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資中筠先生為《李慎之與美國所》一書所做的序。
李慎之，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華美國學會會長。 1923年生於無錫，1945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經濟係, 後進入新華日報、新華社，負責編輯為高層內部閱讀的《參考資料》和《參考消息》。曾擔任周恩來、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外交秘書或顧問並陪同出國訪問。中共十二大中央工作報告國際部分撰稿負責人。1957年因為倡導"大民主"被欽定為右派。1980年負責籌建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並擔任美國所首任所長。198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美國所所長, 1989年後離職。晚年致力於自由主義研究, 被譽為中國世紀之交思想領域的領軍人物。 1999年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震撼海內外,一時洛陽紙貴。2003年病逝於北京。
本書是李慎之去世之後, 由美國所的同事自發組織撰寫的紀念文集, 作者包括美國所第二任所長資中筠, 第三任所長王緝思, 著名學者茅於軾、任東來等, 以及眾多由李慎之招入所內, 受其教誨與精神感召的學者和"年輕人們"。文集從不同側麵回顧了1980年代，在李慎之領導下，美國研究所、《美國研究》、中華美國學會等開創性機構和刊物的籌備、創辦經過, 豐滿地呈現出李慎之作為學者與獨立個體的品行修養, 以及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人類命運雖九死猶未悔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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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本周四）下午5-7點，壹嘉出版與舊金山公共圖書館合作舉辦《李慎之與美國所》zoom 分享會，由李慎之的四位美國所老部下、也是書的作者，與讀者分享他們心目中的李慎之，以及李慎之給我們留下了怎樣的精神遺產。
時間：11月10日（本周四）美西時間 5-7pm
美東時間 8-10pm
美中時間 7-9 pm
北京時間11月11日（本周五）9-11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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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開風氣不為師
資中筠
“李慎之先生去了！”噩耗頓時傳遍國境內外，引起的震驚、惋惜、悲痛之迅速、之廣泛、之強烈、之深切，決不同於尋常某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名人的逝世，而是來自一種思想和精神的感召力。與他生前有所交往的各輩人等對他的稱呼不一：慎之、慎之同誌、李先生、李老師、李副院長……我則從一開始就稱他為“老李”，生前如此，本文也不再改口。他倒下得太快，去得太突然，沒有留下遺言。直到今天我總是無法想像他已永遠離去。近年來已經習慣於電話鈴一響，裏麵傳出他洪亮的聲音，似乎猶在耳際，難道真的從此不再？
