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統一後必須的主流認同紐帶
--假如台灣統一後，我們需要“皇漢認同”主流紐帶嗎？
樓主開宗明義啊：
第一啊，為什麽中共主流力主的是“武力威懾下的和平統一”而不是簡單粗暴的梧桐？因為收複失地是短期的，而統一國家的人心建設與治理是長期的，活兒必須做細，必須全方位未雨綢繆，必須汲取遺患後世的“228”事變的教訓（例如，催生出了民進黨與台獨怪胎）；
第二啊，中華民族講五倫綱常，無論過去現在都必須的，君君臣臣，那你問我現在中國還有君嗎？當然有啊，中華民族，中華國族就應該是每一個中國人甚至每一個華人心中的君，這是關乎延續我們的文化血脈、國族與寰球天下中我華夏足夠的生存空間生存時間的問題，咱們國族在天下的死生之計，大焉！
假如台灣統一後，我們需要“皇漢認同”主流紐帶嗎？ 你看樓主小姐姐我已經超越了你們男人所謂要不要統一，能不能統一，梧桐就還是和統等命題，直接進入了必然統一，統一後的思想統一大中華再造的般若境界了。
毛澤東與曆史所王震中先生觀點我比較讚同!我花了一周業餘時間，給提煉總結了一下。
畢竟我們華夏貴胄不能學朝鮮半島南北兩家，他們共謀小統一時候，已經在合謀篡改大曆史了，無論長白山、高句麗、公無渡河、朱蒙帝還是所謂他們支撐起秦漢，漢唐大殺四方的宇宙曆史觀哈:)*****VIP裏麵精神蒙元滿清八旗遺民也不少哈，希望我的文章能夠一把扯下這些人心裏永不倒的老佛爺精神大拉翅，變成耷拉翅也好。
關於中華民族認同，皇漢的我自愧不如毛爺爺 *****十二年來，老網友都知道，樓主姐姐一直以我們中華民族這個文化民族的文化正統，士與仕女的風骨正根自傲，看樣子我從今天起有必要在經濟版恢複中斷許久的華夏文明源流考連載了。
不過，我現在有點糾結，本人源流是上古東夷的少昊贏姓男子即大禹的拍檔伯益入贅給華夏族軒轅黃帝嫡次子昌意-顓頊的後代公主，生下的娃，隨後N代跟著軒轅黃帝直係後稷家的周文王周武王造同為東夷族的商王室的反，革命成功以後，融入了姬姓國姓了，三千年前分封在山東章丘的國姓爺。
即我的始祖從母係氏族社會習慣，從母姓，還是軒轅黃帝的後裔，或者現代點說是少昊東夷男與軒轅華夏女的共同後代，與周王室沾親帶故，妥妥地皇漢一枚。
不過，我這比起軒轅皇帝與周王室（軒轅黃帝嫡長房後稷一脈相傳）直係後裔的毛澤東（周文王姬昌的一百一十世孫，源於文王第十八子毛叔鄭又稱毛伯鄭）、周恩來（周太王到周赧王八百年周王室、周勃、周亞夫、周瑜、周敦頤一脈相承的直係）還是弱爆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毛澤東毛爺爺如何看“皇漢”。 少典（太昊）-姬軒轅（黃帝）-姬玄囂-姬蟜極-姬俊（帝嚳）-姬棄（後稷）-姬不窋-姬鞠（鞠陶）-姬公劉-姬慶節-姬皇仆-姬差弗-姬毀隃-姬公非-姬高圉-姬亞圉-姬祖類（公叔）-姬亶父（太王）-姬季曆-姬昌（周文王）-姬旦（周公旦）
清明祭陵祭祖是中華民族的傳統。陝西中部縣（今黃陵縣）有座中外馳名的黃帝陵，據說是黃帝殯葬的地方。數千年來，每到清明前後，海內外華人都要來這裏舉行隆重的祭祀活動，以紀念炎黃子孫的始祖。抗日戰爭爆發後，民族情緒高漲，祭祀活動增添了一層政治色彩。國共兩黨商定，每年清明節由雙方代表一起到黃帝陵掃墓，以此向國人昭示國共合作、團結禦侮的決心。
1937年，中共派往祭陵的代表是周恩來和葉劍英。1938年4月4日是清明節。國民黨方麵將派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出席，按照慣例，中共方麵也要派相應級別的官員前往共同主持儀式。張國燾認為這是金蟬脫殼的絕好機會。
4月1日，張國燾上門求見毛澤東，要求去黃帝陵掃墓，說這有利於統戰工作。 “你去幹什麽？”毛澤東搖著頭說，“軒轅黃帝又不是共產黨，我們也不必過分地去崇拜他。若是為了搞統一戰線工作的話，邊區政府派一個秘書就行了。” 張國燾堅持要去，列舉理由說：“去年是恩來、劍英同誌去的，今年級別不能低於去年，而且國民黨方麵派出的代表也有很高級別，我們不能派一個秘書去應付，以免授人話柄。” 毛澤東被他糾纏不過，讓了一步：“好吧！你去掃完墓就立即回來。” 張國燾滿口答應：“好，我很快就回來。” 憑直覺，毛澤東感到張國燾可能有鬼，專門叮囑張國燾的警衛員張海：“你陪張主席去，一是要保證安全，二是掃完墓就立即回來。”
