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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5歲到60歲，不能說不是人生的重要階段。
很多人問，是否後悔回國。
當然不後悔。
因為，困難確實有，但也樂在其中。
雖然用了較長時間才獲得博士學位，我從助理教授到講席教授的時間不很長，成為美國學會的學術刊物編委也比較早、比較多，在每個階段屬於生物學裏麵比較年輕的。
回國前，我參加的活動常常屬於年輕的。因為中國曆史造成的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青黃不接，我回國後立即經常是年齡最大的。
十五年前的重要問題：未來怎麽過。
1
核心科學
2007年至2022年，我的工作核心是科學研究，冒險探索。
在美國的23年已經證明自己可以按外界標準做到滿足外界要求。
回國後，不再理睬外界轉而跟隨內心對科學的興趣。
我實驗室傳統的優勢是基於廣泛和深刻理解生命科學而較好地判斷重要的科學問題，但弱點是技術單一、而且比較弱。
回國後，專門彌補了以前的技術短板，建立了世界上技術最全麵的生命科學實驗室，估計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實驗室如我實驗室一樣的技術體係同時擁有從果蠅、老鼠、猴到人的基因分析，從小分子化學分離和分析到蛋白質分離純化，從電生理到光學成像和操縱。建立這套體係，使我實驗室從偏重科學問題而技術單調偏弱，到技術體係完備、技術可以跟上科學研究需求，是一個艱苦的過程。
隻有敢於不“臨淵羨魚”、才會“退而結網”。
對自己要有足夠信心和期待，才能相當長期隱忍不發。
現在，我們一個實驗室內部就可以用分子生物學、遺傳學、電生理、人類基因組分析、化學分析綜合交叉研究重要生物學問題，特別是（但並非百分之百是）重要的神經生物學問題。
一方麵是改進技術，另一方麵是不怕壓力、不怕失敗、敢於獨立追尋重要問題。
我自己動手能力低，是我實驗室傳統問題的原因，改變這一弱點非常重要。
我自己動手能力低，同時使我在實驗室的絕對時間不需要很長，可以有“課外活動”。即使加上閱讀科學文獻、教學等有關工作，最多每天需要半天。
正如鄧小平先生說，領導人不能過多主意，實驗科學課題組的領頭人也需要適可而止，避免過度幹涉做實驗的實驗室成員。
所以有大量時間可以用於“課外活動”。
2
重視教學
我早就知道自己喜歡教學。教了十幾年後才意識到這可能是母親家庭的傳統。
1994年，我任教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後，大概在兩三年之內就與Rafi Kopan和Ross Cagan兩位誌同道合，開設了研究生選修課（Molecools），曾經有80多人同時選修，成為當時華盛頓大學生物醫學選課人數最多的選修課。近年還有當年選這門課的美國學生（現在的美國教授）在電子郵件說起。我們選擇一些特別有趣的分子，講述其生物學研究。
我給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中心開始過分子神經生物學。神經所成立後，我參與其神經生物學教學。可能初期的發育神經生物學是我教的。2000年，我和吳家睿創立後來稱為Bio2000的課程，主要是分子生物學和細胞生物學。這門課程獲得科學院的特等獎。2003年，擴展到北大和清華。我是逐年退出，大概前幾年起不知道這門課的情況了。我主持的三年（2000-2002）肯定對科學院上海部分的生命科學研究生有較重要的作用。
2007年全職回國後，調整北大生命科學學院的教育體係，鼓勵優秀年輕科學家投入教學。例如，生物的挑戰班最早五年是我那時建立，後來交給年輕人，他們不僅延續而且事實上做的更好。
PTN、CLS等研究生項目，也是後來的老師做的更好。
我自己一直在一線進行教學工作。
從2008年秋天開始，我給本科生開始《生物學思想與概念》，後改稱《生物學概念與途徑》。自己編教材，以經典實驗為核心，講解重要生物學概念的提出和建立，講解重要的生物學研究途徑。明年開始，準備同時給研究生。因為實際上，可能對極少數本科生有益，而對大多數研究生有益。
我也參加過一些其他老師主持的課程的教學。最初參加過《發育生物學》、《遺傳學》的教學，特別是發育生物學，當時我能教的部分，可能其他人熟悉程度不夠。後來主要是神經生物學的本科生課程的一兩堂，和有些研究生課程。
北大生命科學師資力量不斷充實，現在讓我教學的比較少了，而且常常是第一堂的導論。
但我自己的《生物學概念與途徑》課程準備教到退休之年/身體不行之時，看哪個先發生。
年複一年，教同一門課，但學生不同，而自己也每次希望比上次有所提高。至少，到2022年，我做到了一門課自己從頭到尾教，而不是以前的其他老師教一半。
3
認真管理