我個人有幸在上個世紀80年代（大約是1982年）在赴美的飛機上第一次巧遇老李，而且恰好座位相鄰。當時都是素昧平生，我孤陋寡聞，竟也不曾聞其大名，社科院有美國所也是那次才知道的。他知道我在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美國，就單刀直入滔滔不絕地談對外交政策、中美關係、台灣問題的看法，許多看法在當時十分新穎，而且涉及種種時弊。一個有點級別的“老幹部”對一個萍水相逢的晚輩如此沒有戒備，不講官話，直舒胸臆，使我吃驚，便也大著膽子說出我原來“私心竊以為”而未敢說出，或不敢肯定的看法。當時他對改革開放滿懷信心，基調是樂觀的。那一席談似乎在我長久受到禁錮的腦子裏吹過一陣清風。在這之後，他有過幾次邀我參加社科院的對外交流活動，並著手把我“挖”來美國所，那時兩個係統人員流動還不那麽容易，他做了不少努力，直到1985年才辦成。從此我得以在他領導下工作，包括兩人都退休以後繼續交往近20年，在20年中既有耳提麵命，又有平等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甚至爭論（以我的身份可以算頂撞）。無論是何種形式，都使我深受教益和啟發，也處處感受到他思想、眼光之異於常人之處。其豐富的內容和個人此時此刻的心情一時難以言喻。隻有留待以後痛定思痛，從容整理。這裏寫下的隻是浮現在腦海中關於創辦《美國研究》的點滴記憶。
資中筠先生
美國研究所成立於1981年，而《美國研究》到1987年才創刊，比其他新成立的研究所都晚。在此之前隻有一份內部刊物《美國研究參考資料》。這與老李的主導思想有關。首先他對學術文章、學術刊物有自己的標準，在他心目中相當多的號稱“學術”的作品其實都名不副實。把國際或外國研究列入社會科學範疇，作為學術來對待（而不僅是政策研究）在我國還是新鮮事物。國際問題，特別是美國，可以公開討論和研究，其本身就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以前是不能想像的。社科院“國際片”的幾個所有一部分是從其他機關搬過來的，有一定基礎；另一部分，包括美國所是完全新創，老李認為要拿出相當水平的學術研究成果來尚需一定的時日；第二，美國與其他國家不同，無論是政治上、意識形態上都是相當“敏感”的（其實直到現在也何嚐不是，隻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既然作為學術問題來研究，就要盡量客觀、科學，與宣傳有所區別，這也是老李一貫堅持而不願遷就的。基於這一考慮，美國所先辦了《參考資料》，作為內部刊物。用他的話來說，“讓大家練練筆”。開始時較多翻譯和單純介紹情況的文章，以後中國人自己的分析性文章漸漸多起來。既是“內部”，說話就自由一些，不必處處顧慮“口徑”。即便如此，作為內部資料能夠達到那樣客觀、開放、擺脫陳詞和教條的程度也仍與老李的思想分不開。現在回頭再翻閱《參考資料》可以發現無論是翻譯介紹還是創作的文章，內容都相當豐富，既有基礎知識，也有前沿動態，還有頗有水平的分析文章。名為“內部”，發行量並不低於正式刊物，對改革開放初期，知識界渴望了解外國的旺盛的求知欲是一大滿足，同時也對如實地傳播關於美國的知識起了一定的啟蒙作用。
但是畢竟一份公開的學術雜誌是一個研究所存在的標誌。特別是隨著對外交流日益頻繁，經常遇到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是：你們的研究成果如何表現出來？我們不能總是回答：“我們有一份刊物，但是內部的，還不能給你們看”。所裏一些元老們已經多次建議要有一份公開刊物。我記得其中吳展（時任副所長）、董樂山和施鹹榮主張最力，後來在創辦中也出力最大，可惜董、施二位也已作古。我是1985年才到美國所，不久以後也加入了主張辦公開刊物的行列。老李原則上並不反對，但根據他的標準，總是覺得水平還不夠。我們認為醜媳婦總要見公婆麵（何況與當時國際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比，決不是“醜媳婦”），可以邊辦，邊征求意見，邊改進。另外，有了公開刊物，還可以較廣泛地在全國吸收稿件。記得我還開玩笑引了袁枚的兩句詩：“阿婆還似初笈女，頭未梳成不許看”，那是袁枚對自己苦吟的自嘲。