蔣介石是有譜可考的周公旦後裔，而他原配，蔣經國生母毛福梅族源與毛澤東可以說是同宗同源，然而，現代曆史卻把“周公”稱號無愧地贈予了周恩來----毛澤東的字叫潤之，所以民主黨派又尊稱他為“潤公”，而周恩來的字叫翔宇，卻沒有人叫他“翔公”或“宇公”，而是普遍尊稱為“周公”。
大思想家賈誼曾評價周公說：“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於一身。孔子之前，黃帝之後，於中國有大關係者，周公一人而已。” 這句至高的評價，放在周總理身上，亦無不可。
華夏的自在民族階段
所謂“自在民族”就是民族意識還處於朦朧、潛在狀態的民族；自己作為一個民族已經存在，但自己還不知道，還沒有完全意識到。 夏、商時期的華夏民族就是這樣的狀態。 夏代之前的五帝時代，在華夏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過程中，充其量也隻能視為華夏民族的濫觴時期。五帝時代可稱為部族時代，與此相一致的是作為早期國家的邦國——部族國家(也稱為“族邦”)的誕生。
西周時期，華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得到進一步擴充和發展，民族文化中的禮儀製度、典章製度，也更加完善，民族意識也開始顯現，這才使得周人自稱“我有夏”，以夏為正統。再到春秋戰國時期，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的複合製國家結構名存實亡，禮儀征伐不出自天子，天下處於混亂狀態，在本民族共居之地時常出現異族的人們，致使“華夷辨”思想和危機意識凸顯出來，它強調華夏民族的一體性。所以，春秋戰國時期的華夏民族非常強烈的民族意識，是在戎狄等異族的刺激下升華的。
“ 民族可以劃分為“古代民族”與“近代民族”兩種類型，“虞、夏、商、周”四朝，古代華夏民族在形成過程中經曆了從“自在民族”到“自覺民族”兩個發展階段。例如夏商時期的華夏民族屬於“自在民族”，春秋戰國時期的華夏民族屬於“自覺民族”。
五帝時代，則屬於華夏民族的濫觴期，這一時期經過族邦聯盟，眾多的部族國家最後走向多元一體的民族的國家。 從《五帝本紀》所說的黃帝到堯舜這一序列，堯、舜、禹三位傳說人物距離夏王朝的時代較近，作為“神話傳說”所表達的“時間深度”不應該很長；而諸如黃帝之類的神話傳說所反映的時間深度應當是很長的。
以此為依據，可把五帝時代劃分為兩大段：顓頊之前的“黃帝時代”與顓頊以來的“顓頊帝嚳堯舜禹時代”。
這樣的劃分，與這兩個時代在社會形態方麵的差別也是一致的。黃帝時代實為國家產生之前的“英雄時代”，亦即“中心聚落形態”或“酋邦”階段；而顓頊至禹的時代則是邦國產生和族邦聯盟的時代。
《商君書·畫策》說神農之世是一個男耕女織、刑政不用、甲兵不起、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社會；黃帝之世，開始出現尊卑禮儀，以強勝弱，以眾暴寡，外用甲兵，戰爭突起，這是一個出現不平等、社會發生分化、但尚未產生國家的所謂“英雄時代”，即人類學中的酋邦社會。
顓頊帝嚳堯舜禹時代，大體上相當於考古學上廣義的龍山時代(前3000-前2000)。在文獻上，這是一個史稱萬邦(萬國)的時代，也是堯舜禹族邦聯盟存在的時代。 酋邦即中心聚落形態與國家的重要區別是後者出現淩駕於全社會之上的強製性公共權力。這種強製性公共權力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出現刑罰。文獻記載，最早的刑罰出現在顓頊至禹的時代。
顓頊堯舜時代，南方苗蠻集團也已製定刑法，其中有劓、刵、椓、黥等極殘酷的刑法。夏朝之前，即已產生刑法，強有力地說明顓頊、帝嚳、堯、舜、禹時代是一個具有強製性公共權力的早期國家時期。