一般人，在沒有參加管理之前，都很容易認為自己有管理能力。
參與的越多，才意識到管理能力也是有很大差別的。
我自己的能力隻在科技和高等教育的範圍之內。
我的體會：管理需要有能力、也需要有公心。
很多缺乏公心的人做管理，是中國受害的一個原因。但這說明如果有公心的管理者越來越多，中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很多能力不夠的人做管理，是中國被耽誤的一個原因。但這也說明如果有能力的管理者越來越多，中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不時有人認為沒用上我的管理能力而歎息。殊不知，我看中國有一批非常有管理能力而且有公心的人，他們的能力比我高很多，而沒有合適用上。他們還繼續寫建議，無論是否被采納，而且他們不能抱怨，更不能像我一樣公開寫文章。要是他們能寫，層次、水平、文字的優美都會高我很多。
全職回國之前，我參與過一些建設。
2007年至2013年，任北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期間，首先是建立了現代化的教師聘用體係（附一，附四）。我和施一公在兩校的生命科學學科建立的體係，都被兩校推廣。北大是2014年全麵推廣。這一體係是十幾年來北大師資質量保障的關鍵。這一體係的建立，在北大是經過二十多年，在我之前就開始探索新體係，我來北大後，也有多任校領導和多個其他院係研究所和中心的努力。但我相信，我和生命科學學院的實踐，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可能是承前啟後真正證明可以落地、可以成功、可以推廣的一環（附三）。
師資體係改革，當然矛盾很多，包括學院內、新老、功勞和苦勞，等等；包括如何處理和安排老院士、新院士。核心是卓越和公平。
北大生命科學學科，在2007年之前，隻是中國高校第一，而那是因為中國高校的生命科學研究普遍弱。今天北大的生命科學學科，在很多人的前赴後繼的努力下，不僅全國領先，而且在世界上顯示快速質量提高。
建立體製後，很多工作可以長期延續。今天北大生命科學的研究質量、學術氣氛、學生的學習環境，與以前相比，有很大的改進，而這些改進並非都是以經費帶來，很多單位經費早就比北大多，它們沒有足夠改革而顯示經費不加改革是難以有很好的效率的。
對於我參與過的其他，如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附二）、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我從來是幫忙不添亂。麻煩的事情，有時要我出麵扛，我在兩個單位都偶爾扛過。如生理所號稱全體學生上街抗議，我立即公開回複請向我開炮，我來專門回答質疑。北生所沒錢了，我和一公聯係上級。我也曾個人為北生所經費給人下跪借錢。
多個改革單位的年薪，我都幫助堅持要足夠高，不能沒有吸引力。這一點，因為我所堅持的單位都是改革的先鋒，所以它們的年薪恐怕影響了全國相當一部分年輕人的情況，隻是很多是間接參照的結果。
前二十年參與各種新建和改革，對於首醫的工作有幫助。
4
紮實創業
中國生物技術產業，最近十年終於出現第一次高峰，雖然是小高峰，而且現在已經進入第一個調整期（相對寒冷期），但它預示著中國生物技術產業進入的國際正常發展軌道。
前幾年，我應邀幫助中國回顧過幾次藥物產業曆史（例如，附五）。
中國生物技術產業第一個高峰，是多個原因促成。它幫助中國經濟發展，也幫助大量中國生物和化學畢業生提供工作場所。現在，不僅北大清華很多老師創業，一些學生也創業。
我的第一個學生創業，我隻從旁幫忙，沒有任何參與。
第二個學生創業，我幫忙，也參與過短暫的時間。
後來我選擇參與了生物技術創新企業。選擇可以用上我的特長、不怕年紀大的弱點的方向和項目。
做成一個好的企業，非常不容易。我們大家都在埋頭苦幹，網頁很差、微信公眾號沒有。
我們相信是靠本事，不是靠嘴巴，所以我們隻在必要的時間、必要的場合談，其他時間和場合不談。
國家支持科技人員創業。我也給國家申報了全部的參與。
凡是需要轉化的，我都通過北京大學，因為我實驗室在北大，我作為老師申請轉化沒有利益衝突。而我是首都醫科大學法人和校長，難以避免利益衝突。何況，我在首醫並沒有實驗室。
5
不倦誨人
如果有人批評我是“教師爺”，我不會反駁，因為自己也認為有這個問題。我也不認為這是什麽大不了的貶義。
我希望我弟弟能用其聰明和幽默幫我減少這個問題，好像效果有限。有些喜歡我文章的讀者，對我弟弟不習慣，不知道我就是希望能夠像我弟弟那樣寫，隻是水平不夠。
我批評的原因，與一般人的原因不同：不是因為我對世界悲觀，而是起源於我對世界太樂觀。
我母親是我小時候觀念形成的關鍵。她一直教我這個人怎麽好、那件事怎麽好。
我從小對世界充滿樂觀，其實現在還是過於樂觀。
