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在地磚下的銀元
萬般無奈之下，我隻好去求助姨父、姨母。姨母家在如皋城外二十多裏，是一家小地主，由於時局動蕩，我去時，看到她們家處境已經很拮據了。姨父、姨母商量後，在深夜裏，將房間地麵的幾塊羅底磚挖起來，下麵是一個個倒扣著的瓦缽，搬出瓦缽，就看到一卷卷的銀元。取出兩卷給我，其餘的放回，將瓦缽與地磚回複到原來的狀態。我就將這二十個銀元兌換了交注冊費，才得以繼續讀書，並享受師範生的公費待遇（吃飯不要錢）。
姨母沒有生養過小孩，於一九五零年去世，姨父另娶女人，生了個兒子。雖然我們已經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但是我還是惦記著姨父對我們家的幫助，一九五七年冬天，我特地去看望他。此時已經曆過天翻地覆的變化，村上十幾家大小地主們的住宅，在土改中全部拆毀，姨父一家三人在村外搭起的棚屋裏居住。
姨父是忠厚無用之人，但他的父親卻精明能幹，據說在水運碼頭西河灣，開了一家雜貨店，賺了不少錢。他偏愛小兒子，也就是我的姨父，讓上麵的四個兒子都“出宅”（分家時，離開原來住宅，另覓新居），將精心修繕過的住宅留給小兒子，自己也就依靠小兒子養老送終。很顯然，地磚下的銀元，是老人家偷偷留給小兒子的私房錢。隻有這二十個銀元被我派了用處，其餘的都在土改中，落到別人的手裏，枉費了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從五十年代後期起，直到八十年代姨父去世，我都在每年的年底，匯去二、三十元人民幣，另寄上二、三十斤糧票。在那鬧饑荒的兩三年裏，他們村上人一個個的生“肝炎”死了，包括姨父的二哥和侄子。姨父家三人卻躲過了這場劫難，我寄去的錢和糧票，或許起了些作用。
姨父還是很自覺的，平時並不訴苦叫窮，隻在遇上特殊困難時，才寫信來求助。比如拖欠了農業稅，公家人要來捉他家豬；兒子生了二胎，沒交足超生費，計生辦要來扒房子；以及孫子要交學費等等，我隻好立即匯錢過去。最令人辛酸的一次，他托人寫信告訴我，文革時眼睛被打傷，什麽都看不見了，不能參加勞動，隻能推著石磨轉圈圈，省幾角糧食加工錢。想到城裏醫院去看看，能不能恢複一點視力。我看了非常難過，要知道，在農村裏，一個失去勞動力的殘疾人，難免要遭受家庭暴力。雖然我寄去了治病的錢，但他去城裏眼科查了，被醫生完全回絕。
直到八十年代，由於消化道大出血，在公社衛生院裏，姨父的苦難終於熬到了頭。他的兒子來報喪時，特別告訴我，已經做好一口棺材，底板用的是花旗鬆。唉！臨去世還戴著“地主份子”的帽子，睡在棺材裏，即使有花旗鬆做靠背，又有什麽意義呢？
【2022年12月16日，世界日報“上下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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