顓頊堯舜禹時期中原地區有兩大政治景觀：邦國林立和族邦政治聯盟。 在堯舜禹時期的“萬邦”中，由於尚未產生像夏商周三代那樣作為中央王國的“國上之國”，所以當時邦國聯盟領導權的產生，多以和平推舉的方式進行，這就是堯舜禹禪讓傳說的由來--堯舜禹禪讓傳說反映的所謂民主製，說的是邦國與邦國之間的平等關係，並不是某一邦國內部的關係，因而不能用堯舜禹禪讓的古史傳說來衡量各邦國內部的社會性質。 同樣，《禮記·禮運》所說的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是因為當時政治實體體製的最高層次為邦國和邦國聯盟，尚未出現一元政治的王朝體係；《禮運》說小康的家天下始於夏朝，這是因為從夏代開始才出現了多元一體的以王國為核心為頂點的複合製國家體係。 堯、舜、禹是雙重身份，他們首先是本邦本國的邦君，又都曾擔任過聯盟的“盟主”亦即“霸主”。
唐堯、虞舜、夏禹都先後擔任過“族邦聯盟”的盟主而已。這種盟主地位就是夏商周三代時“天下共主”之前身，也就是說，夏商周三代之君“天下共主”的地位，就是由堯舜禹時期族邦聯盟的“盟主”或“霸主”轉化而來的。 中原地區的堯舜禹族邦聯盟正是由不同部族所組成，它為其後華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堯舜禹族邦聯盟中，有來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來自西部薑戎的薑姓四嶽和共工氏，來自東夷的姚姓有虞氏、偃姓皋陶和贏姓伯益等。 黃帝時代最突出的現象就是戰爭。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和《列子》都記載有黃帝與炎帝的阪泉之戰。《史記·五帝本紀》也記載了黃帝與炎帝的阪泉之戰以及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此外，《逸周書·嚐麥》、《山海經·大荒北經》、《戰國策·秦策》、《莊子·盜蹠》、《屍子》等，都講到黃帝曾進行的這些戰爭。
中國史書中說“部落曰部，氏族曰族”，部族是指比部落更高一層的族共同體，古代民族是比部族更高一層的族共同體，部族有血統因素，古代民族超越血統而以“大文化觀念”為紐帶，大文化既是古代民族亦是近代民族的血脈。在一個“大文化觀念”為紐帶古代民族的國家中可以包括若幹不同的部族，這種國家的結構每每是複合製國家結構，例如中國。
華夏族是漢族的前身，華夏起初稱為諸夏，在古時候，華夏的意思就是指繁榮的大國。
如今我們多以炎黃子孫自稱。而其實最早的時候，這是屬於兩個族群，因當時同住在中原，所以統稱為華夏族。當時中原之上，黃帝族群多數都是四處流動，以遊牧為生，炎帝族群呢？多數都是固定居住於一處，他們多以種五穀為生。當然當時還有一個族群也就是九黎族，多數居住在黃河和長江流域，此三族後世稱之三大族。
九黎族，顧名思義九個姓"黎"的部落，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就是蚩尤，蚩尤便是九黎族的大首領，而其餘八個部落都是蚩尤的八個兄弟。
黃帝，據記載是古華夏部落首領，其父為有熊國國君少典，其母為附寶，據說是女媧氏的後人。黃帝本姓為公孫氏，因其後來先後居住於姬水，和河南軒轅之丘，於是改姓為姬，取名為軒轅。在懷胎24個月後，黃帝出生，而後繼承了有熊國國君一位。
炎帝後人逐漸衰落，九黎族首領蚩尤趁機進攻炎帝部落，滅了炎帝後，蚩尤自稱為炎帝。炎帝後人求助於黃帝抵抗蚩尤，此時的蚩尤部落實力不小，為了避免腹背受敵，黃帝先兵於阪泉之野，收服炎帝一族；而後便是世人皆知的角逐涿鹿郊野，這一大戰後，黃帝擊潰九黎族，殺了蚩尤。自此一統，黃帝即位稱帝。 當時黃帝一族算是三族中實力最強的，在位期間，大力發展農業，曾播下百穀，新創衣冠服侍，更是發展醫學。
黃帝共娶四妃十嬪，一共生下25個兒子，其中14人有封姓，一共有12個封姓。分別是：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這12個姓氏便是黃帝的直係子孫，後代也都是黃帝的直係後裔。百年後，黃帝去世，葬於橋山；然後便是其孫即位，為顓頊帝；然後其子高辛即位，為帝嚳；而後就是堯舜二帝，黃帝也因此是五帝之首。
黃帝時代，中國已經進入以婚姻締結經濟生活共同體的父係社會，他共娶四名正妻即四妃，十名從妻夫人即十嬪，一共生下25個兒子，其中14人有封姓，一共有12個封姓。在《百家姓》中，絕大多數大姓都是黃帝後裔姓氏，據說有86個大姓都是黃帝直係子孫。