但一旦看到世界不是我母親說的，看到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就特別生氣。
對十幾個人生氣了、對一十幾件事情生氣了，我可能就會寫下來，公開批評一個人或一件事。
而當然我不僅在很多單位支持了很多年輕人，而且我公開也推崇和表揚了很多人。也是希望起到教育作用。
但一般人容易記住我批評的人和事，不那麽記得我推崇和表揚的人和事（特別年輕人，例如2012年的附七）。
事實上，我公開文章中推崇和肯定的人遠多於我批評的人。前者如：林可勝、陳克恢、蔡翹、馮德培、張昌紹、張香桐、謝和平、湯飛凡、鄒承魯、鄒岡、袁隆平、屠呦呦、餘亞綱、顧國明、張亭棟、周其鳳、王曉東、施一公、施揚、管坤良、張毅、程亦凡、邵峰、李文輝、楊勇、張岱、張宏等等。
有些人如蒲慕明，肯定其優點和做對的事情，毫不留情批評其缺點和做錯的事情。他是我迄今批評過的唯一科學家。
我建議《知識分子》開辦的“華人之光”專欄，也曾經介紹一批華人科學家。
通過未來科學獎，我們科學委員會認真工作，推出了中國迄今為止最有信用、共識程度最高、最公平的自然科學大獎。
通過科學探索獎，我們科學評審委員會嚴謹工作，推出了中國迄今為止對青年科學家最好的個人支持。
未來科學獎和科學探索獎，影響超出獲獎的人們，而在中國科學界帶動了追求卓越、追求公平的文化改變。
《知識分子》、《賽先生》兩個微信公眾號，都是為了文化建設。早期參與很多，現在幾乎不參與。而重要的是：《知識分子》、《賽先生》都成為公益組織，公認為我國科學界和高等教育最公平和公正的共享平台。
在美國期間，我的科研之外的活動包括教學、讀書（了解科學、了解世界、了解中國）、科普（在中國和美國的中文刊物發表科普文章）、參與對中國科學的谘詢和部分工作、把國際學術會議引入亞洲和中國等。
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刊物，是文科學術刊物，其編委中隻有很少幾位科學家，十幾年前我成為當時最年輕的科學家編委。
中國質量最高的國際會議，長期十幾年是在香港科技大學的Gordon會議(附六），提議和發起人是我。落地和堅持的是今年上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的葉玉如（Nancy Ip）。
6
喜好曆史
我對科學史、美國建國史和中國近代史曾經都比較感興趣。
後來，幹脆做了一些科學史的研究，成為科學史原創研究者。
我在英文的刊物上，發表一篇文章（附八），對“腎上腺素”的發現史正本清源，指出美國藥理學家不顧事實，壓製旅美日本科學家的首創工作，即使在英國諾獎得主堅決指出日裔科學家的情況下，美國長期錯誤地沿用錯誤的名詞。其根源是混淆曆史。
我與黎潤紅、張大慶合作用中文發表過幾篇文章和幾本書，揭示青蒿素發現的科學史。我們的研究結論，是全世界最全麵、最客觀的，也是唯一被參與的多方麵所共同接受的。
我們還做了張亭棟的三氧化二砷治療APL亞型白細胞的曆史。
從喜好，到原始研究，有點專業化。
7
為利益會後悔不已 為理想會迎難而上
留在美國，可以繼續教學、科研，也可創業。生物醫藥界，有些華人不回國，但在中國設立企業，為國外提供見縫插針的服務，獲得不菲的經濟回報。但有理想的人會認為這與幾十年前把中國紡織品轉口到西方的港澳商人沒有本質差別，雖然有個人利益，但不值得追求。真有事業心的人，可以努力在中國創建以後有可能領先世界、造福人類的企業。
以下的對話反映了我對文章題目想法的一部分。
2022年7月10號星期天（美國9號星期六），有位老朋友在微信上曬一群美籍華裔成功人士聚會“登高遠眺、品嚐美食、美酒和咖啡，一片歡聲笑語”。
我留言：“這是我力圖避免的：一輩子在美國，主要與華人聚集，自己努力做好職業（也許職業有所追求），安安穩穩，但畢竟是限於個人的生活”。
對方回複：“人各有誌。我很高興大家一起在有美國國旗圖案的陽傘下開心聚會”。
我批評了美國的缺點，對方沒再回複。
當然有人可以問中國就沒有問題嗎？中國肯定有中國的問題。
但這是我出生的國家，是我家庭和學業前輩在更艱難時代沒有言棄而為之奮鬥的地方。
而且我相信一百年後中國很可能超越美國，五十年後朋友的中國母校可能超越美國絕大多數大學，包括她先生任教的斯坦福大學。
重要的是，無論百年、五十年的目標能否實現，我自己都在裏麵起了當時其他人不能起到的推動作用。
所以，非常值得。
是否回國的核心問題在於：
1）對中國的長遠是否有信心
2）利益第一、還是理想第一
不回國的一般都對中國長遠缺乏足夠信心。
回國的當然不都是理想第一，但不回國的一定不是理想第一，而甘願在美國做一個自己利益至上、不用冒險犧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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