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中國搭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列車，憑借人口優勢在改革開放時期超高速發展，大國崛起、站穩世界舞台，欣欣向榮。不過近年來經濟學家們卻一致認為，中國經濟全麵進入衰退，背後是什麽原因？
習這十年：經濟一瀉千裏
2013年，習近平展開第一任期不久，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而後更有官媒評論“‘唯GDP是瞻’，是早已根植於某些幹部頭腦和靈魂深處的痼疾、毒瘤”。
這一番話背後代表的意涵，即是習近平不再強調經濟掛帥，而是要重塑國內政治秩序。
在胡溫時期，經濟平均每年增長10%，但在習近平掌權的過去十年中， 幾乎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都比上一年下跌。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經濟GDP增長率自2012年的7.9％逐漸下行，2016年僅剩6.8%，一直到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2019年，僅有6%。
民企：百花齊放到逐漸凋零
長期觀察中國經濟的美國研究機構“中國褐皮書”（CBB）創立於2010年，正好見證習近平兩屆任期的中國經濟變化，其執行董事卡齊（Shehzad Qazi）就認為，過去十年經濟放緩的一大原因，是私營企業起飛的階段已經消失，民企不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
“在最初的幾年，中國的私營企業預期市場經濟會增長，認為（它們）會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它們的表現與國營企業相比毫不遜色，並且在許多情況下要更好，像是在盈利、承擔勞動力市場、投資等方麵。”卡齊回顧習近平剛上台的經濟環境時如此說道。
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2008年因應全球金融海嘯而提倡支持國有企業，不過習近平上台後強調政治掛帥，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資本外流，使國有企業得以憑借政府支持獲得更多資源而逐漸抬頭，加上銀行更傾向貸款給國有企業，國企逐漸超車。
根據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在2020年的一份報告顯示，2013年，非金融企業銀行信貸的35％流向國企，而57％流向私企；2014年，60%流向國有，34％流向私營，其餘流向外資或合資企業。到2016年，分配失衡愈發嚴重，有83％信貸流向國有或國有控股公司，隻有11％流向了私營公司。
卡齊接受本台采訪時說:“（貸款給）國有企業的風險要小得多，它們若未能償還貸款，可以合理地期望背後會有國家支持，在許多情況下，國家甚至是這些貸款的擔保人。無論如何，這些貸款都是出於政治目的，最終流向國有企業，（使它們）能推動經濟增長，對經濟的掌控遠遠超越了民營企業。”
不過有多份研究表明，無論政府提供多少支持，中國國有企業的生產率都低於私營企業。迄今為止，對國有部門加強財政援助並沒有幫助提高其償付能力，國有企業也出現債券違約的情況。此外，將資源投向國有而非私營部門是一種雙重打擊，不僅沒有增進國有企業的績效，還阻礙了效率高的私營企業發展，進而損害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
“國進民退”再成浪潮，也使民營企業的處境雪上加霜。身為民營企業家的前青海省政協委員王瑞琴就感歎，民營企業必須通過國企掛靠代持和國企混改等手段，才有生存的機會。根據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信息，2013年以來中國國有企業改製重組引入各類社會資本超過2.5萬億元，至2022年中央企業和地方國有企業中混合所有製企業戶數占比，分別超過70%和54%。
王瑞琴：“現在民營企業真正目前還在運轉的，主要是靠政府運作。真正的民營企業、（完全）民間資本投資的（公司）幾乎沒有。現在很多企業都主動給政府寫信說，你把我收編吧，我把企業交給你政府。”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過去10年間私人控股企業數量不斷攀升，從2012年的655萬到2021年近2400萬家。王瑞琴認為，這些企業數量雖然在攀升，但規模多為小型公司，設立公司並非難事，真正的考驗是如何生存。
監管的手掐脖子 叫你不要太成功
除了民營公司身上背負著重擔，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內，中國觀察家們最有感觸的，就是北京對企業出台越來越嚴苛的政策。在“政治掛帥”的大旗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起飛，成了刀下犧牲品。
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亞洲經濟問題專家史劍道（Derek Scissors）認為，中國政府針對大型科技企業的監管和控製，是在過去十年壓死中國經濟的“最大”一根稻草。
史劍道說：“對習近平來說，是我下達命令、我們花了錢，就應該要有科技進步。科技發展以前有國家影響，但現在是由國家主導，國家決定要發展什麽技術、並分配資源。如果在範圍外進行太多創新，就不會被視為對中國的祝福，反而是潛在的威脅。”
就在兩年前，螞蟻科技集團負責人馬雲在上海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批評中國“缺乏金融生態係統的風險”，觸動高層的敏感神經，惹惱北京領導人，使習近平親自叫停螞蟻上市計劃，這顆震撼彈也透露了中國政府對科技巨頭快速增長的影響力感到不安。
史劍道告訴本台，習近平將這些企業巨頭視為潛在威脅而展開一連串攻擊，阻礙了創新發展的機會：“習近平將成功的私營企業列為腐敗或野蠻，他們說的‘資本野蠻生長’，基本上意思就是叫你不要太成功。”
在此之後，一句“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針對民營科技業最全麵且嚴格的監管風暴。市場監管總局在2020年底對阿裏巴巴涉嫌壟斷立案調查，吹響互聯網反壟斷執法的號角，在此之後當局陸續針對占據中國經濟核心地位的數十家機構展開廣泛審查。