黃帝族由軒轅氏和有熊氏兩大支、二十五宗、十二姓所組成，是部族融合的結果。祁姓陶唐氏屬於黃帝部族集團的“北狄”分支之一。虞舜有虞氏為東夷族。舜的出生地、虞舜族的發祥地在今山東諸城。虞舜族另一居地是陳地，即今河南虞城。此地可以看成是虞舜由諸馮向西遷徙發展的第一站。其後，虞舜及其族團又進一步向中原遷移發展，從而在今山西平陸也出現虞城。 四嶽和共工氏也是堯舜禹族邦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他們卻來自薑戎。申、呂、齊、許四國都是薑姓，是四嶽的後代，而四嶽則是共工的從孫。四嶽與諸戎原本為同一部族。
顓頊在中國史前史上的地位極為重要。他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有了後世天文曆法意義上的年代記憶，相傳有“顓頊曆”說明當時已出現專職的神職人員，這意味著一個祭祀兼管理階層的形成，宗教祭祀已被統治階層所壟斷，從而使得社會進一步複雜化，這是文明化進程中劃時代的現象之一。進入顓頊時期，可以看到男尊女卑、父權已成為“顓頊之法”， 華夏民族的自覺意識 華夏、諸夏、諸華、華、夏等都是一個意思，都是對華夏民族的稱呼。春秋戰國時期的華夏民族屬於“自覺民族”----應該說此時的華夏民族已經是一個“自覺民族”。
“自覺民族”之前還有一個“自在民族”的階段，民族形成的起始應該從“自在民族”階段算起。 在古文獻中並不存在“夏”與“華”相並立的二族，《左傳》定公十年說：“裔不謀夏，夷不亂華。”這是互文，裔，與夷同義，夏與華同義，表述的就是夏即華的意思。《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有“楚失華夏”，這是把“楚”與“華夏”相對應。
《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薑戎子駒支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語言不達。”戎人駒支稱中原的華夏民族為“華”，稱自己為“戎”。這說明“華”、“華夏”等稱呼，既是華夏民族的自稱，也是他稱；同樣道理，“戎”、“諸戎”等稱謂，既是戎人的自稱，也是他稱。
華、夏、華夏、諸華、諸夏中核心是“夏”，而在春秋之前的西周時期，周人已用它來表示自己的正統性和與夏王朝相一致的民族一體感。如《尚書·君奭》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書·立政》周公曰：“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這兩處是周公說自己周族為“我有夏”。 周人為何把自己說成是“我有夏”、“我區夏”？劉起釪的解釋是：“曆史的真實是，周族的族係淵源確係沿自夏族，而且更可上溯源自姬姓的黃帝族。”這裏，夏王朝的大國家結構與夏代的民族是一體的，可簡稱為民族的夏或夏民族。
部族的夏是指在夏王朝尚未建立之前鯀禹時的夏族，以及夏王朝建立之後王朝內部以夏後氏為主的姒姓部族集團。民族的夏是指夏王朝建立之後，既包括姒姓的夏後氏部族，也包括子姓的商部族、姬姓的周部族等王朝內的眾多部族的民族共同體，所以民族的夏就是華夏民族的意思，也是夏王朝的意思。部族的夏有血緣血統上的局限，而民族的夏即夏王朝超越了這種局限，以大文化為紐帶。這種以文化為血脈的民族的夏，是夏商周三代正統之始，正統之源。
“華”、“夏”、“諸夏”、“諸華”、“華夏”這一係列的民族稱呼，凸顯了華夏民族的形成始自夏王朝，華夏民族在夏代時就是夏民族，它與考古學界以前所謂“夏文化”的夏民族不是一回事，它是夏王朝內包含夏部族、商部族、周部族等眾多部族在內的民族，它以夏代多元一體複合製王朝國家結構為基礎。
在某些時候，國家可以視為民族的外殼(即外在框架)或民族聚合的一種形式。夏、商、周三代複合製國家就是華夏民族的外殼，是複合製國家機製促使以華夏文化為紐帶、為血脈的華夏民族的形成。 所謂夏商周三代複合製國家結構，是指在王朝內包含有王國和從屬於王國的屬國(或稱為諸侯國)兩大部分：在夏代，它是由夏後氏與其他從屬的族邦所組成；在商代，它是由“內服”地的王國與“外服”之地的侯伯等屬邦所組成；在周代，它是由位於被後世稱之為王畿之地的周邦(周王國)與各地的諸侯國所組成。 夏代的王邦即王國就是夏後氏，夏後之外，據《史記·夏本紀》，夏的同姓族邦有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夏王朝內的異姓族邦有：己姓的昆吾、彭姓的韋國、任姓的奚仲、子姓的商族、姬姓的周族，等等。