這隻是老李要求高的許多例子之一。其實他一直在考慮此事。以他長期在黨內新聞報刊界的經驗，深知其中艱難，又不願降格以求，才一再猶豫。一旦決定上馬，他就雷厲風行，親自掛帥，全力以赴，從方針到格式、封麵設計都親自過問。不辦則已，辦則即使不是一鳴驚人，也要在高起點上啟動。當時沒有專職編輯，老李創造性地決定第一年讓本所的四位老學者：陳寶森、董樂山、施鹹榮、嚴四光每人輪流編一期。關於其他創辦中的繁雜事務，他仍本著一貫的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方針，經董樂山介紹，從三聯書店調來一名女編輯邵宏誌承擔起來。邵因文革失學，學曆隻有初中，老李談一次話就把她留下，當時連集體宿舍的一張床都不能提供，就暫時在辦公室過夜。邵宏誌果然不負所望，立即以驚人的能量、主動性、敬業精神和榮譽感全力以赴，在她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實現老李的與眾不同的要求。她的作風之潑辣也是打破常規的，而且沒有等級、資曆觀念，常常風風火火衝進辦公室，直奔老李提出一個問題，或讓他看紙樣、格式等等。關於封麵設計，她找了好幾個美編，拿出幾個圖案，經過討論，由老李拍板定下來，基本上就奠定了《美國研究》別具特色的風格。20年來，雖在顏色和細節上有所變化，但基本格調不變。
至於內容，毋容贅言，老李在思想上是站在開放改革前沿的，主張突破教條、打破禁區，獨立思考，以客觀、科學的精神介紹和分析研究美國。這是他開辦美國所的初衷。他直到離開美國所多年，一直關心美國所的事。他自己說對美國所“情有獨鍾”。但他又常說他其實興趣不在專門研究美國。這看似矛盾，我體會其中複雜的心情：一是美國所是他長年受到不公平的貶黜複出之後創辦的第一件事，凝聚了他的心血；但又不僅如此，他複出是與改革開放同時，也正是由於改革開放才有此機遇。當時大家共同的感覺是一個新時期來到，都充滿希望。他基本上是繼承了“經世致用”的傳統的，加以自己本身的經曆和識見，對改革開放是滿懷激情地擁護，並有自己的設想的。可以想見他辦美國所決不僅是為了學術探索，而是繼承了晚清、民國以來向西方尋求強國之道的仁人誌士的追求，與我國的現代化緊密相聯。具體說來，就是推動改革開放。美國對於他來說，並不隻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符號，代表著一種價值體係，“現代化”的參照係。但是他的這種取向又決不可作狹隘的理解。在社會科學領域，從來就有所謂學院派和充當“智囊”之爭。盡管老李本人常常被認為起著高級“智囊”作用，他卻不止一次表示反對把美國研究定位於寫政策報告，而提倡對美國本身各個方麵作深入的研究。我在馮友蘭先生的著作中發現哲學家是“全民族的智囊”之說，就在“中國的美國研究”一文中借用了這句話，認為同樣也適用於美國研究。此文登載於《美國研究》創刊號。老李對這一提法立即采納，後來在很多場合予以提倡。從他後來的實踐來看，其範圍遠遠超過美國研究，這也就是他所說的興趣並不在於研究美國。
與此同時，他對待美國還是抱著極為審慎的態度。照道理，《美國研究》應該由他寫發刊詞，但是他猶豫再三，還是決定不寫。這與他遲遲不辦公開雜誌的考慮是一致的。所以《美國研究》還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就是沒有正式的發刊詞。他強調“客觀”的含義是全麵的，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如果把《美國研究》辦成一份專為美國說好話的雜誌，我們就跌分了（大意）。這句話在那個時候有一定的針對性，因為那是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剛剛接觸到一些外界的真相，對以前的片麵宣傳開始幻滅，在反教條主義的同時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足見他是清醒的，是真正的維持獨立精神。他一般不審稿，但對涉及外交問題，還是把關很嚴的。另外一項他十分強調的要求也有他的特色：“做到字通句順”！這看起來要求實在不高，不是學生作文的起碼標準嗎？