包括中國人民銀行、銀行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內，多達十個部委相繼出拳，大型民營公司從阿裏巴巴、京東等電商平台及騰訊、百度等互聯網巨頭，到教育培訓機構、滴滴出行等，揮別過去的意氣風發，紛紛成了風暴中心。
雪上加霜的是，在最近幾年的整頓下，當局對民營企業的打擊往往與政治打壓劃上等號，中共中宣部副部長徐麟2020年在“中國新媒體大會”上對資本家發出嚴厲警告，說要“堅決防止借融合發展之名淡化黨的領導，堅決防範資本操縱輿論的風險”。
當時風聲鶴唳，中國政府陸續抓捕多位民營企業家，其中包括重慶的李懷慶，河北的孫大午，這些企業家遭當局以“非法集資”、“非法經營”或“妨礙公務”等罪名抓捕關押，不過背後原因不外乎在政治上的言論不當，或是為維權者和異議分子發聲。
熟知商界的王瑞琴說，與民營企業主相關的案件，“基本上公檢法有一個規則，我盡量把民事案子往刑事靠、按刑事走，刑事案子讓你靠黑走…強製套成涉黑，你一涉黑就（財產）被沒收，法律程序上，用這名義沒收了很多民營企業的資產。”王瑞琴感歎，習近平12年前上台時，接手的是共產黨從建政以來留下最好的攤子，是個對於企業家來說群星燦爛的時代，“這都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成果，到他手裏，全部都給你揮霍、給你毀了。”
背離市場經濟 下一步走向哪？
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的美國馬裏蘭大學政治學院教授皮爾森（Margaret Pearson）就認為，中國近年來通過“政黨國家資本主義”的新模式，將法律與企業、經濟和國家安全綁在一起，中國政府主要靠著在公司中的所有權和地位，作為監督和控製的手段。
皮爾森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9月30日舉辦的研討會上這麽說：“（包括）擴大國家對企業的控製，無論是在國企或私營公司。習近平希望在所有企業中能有明確的黨代表（即黨支部），無論是國企、私營還是外資企業，並在董事會中擁有某種形式的黨員身份。”
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政府，除了通過反壟斷、海外上市審查等政策實施外部監管，也要求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建立黨支部等內部改革。截至2016年底，中國273萬家私人企業中有67.9％建立黨組織，10.6萬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有70％的在華外企建立了黨組織，達到7.5萬家，並且參與公司的決策權。皮爾森指出，中國政府要求企業對黨忠誠，進一步模糊了黨國與企業的界線。
當黨與企業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就越來清晰。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就曾經表示，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變得更平等、更公平。市場經濟給普通人提供了走出貧困和發家致富的機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平等的一種製度”。他在2021年一篇文章中寫道：“如果我們堅定了對市場經濟的信心，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中國就會走向共同富裕，如果我們失去了對市場的信念，引入越來越多的政府幹預，中國隻能走向共同貧窮。”
有了一把刀架在企業脖子上，這些商業巨頭紛紛“響應”政府的共同富裕政策，阿裏巴巴和騰訊在此前分別承諾投資155億美元和77.5億美元，幫助促進中國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本來是鄧小平時代提出的目標，但外界擔憂現在變成一個政治口號和運動，習近平版本的“共同富裕”隻是當局奪富人之財的借口。
在美國紐約的政治經濟專家秦鵬是這麽看待中國版本的“共同富裕”:“中共的體製是把財富榨取之後，在高層權貴階層花掉，或是幹脆花到海外大撒幣，政府花掉在基建上，讓官員從中撈取財富。從財富再分配角度來講，民營企業沒有獲得好處，也導致經濟沒有形成可持續的動力。”
2021年習近平的 “共同富裕”經濟政策推至高峰，令原本強勁經濟勢頭急轉直下。（RFA製圖）
他認為，發達國家的“財富再分配”是讓企業通過社會責任、慈善行動等來增加就業機會、縮減貧富差距、帶動城鄉發展，不過這樣的作法在中國共產黨眼中，卻被視為“和黨爭群眾”。
向世界開放的大門逐漸關閉
此外，在習近平兩屆任期中，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化也是秦鵬的擔憂所在。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主席木槌一落，宣布中國加入的標誌性一刻。但從胡溫時代到習李掌權，西方世界逐漸認知到中國並沒有兌現20年前開放市場的承諾，甚至有觀察家認為，習近平掌權後逐漸背離市場機製，離改革開放越來越遠，加上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進一步使中國經濟下行。
“市場經濟全麵倒退、（GDP增長）速度快速下跌、個人消費能力持續下降、國際關係持續惡化，會越來越成為經濟的孤島。這個是我們看到習近平執政十年發生的變化。”秦鵬說。
在習近平尋求第三個任期之際，正好麵臨全球經濟從新冠疫情中逐漸複蘇，但中國仍在經曆極端防疫措施和動態清零，這也是造成近期中國國內經濟疲軟的重要原因。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紛紛預測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隻有3%左右的水平，高盛(Goldman Sach)、野村(Nomura）和標普全球評級（S&P Global Ratings）早已將中國今年的GDP預測值下修至3%、2.8%和3.3%，創1990年以來新低，與習政府所預期的5.5%相去甚遠。
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首席亞太經濟學家艾雷洛（Alicia Garcia Herrero）就向香港《南華早報》表示，沒有明確的跡象表明，習近平將在第三個任期開始時改變清零政策。
不久，習近平是否連任的答案即將揭曉，若不改變“動態清零”這套舊劇本，中國政府該如何挽救委靡不振、持續下行的經濟發展，不僅全世界的眼睛都在關注，中國人民也殷殷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