周人是處於夏王朝的國家框架中的。 商王朝的複合製國家結構，用《尚書·酒誥》的話來說，就是由“內服”與“外服”相構成。內服之地，由在朝為官的百官組成，它是商的王邦、王國，亦即後世所謂“王畿”之地；外服之地，則由商的侯、伯等諸侯邦國所組成。《酒誥》的這一記載恰可以與《大盂鼎》“惟殷邊侯田粵殷正百辟”銘文對應起來：“殷邊侯田(甸)”說的就是“越在外服”的“侯、甸、男、衛、邦伯”；“殷正百辟”指的就是“越在內服”的百官。
這一複合製國家結構的機製，一是強大的王權；另一是外服的地方邦君能夠在朝廷擔任各種要職，成為在朝為官者。 在複合製國家結構中，在統一王權的支配下，王邦與屬邦是不平等的。王邦即王國，為“國上之國”，處於天下共主的地位--《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屬邦為主權不完整的(不是完全獨立的)“國中之國”。在周初青銅器《何尊》銘文中，“中或”(中國)是指成周洛邑(在今河南洛陽)。
大概從西周開始，與西周金文中的東國、南國等相對而言，“中國”也就演變為指中央之地的地域，這就是中原之地。自漢代以來，“夏”字義訓“中國”，與夏王朝的王都位於中原有直接的淵源關係。這當然可作為華夏民族的形成應當以夏王朝的出現來算起的證據。 特別是在周代，由於大範圍、大規模分封諸侯，使得這種複合型國家結構達到頂峰，形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牢固理念，而這一理念也從王權的視角對複合型國家結構的整體性作了形象說明。
不同部族的人們來到中原地區後，在建立各自的部族國家的同時，也組建了一個族邦聯盟。這樣，對於一個個部族國家而言，其國人可以是同一部族血緣的族眾；
但對於聯盟而言，卻超脫了部族血緣的藩籬，從而也會逐步產生超越部族意識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這種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人們朝著民族方向發展的動因，並由血緣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
這種複合製以王為天下共主而把不同部族的人們包含在王朝體係之中，從而使得我們所說的古代民族四大要素或四個自然屬性——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和相同經濟生活，在夏、商、周王朝已經具備。
具有共同語言，我們可以從唐虞、夏商周的漢字體係得到證明。我們知道，文字是以語言為基礎的。商代晚期的青銅器銘文與周代的銅器銘文、商人殷墟的甲骨文與周人周原的甲骨文，以及商代甲骨文與周代的金文，它們完全為一個文字係統即漢字係統，是毫無疑問的。我們還沒有發現夏代的文字，但夏代之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都邑遺址卻發現有使用文字的情況，目前已經公布的兩個字，盡管在具體字義的釋讀上還未成為定論，但這兩個字屬於漢字係統是沒有疑問的。 具有相同的經濟生活，並非指王朝內各個從屬於王室的族邦向王室的貢納，也並非指中原與各地的經濟貿易往來，而是指生活在複合製王朝國家中的人們，因地理和生態環境相同，經濟類型相同，因而具有相同的生產與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習慣。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把國家稱作民族的外殼，在這點上，複合製的王朝國家就成為華夏民族外在框架。具有共同的文化，是指自夏朝以來以中原為核心的華夏民族在衣冠服飾、禮儀製度、典章製度、宗教崇拜和祭祀以及宇宙觀等方麵所具有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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