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動輒封控、驗核酸，造成很多困苦和不便，日常健康碼如電子鐐銬已不在話下，雖然積怨深重，但是大多數人還是逆來順受，似乎被政府隨意限製自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亦難怪，“順民”的傳統本來就是中國社會的生活和思想的主流。不過，“順民”和“暴民”的轉換很可能是很短促之間的事情，例如跪地哀求城管高抬貴手的小販突然操刀刺向城管。誰也不敢說現在的“順民”什麽時候突然集體變成“暴民”，但是這種角色轉換在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時民眾很暴戾，然而，就在文革興起之前，這個社會還是一派祥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蔚然成風，1965年廣州的中學入學考試作文題目是《我們學校的新氣象》，要求考生描述互相尊重、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好人好事。變成彼此仇視、彼此攻擊、彼此拚命也就是一年半載之內發生的。誰也不會去想像平日循規導矩的普通市民集體變成殺人手段殘忍的暴徒，但這種事情確實是發生了。文革中派性武鬥的血腥自不待言，就是1967年廣州的“打勞改犯”事件，也暴露了普通市民的獸性。一位前輩是這樣向筆者描述他當年所見的：
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兩派武鬥正處於高潮，加上謠傳大批勞改犯從獄中逃出，要洗劫廣州，城市裏人心惶惶。那一夜他整夜沒睡,因為窗外敲銅盆、擊鐵桶的聲音彼起此伏,響徹這個幾百萬人口大城市的上空,由近至遠,由遠及近，這是所謂居民聯防的信息傳遞。淩晨3、4點鍾, 他跟著鄰居上街看熱鬧，據說是附近的市民消滅了幾個"勞改犯"。到了鎮安路（現在康王路的一段），他聞到一股怪異的氣味,越往街裏頭去,氣味越強烈。在不到200米的路段上，有三個被附近居民群毆致死的人。一個是被捆紮在路燈柱上的,血肉模糊,已經死了；另一個跪在一幅磚牆下,雙手綁在背後,上身赤裸,一根四分粗的水管插在背部,渾身濕透,垂著的腦袋滴下液體,應該說是血,在他膝前形成一灘,看樣子還有氣息；還有一個是躺在地上的一條屍體,位置在文化公園的西門。群眾不問來曆和情由，就將夜間在街上流漣或露宿的人當成流竄的“勞改犯”打死。很多前來圍觀的市民如池魚穿梭，看完這個死人再看那個死人，像觀賞博物館裏的雕塑一樣。
鎮安路上發生的事情不是孤例，而在廣州市區則隨處可見。《羊城晚報》2013年1月26日第B10版，有《廣州“文革”期間的“打勞改犯”事件》文章，對類似的情景有更多描述。
習慣在強權秩序下生活的民眾，一旦不再受國家機器的嚴控，便由群羊變成群狼。中國社會傳統的仇很往往不是以強者為對象，而多是以弱者為對象的。大眾麵對強者反而表現出十分服貼和順從，他們是“順民”。但是，強者不可能是永恒的，專製政權總會沒落，沒有強者壓製的大眾便迅速變成了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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