同學把我叫到他住的房間。李金聲是工農 速中畢業的，年紀比我們大，當年這些老大哥、老大姊在政 治上是我們的榜樣。1958 年，他比我們先到學校。當時係裏 的老師、幹部還不全，李金聲是黨員幹部，當年我們技術物 理係 58 級 150 多同學的分班、分宿舍就是李金聲分的，把 幸菊芳同學按照名字分到女生宿舍的笑話，也是李金聲同學 搞錯的。其實，這也不能怪李金聲同學，因為當時資料不全， 李金聲也才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缺乏經驗，也怪幸菊芳同學 為何取個女孩的名字。
言歸正傳，那天晚上，李金聲同學把我叫到他住的房間， 交給我一個信封，信封用訂書釘釘著。他拆開信封，一件件 拿給我看，還問有沒有用。1963 年，我們大學畢業時，周恩 來總理給首都大學畢業生作了一次報告，第一張是這次報告 會的入場券(圖 5)，真是太珍貴了。還有，聽鄧拓報告的入場券(圖 6)——鄧拓是原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文化大 革命一開始，作為“三家村”遭“四人幫”迫害，於 1966 年 含冤逝世。李金聲同學把這張入場券保存至今，真不簡單， 我敢肯定，這是國內僅存的一張鄧拓報告會的入場券!另外， 還有許多，比如，郭老請我們看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的 入場券、國慶節聯歡的入場券等等。這是我這次老同學聚會 的意外收獲，還真不少。我把李金聲大哥捐贈給學校的實物 都拍成了照片，你看了下麵的照片，我相信你也一定會佩服 這位大哥真有心!
10 月 20 日，我和張泰永同學一起，把這次老同學捐贈 給學校的實物送給了學校檔案館。我對泰永兄說，我在王熾 昌的博客上看到，他還有一隻用不能穿的舊褲子改的書包， 如果還留著，也是寶貝。
最後，我提醒年青人幾句。你們肯定會有些富有紀念意義的東西，希望你們不要學我的樣，希望你們學習李金聲的樣，好好保存，也許五十年後也會成寶貝!
這篇文章，本來早就該發的。因為，這次老同學聚會分 派給我一個任務，讓我負責攝像;回來後，忙於編輯視頻和 製作影集，要把好幾位老同學拍的 500 多張照片，分類製成 影集。而這兩項任務直到今天才完成，所以，近一個星期沒 發表博文，這篇文章就拖到今天才發表。
圖 3 王熾昌上大學時用的勺子
圖 4 畢業紀念章(葉國輝捐贈)
圖 5 周總理報告會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6 鄧拓報告會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7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次黨代會列席證(李金聲捐贈)
圖 8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屆學生畢業典禮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9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屆學生畢業聯歡會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10 國慶聯歡晚會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11 62 年國慶聯歡晚會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12 國慶聯歡晚會標兵(李金聲捐贈)
圖 13 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的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14 雷鋒事跡報告會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我的大學日記
今年(2008年)，金秋十月，在我們科大技術物理係58級同學北京聚會期間，李金聲、王熾昌和葉國輝同學都向科大檔案館捐贈了實物。這使得一直在科大學習和工作的我，有點不好意思。
前一段時間，我忙於完成聚會籌備組交給我的任務，編輯這次聚會活動的視頻和電子影集，現在總算交差了。
今天，我想找找有沒有多少還有點紀念意義的東西，可以獻給學校。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大學日記。我從書架上拿下我的大學日記——我這個人不愛寫日記，大學五年，一本日記還沒寫完。我翻了翻我的日記，日記中記的內容，對於我個人，也許有一點點紀念意義，但對學校而言，毫無保留價值。這使我甚為失望。正當我掃興之時，翻到了1963年7月22日晚8時05分在人民大會堂聽周恩來同誌報告的筆記， 記了6頁多。這是周總理對北京市1963年高等院校應屆畢業生作的報告。報告中，他對我們德、智、體三個方麵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希望。在德育方麵，他要求大家樹立階級觀點、勞動觀點、革命觀點和集體觀點。在智育方麵，他要求大家樹立學習觀點，“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學政治，學經濟，學曆史”，“學自然科學，進行科學實驗，使我國科學技術力圖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對體育方麵的要求，也講得很具體，講到“學校要講生理衛生的教育，不光講一般衛生。”要“晚婚和節育，為國家富強，個人幸福，家庭美好，後代幸福，這不僅是個人問題，關係到國家的發展，社會主義的建設。”最後，周總理對我們的畢業分配提出“服從分配，過好五關”；“勞動鍛煉，搞好生產”；：“要安心做教員”；“要安心到邊疆去，四海為家”；“要做好研究工作，少數人要做更多的工作””；“做好外語工作，現在我們在這方麵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做好吃苦耐 勞的準備”等七點要求。前麵引號中的話，都是我筆記中的原話。這些話，45年後的今天讀來，還是那麽親切。
另外，還有1964年8月24日聽彭真同誌報告的筆記; 1964年8月26日聽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報告的筆記;1964年8月27日譚震林副總理在科大1959級學生畢業典禮上講話的筆記;1964年8月27日郭老對59級畢業生的講話等。我是1963年畢業的，但在1964年參加 59級低溫物理專業的畢業分配，所以，64年聽了不少報告。
我的日記變成了筆記，也許這些筆記對學校還有一點點用。我準備下星期把這本日記送科大檔案館，不知檔案館要不要?
