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度荒
1959-1962年間，中國遭遇了連年自然災害，引發嚴重饑荒。此時，美國新任總統肯尼迪及其政府對中國的情況給予了特別的關注。他們認為，中國國內的嚴峻形勢以及中蘇兩國日漸交惡的變化，給美國帶來了調整對華政策的契機，決定嚐試通過糧食援助，向中國伸出橄欖枝。為此，美方製定了援助中國的方案。
1962年2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帶政治條件的方案：允許中方用硬通貨向美國購買300-500萬噸小麥。美方的另一個附帶政治條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國同意放棄它對鄰國的軍事政治壓力，美方同意以長期和低息賒銷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萬噸小麥給中國。
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的時機，指示美國駐波蘭大使比姆與中國特使王炳南就此進行溝通。肯尼迪明確表示，如果王炳南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響，美國將從人道主義立場給予盡可能的幫助，美國甚至可以給中國的窮人送救濟包。
不過，在中美雙方的溝通中，王炳南表示，雖然中國受到了連續幾年自然災害的影響，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這些困難，中國人民絕不依靠別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會拿原則去做交易，由此拒絕了美國的糧食援助提議。
中方之所以談到原則問題，是因為肯尼迪的糧食援助計劃並沒有從根本上拋棄美國利益，他想略施小恩小惠，以誘逼中國在重大的台灣問題上讓步。雖然肯尼迪的希望落空了，但是中國方麵對於美國表示的援助之情已然心存感謝，並為尼克鬆時代中美關係的好轉埋下了一個伏筆。
唐山大地震
國際援助被擋在門外
1976年7月28日，裏氏7.8級的大地震瞬間將唐山夷為平地。地震發生後，國際社會迅速做出反應，一時間，表示願意提供援助的聲音很快傳到了中國。
7月28日，剛剛接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的托馬斯·蓋茨在給白宮的報告中稱，他已原則上同意提供中方所希望的任何幫助。
7月29日，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在致電中國政府總理華國鋒時說，聯合國將為減少這場災難給中國帶來的不利影響而做出努力。同一天，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克羅斯蘭在英國議會下院宣布，他已命英國駐華大使向中國詢問援助需求。
7月30日，日本外相宮澤喜一向內閣提出為中國提供救援物資的報告。報告很快獲得批準，日本駐華大使告知中國政府，日本已為中國災區準備好帳篷、藥品等各種援助物資，隨時可以出發……
然而，因為當時的時局所造成的對國外援助的過度謹慎，使得國際社會的熱情未能在受災嚴重的中國激起任何漣漪。當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明確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災努力說明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考驗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說明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製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散發了這篇社論。各國認識到，中國顧慮重重，可能不想接受國際援助，對此，世界輿論感到很惋惜。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社論中說，“目前的形勢顯然更需要國際合作，但願中國能夠對此有所認同”。
西方世界的擔心很快得到了證實。7月30日，當日本大使轉達日本對中國的援助願望時，中國以謝絕日本的方式告知世界，中國不會接受任何國家的援助。就這樣，在那種特殊的年代中，中國在遭遇幾百年未有的特大地震災害時，錯失了很多國際援助。
1980年“南澇北旱”
謹慎接受外來援助
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了中國人的思想，中國政府對於國際援助的態度，也因此開始朝著更加理性、務實的方向轉變。
1980年夏季，中國北方地區出現30多年來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億畝農田因缺水幾乎絕產。同時，長江流域則因連續暴雨正浸於洪水之中。受到旱澇齊襲的中國急需救援。
麵對嚴峻的形勢，中國政府首次決定向國際援助敞開大門。當年10月，國務院批準了外交部與民政部聯合上報的《關於接受聯合國救災署援助的請示》，並指出，可以適當爭取聯合國救災署的援助。
事實上，對於以什麽樣的態度、接受何種程度的國際援助，當時中國政府仍是偏向謹慎的。盡管中國已表示了接受國際援助的意願，但卻並沒有更具體地提出進一步援助要求。比如，在向聯合國報告災情時，中方隻說明河北省因旱災需要援助，而對山西、內蒙古、陝西、甘肅等地同樣嚴重的旱情卻沒有進一步說明。
在受援渠道方麵，中國的決定也有很多謹慎——要求所有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援助物資必須經由聯合國救災署發放給中國。在外界輿論看來，在此時中國的思想中，自力更生作為一項“原則”，仍然占有絕對重要的地位。
然而，從拒絕到有限接受援助，中國畢竟還是向前邁出了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步。由於聯合國救災署的努力，國際社會在中國1980年旱澇災害中，共提供了價值超過2000萬美元的賑災物資，這便是中國首次接受的國際援助。借此，中國也向世界發出明確的信息——中國已決心開始接受災害中的國際援助。
大興安嶺火災
主動請求國際援助
從1981年底到1987年，中國接受救災外援的工作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聯合國救災署多次表示願意同中國交流災害和救災工作情報。每遇較大災害，一些友好國家也通過中國駐外使館詢問災情和了解中國對接受救災援助的意向。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對國際援助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1987年大興安嶺發生特大森林火災，導致5萬多人無家可歸，直接經濟損失5億元人民幣。麵對災情，中國紅十字會首次向國際社會提出受援請求。中國政府成立工作小組，統一領導接受捐贈工作。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這次災難也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5月29日的《人民日報》報道：美國政府捐助500套防火服和油鋸等物資、美國駐華使館代表美國政府還捐贈了 2.5萬美元的救災款；法國政府捐贈了治療火傷特效針劑6萬支；聯合國糧農組織提供一個援助額為30萬美元的緊急技術合作項目；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機構捐助8.5萬美元；聯邦德國政府將向我捐助價值50萬西德馬克的400台油鋸和15 00件燒傷軟膏……最終，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捐贈了大量救災資金、器材、藥品和食品，為中國的抗災賑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88年，國務院出台新政策，明確規定如遇重大災情時，可以主動接受各方麵友好國家、地區、組織及個人的捐贈。
1991年華東水災
呼籲大規模國際援助
1991年，中國華東地區發生特大水災。這一次，中國政府第一次大規模、直接呼籲國際社會加以救助。當年六七月間，各國駐華使館從中國媒體上看到了水災情況，紛紛打電話到外交部詢問是否需要幫助。於是，外交部將及時呼籲國際援助的建議轉到民政部。
7月初，民政部綜合意見後，將報告送到國務院。中國政府隨即果斷作出了向國際社會呼籲緊急救災援助的決策。7 月11日，“救災緊急呼籲”新聞發布會在北京首都大酒店會議廳召開，當時的民政部副部長陳虹向中外記者介紹災情，並代表中國政府呼籲國際社會提供救災援助。
陳虹的呼籲很快得到了響應。聯合國先後收到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丹麥、荷蘭、德國、新西蘭等的捐贈，總額達到5000多萬元人民幣。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國共接受境內外捐款物合23億元人民幣。此後，中國每逢巨災大難，向國際社會尋求援助便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沒有任何爭議。(世界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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