殊不知，在他眼裏能稱得起“通順”的文章並不多。一篇旁人看來還過得去的文章，經他過目，用詞不當、成語錯位、語法不順、乃至邏輯不通比比皆是。他自己古文修養較深，對典故、成語的原義特別講究，對今人以訛傳訛的錯用特別敏感，難以容忍；另一方麵，他對白話文的規範要求也很嚴格，“的”、“了”、“嗎”、“呢”都各有其所。他常說，文革以前的報紙決不會像現在這樣錯誤百出。他見過呂叔湘戴著老花鏡，麵前攤著一張《人民日報》，拿著一支紅筆，把錯別字和詞語錯用之處一一劃出來，心裏十分難受。老李說這話時充滿了同感。我本人就被他告誡過：你該用“的”的地方常常省略，這是個不好的習慣。另外，那種食洋不化、充滿各種生造的詞語，脫離中文的基本規範，以晦澀為高深的文風那時已經開始，盡管還沒有後來那樣愈演愈烈，老李當然對此深惡痛絕。所以他的“字通句順”並不是容易達到的。不過法乎其上，至少可以得其中。應該說，《美國研究》還是有比較注意文字的傳統，總的說來文風比較清爽。這當然與幾任編輯的文字水平和取向有關，而老李在創辦時的大力強調和所奠定的基礎是十分重要的。
老李在美國所期間基本上述而不作。他慣常的做法是，想到一個問題，走到有關的研究室，即興發揮，或長或短，有時興起演變為長篇大論，旁邊房間的人也循聲而來。他有教無類，對各種水平各種年齡的人，不管理解力如何，都同樣開講。這種即興的高談闊論對於他本人和聽者都是一種精神的享受。那時他心目中的研究所可能有點像古代的書院，可惜當時沒有錄音也沒有記錄，其中有許多思想的火花和他親身經曆的有獨特意義的故事，還有許多警句，如水銀瀉地，已無法收集起來。聽眾大概都各取所需，每人在記憶中留住一點，或無形中化為自己的思想營養。好在他在退下來後最後的十年潛心寫作，留下了可以傳世的文字。不過一個人的思想是有發展和變化的，後來寫的仍然不能囊括那時的內容。可惜天不假以年，我知道他是言猶未盡的。
另一方麵他對於研究人員卻堅持以文取士。除了開創時幾位早已有所了解的老同誌外，招新的研究人員先看文章，在美國所形成一種不成文的製度。他曾對讀了一些書，有些見解，頗為自負但不大動筆的年輕人說：“你也許前途無量，大器晚成，我尊重你暫時多積累，不寫東西的選擇，那麽你也應該耐得住寂寞，不在乎暫時不要職稱”。當時剛剛恢複評職稱。文革之前的觀念，副研究員就代表較高的水準和較高的榮譽，“研究員”則常與前輩大師的名字相聯係。以助研退休的也大有人在，有“白頭貢生”之說。經過文革的斷層，當然不能完全依照原來的標準。一些老學科、老研究所的一批老的權威學者還在，有標準可循；而國際和國別研究走入社會科學領域還是新事物，前無來者。老李主持美國所和隨後作為副院長主持國際片工作，對標準的掌握起決定性作用。他在言詞上盡管陳義較高，但實際上充分考慮到曆史條件，還是寬嚴適度的。不過為了維護學術的尊嚴（用他的話說是“惜名器”），他以身作則，提出了一項創議，就是與同他資曆差不多的一批原來不是專門從事學術著述的院級和所級老同誌相約：大家都不要職稱。其實那幾位老同誌也是學識淵博，水平很高的。他們也沒有利用職權掛名主編叢書之類以取得“有著作”的資格。後來有一位已離休的老同誌見到現在“研究員”、“博導”滿天飛，特別是與權力、職位相聯係，開玩笑說“我們算是都上了李慎之的當”。
俱往矣！那樣的風骨開那樣的風氣！
是的，如果說他在社科院、美國所短短的十年中最獨到的貢獻，那就是開一種風氣，就是我最初見麵時所感覺到的一股清風。他沒有正式收過研究生，但老中青幾代學子中都有人自認為門下弟子，把他稱作自己的“導師”。他沒有當過“課題組長”，但許多研究課題，甚至一些人終身研究的方向都是他幾句話啟發出來的。他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以病餘之驅，爆發出驚人的創作力，把寵辱置諸腦後，與時間賽跑把思想形諸文字，留下了寶貴的財富，是後人之幸；但是他真正的影響遠不止於有形的文字。“但開風氣不為師”，其庶幾歟?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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