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不要裝懂，見了風，就是雨，跟西方妖魔化中國的心態無二致！

平時都很欣賞路邊的野花不採白不採的精選話題，但這次明顯是敗筆。東亞同文書院就是現在日本私立愛知大學的前身，建於上海，主要是培養精通中國本土的專業人才，不同於士官學校，陸軍大學，帝國大學，早稻田，及慶應等精英搖籃，也有別於專門培養間諜的中野學校，大環境之下，被當局收容參與輔助侵略行為，並非孤案，像東京外國語學校或大阪外事學校（現大阪大學外國語學部）的蒙語，朝語，漢語專業出身而從事類間諜的學生亦非少數。東亞同文書院的教學特點就是實習考察，符合地理教學的基礎。東亞同文書院主持過的所有學生考察記錄已經由我尊敬的藤田佳久（名古屋大學地理學博士，愛知大學榮退教授）編撰成冊（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旅行記錄第一卷，第二卷，1995年大明堂出版）。現地考察仍舊是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前身就是東亞同文下院）目前遵守的教學方針，所有學生需到中國留學一年（本部置於南開大學的合作辦學機構）。所謂地圖問題，略顯複雜，有相當一部分是軍閥混戰時期聘請的日本軍事顧問或公或私而為，當然也是為了配合參謀本部的長遠戰略。所有中國繪製的地圖已經由大阪大學小林茂榮退教授匯總成冊（近代日本の海外地理情報収集と初期外邦図、2017年大阪大學出版社）。另外，庚款退款（對華文化事業）事業中也有向中國大學贈書和地圖的專項，包括日本的精細地圖（5萬分之一），也有在中國繪製的文中提到的間諜製作圖，當時的想法沒有那麽複雜（例如，1929年3月4日日本外務省檔案記錄，向中山大學贈書包括日本參謀本部製作的日本精美地圖103張、中國大陸實測地圖1358張、朝鮮半島實測地圖722張）。總而言之，中日全麵戰爭之前和之後有本質上的區別，不是人人都精準預測到後期的發展而做儲備，倒推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