圖 15 我的日記
圖 16 我的筆記 我愛科大
我愛科大，科大教我如何學習。華羅庚說，讀書要“由 薄到厚，再由厚到薄”。龔昇老師教我們，大學的知識太多，要全部記住不可能，也不必要，隻要記住那個師傅有什麽本事，能解決什麽問題，家住那裏就行了。也就是說，大學學習要注重能力的培養。這些教導，使我終生受用，還返賣給我的學生。給我們講課的都是大科學家，我在拙文《科大的教授能治校》中也說了，科大“教授治校”是全國做得最好的，“理工結合”、“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等辦學方針，是這些大科學家製定的，係和專業設置也是這些大科學家定的，給我們上課的也是當年國內一流的科學家。他們的言傳身教，使我們學會了如何學習，終生受用。我感謝科大，也深愛科大。
我愛科大，科大教我如何做人。我特別佩服劉達同誌的骨氣，做人要剛正不阿，敢講真話。有位科大學生家長，網名為“秋水長天”，在我的拙文《科大的牡丹》中留言:“喜歡科大、喜歡合肥，雖然她與我依然不熟悉，但我的寶貝兒子在合肥中科大。當年，關注中科大是源於朱清時校長的教育思想和理想。曾經有一篇文章把朱校長譽為‘中國唯一的一位敢說真話的校長’，這是科大的榮幸，中國高等教育的悲哀。大學校長都不敢說真話，孩子的誠信，社會的誠信怎樣建立？誠實守信、正直善良、思想獨立是孩子最基本的立身之本，所以，我們選擇了科大。我愛科大，因科大在這俗世還存有的傲骨與清氣！我愛科大！願科大的明天更美好！”
這位科大的學生家長說得多好！這樣的學校誰不愛？我愛科大，我愛科大的傲骨與清氣。也許朱清時校長敢說真話，也是受科大的熏陶。
我愛科大，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使我終生愛益。它使我 退休後“知足常樂”，安於過清淡的日子。我們念書時，“窮 清華，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激勵我一輩子頑強拚搏，永不言敗。
我愛科大，科大特別寬容。第一任黨委書記鬱文，從各單位招收了一批有“政治問題”的教師，為科大發了筆“洋 財”。而科大第二任黨委書記劉達，又保護了這批“洋財”。 我在科大學習工作了一輩子，一輩子沒挨過整，也一輩子沒整過人，得益於科大的寬容。科大教會我寬容。我愛科大的寬容。
鬱文為何如此寬容？因為1953年他來科學院任職時，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的張稼夫，是鬱文過去的老領導，給他作了四點提示:
1、要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愛護科學家，為科學研究 工作創造有利條件;
2、科學無止境，科學家是能人。自己不懂的事不要裝懂，沒有把握的事不要瞎指揮;
3、在科學院做黨的工作，切忌以黨代政、黨政不分，要注意多聽取科學家的意見;
4、做到謙虛，誠懇待人，能關心人、幫助人，才能團結人。
張稼夫這四點，我在拙文《科大的教授能治校》中也說過，因為講得實在太好了，在此重提。我認為，當年鬱文書記和劉達書記都做到了這四條，所以，他們深受科大人的愛戴和崇敬。遺憾的是，現在有的人去爭誰“領導”，誰“負責”，而不是齊心協力把學校辦好。
我愛科大的自由。“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科大下遷合肥後，我們這些“猴子”稱大王。我一輩子研究什麽課題，完全由我自己做主，想研究什麽，就研究什麽，從來無人幹涉。我八十年代初，去美國作訪問學者。一位北大副教授對我說，她研究什麽課題，必須經她導師同意。她的導師三十年代有過貢獻，如今卻跟不上形勢，她很苦惱。我們科大老師就沒有這種苦惱。
因為我們嚐到了自由的甜頭，所以對我們的學生自然不會幹預太多，這樣，科大的自由就一代代繼承下來了。
我愛科大的民主。科大下遷合肥後，很多校係領導都是科大同學。以物理係為例，常務係副主任(係主任缺)是59級同學方容川，大家一直叫他老方，從來沒有叫過他方主任。還有一位係副主任鄭兆勃，也是59級同學。係副主任陳兆甲是我的58級同學，係副主任郭光燦是60級同學，比我還低兩屆。對鄭兆勃、陳兆甲、郭光燦，我們從來都是直呼其名。這不僅僅是稱呼問題，它體現了科大的民主。他們也從不擺 領導的架子，即使他們擺領導的架子，我們也肯定不會買賬。 我們始終把他們看作是同學，不看作領導。所以，科大的民主可能國內少有。科大也不講論資排輩，也是民主的體現。
1984 年，管惟炎先生出任科大校長，這是科大第一個專職校長。管校長在科大實行教授治校，民主辦學，學生自治等一係列教育改革，帶領師生第二次創業。《人民日報》連發五篇“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給予報道稱讚，科大一時名滿天下，是科大的鼎盛時期，管校長深受師生愛戴。
在此，我簡單介紹一下民主辦學。當年管校長提出，全校教職工代表大會是學校最高權力機構。我參加過幾次全校教職工代表大會，參加教職工代表大會的代表全是民主選舉的。教職工代表大會由工會主席馬興孝教授主持。教職工代表大會有個議程叫“質詢會”，所有校領導，包括校長、副校長都必須到會。會上，代表可以質詢校領導，校領導必須當麵回答。“質詢會”成為當年科大教職工代表大會一大風景。
若想了解科大當年民主辦學的情況，可看《人民日報》記者鹿舫的報道《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共五篇。我 在拙文《民主辦學在科大》中全部抄錄了。
(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六十華誕而作)
《科大瞬間》文學城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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