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如果說十餘年前《文化縱橫》開始討論“風險社會”這一主題時，我們對風險的認知還是一種預想；那麽今天，風險社會無疑已成為一種現實和共識。過去五年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世界範圍的各種危機接連出現。近來最為牽動人心的，國內是疫情反複，國外是俄烏戰爭及其連帶影響。有評論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動蕩的危機時代，過去幾十年來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製度、理念乃至曾經有效的行為方式，都在鬆動和瓦解。泰蘇老師對國內外情況都有切近觀察，在您看來，如何理解當前全球範圍的危機狀態？危機是否正在推動某種結構性、製度性的瓦解與重構？
張泰蘇：確實，當下局勢的變化，讓我們感覺到，今天的世界與1990年以來的世界，已大不相同。就國際局勢來說，最核心的結構性因素有兩個：一是經濟全球化所引發的某種政治反彈；二是中國的國力興起，引發世界經濟實力格局的重新洗牌。這兩者是高度綁定的，因為中國能夠興起，很大程度源於中國是經濟全球化最大的受益方。
當然，這裏說的格局洗牌，還不能簡單地定性為舊霸主和新興國家之間的必然競爭。不可否認，這裏麵確實有美國對經濟全球化的反思，以及對其所認為的新對手的敵視，也有中國對於打破以西方利益和話語為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某種渴望。但在另一個層麵上，這也是一種美國基於內政需求而製造的外部危機。
在某一種政治敘事之下，中美衝突本質上是意識形態衝突，是不同政治體製之間的衝突。但這種說法無疑把政治問題過度簡單化了。美國在選擇盟友的時候往往不看該國意識形態或政治體製。如果一個非民主國家能夠給予它足夠的利益，美國完全可以和他們形成緊密的同盟關係。而如果一個民主國家實質性地損傷了美國的政治利益，美國也可以和它形成敵對關係。這一點在歐亞都有非常顯著的例子，如沙特，如伊朗，如2020年之前的俄羅斯，如70年代的中國。與此對應地，中國的國際政治關係中，以現實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來處理問題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當然，不能因此簡單地認為一切都是利益，而忽略所有的意識形態因素（這一點在理解中歐關係是尤為重要），但僅就這五年以來的中美關係惡化過程看，它裏麵的利益考量（包括內政與外政利益，前者尤其明顯）是非常清楚的，也值得額外強調。
當前的美國，經曆了疫情衝擊，正麵臨國內經濟和社會深刻調整的需求，因而迫切需要促成政治整合。但美國是個自然資源過於豐富的、多民族的移民國家，在其曆史上，地域政治整合的需求並不強，也往往沒有除個體自由之外的、比較具體的政治共識，而“維護個體自由”這個共識又很難成為大規模國家行為的政治基礎（甚至往往是阻力）。20世紀以後，美國進入全球軍事、經濟博弈階段，美國政府想要做成事，就必須凝聚足夠的內部政治力量。但美國的曆史和國情決定了，政府很難依靠純粹的國內動力去推動政策議程，在這種情形下，樹立外敵，就成為美國製造內部主動性政治共識的最主要方式。曆史上，美國的對手先是德國，後來是蘇聯。蘇聯之後，沒了外敵，美國政治一下子就鬆垮了，其政治精英們也進入了不斷尋找新外敵的狀態中。甚至連日本這種已經在政治上與美國緊密綁定的盟友，也一度被定義為外敵。再之後則是“9·11”事件，以及長達二十年的中東用兵。到今天，輪到中國了。
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當前美國政治正處於非常嚴重的分裂狀態，在絕大多數顯性政治議題上無法形成共識。但美國又亟需加強基礎建設，刺激經濟發展。做基礎建設就需要整合政治力量，也就必須塑造中國這個外敵來達成政治共識。相應的，我們國內其實某種程度上也在利用美國的這種對抗態度。所以我認為，中美之間的衝突雖然有一些必然性，例如宏觀的經濟背景、地緣政治背景等等，但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變得如此劇烈，其中也有一定的人為因素。現在拜登政府想在國會通過任何重大經濟提案，基本都不可能繞開中國，必須加上對付中國這個前提，才可能達成內部共識，把事情推進下去。這種政治機製並非美國獨有——在任何國家，外部假想敵的存在都有利於內部政治整合——但起碼在西方諸國中，美國對這個機製的曆史依賴確實是最深的。
說到當前最受各方關注的俄烏問題，如果沒有中美衝突的大背景，它的波及麵不會有這麽大，也就是一次局域性的戰爭而已，還是一次相當膠著、在軍事上乏善可陳的局部戰爭。對於美國及其盟友而言，單從軍事層麵看，基本可以說此前俄羅斯的軍事實力被嚴重高估了，因而理論上歐美國家是可以放下部分戒心的。但戒心一直放不下，而且愈演愈烈，是因為他們看向的，一直是中國。對美國來說，它在俄烏衝突中的所有行動，都可以說是在為與中國的潛在衝突製造先例，或者說想對中國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既可能是震懾，也可能是刺激。另外，美國對盟友的目標，是希望這些盟國投資軍備，這樣美國自己可以節省大量軍費，也能騰出手來對中國施壓。而且俄烏衝突的效果是很明顯的：從戰略上看，北約確實被這次戰爭重新激活了，德國也立刻表示每年拿出2%預算去重整軍備、投資軍工，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也各有表示。當然，在經濟、能源方麵，美國確實得到一些好處。不過，就天然氣來說，美國是可以高價出售給歐洲，隻是大量天然氣出口以後，美國國內的天然氣價格也會跟著上漲，對於整體經濟局麵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認為美國這次的決策和行動，最直接的還是出於軍事戰略考量。
從俄烏衝突的深層根源來看，首要原因或許是北約東擴，但在北約東擴這件事上，其實美國也是半推半就的一方。東歐這些小國長期受到蘇/俄壓製，想換一個保護者，所以就嚐試加入北約，以脫離俄羅斯的控製；而美國由於冷戰勝利後的自大，也沒有拒絕，反而順水推舟。事實上，北約東擴到今天這個程度，美國國內也不是沒有人後悔。總的來說，在過去這十幾年裏，美國政治高層未必就真的那麽在乎壓製一個已經嚴重縮水的俄羅斯。醉翁之意不在酒，對美國及其盟友來說，他們是把俄羅斯和中國放在一起考慮的。隨著中國實力和影響力的擴大，歐洲擔心如果俄羅斯與中國綁定，它們會處於對抗的第一線，所以非常緊張。東亞一些國家也有同樣擔心，甚至更為強烈。
所以，如果說危機背後有什麽根本性的轉變，那還是全球化經濟後果的出現和世界格局的深度調整，是這個大背景的改變。疫情隻是一個衝擊條件，它讓問題暴露得更快，並且加速了改變的進程。
▍為什麽危機之下裂痕和對抗反而加劇了？
《文化縱橫》：我們看到，危機時刻，東方和西方在政府、社會、個人、價值觀、危機觀等方麵表現出諸多認知差異。事實上，近年來有關東西模式差異的討論十分熱烈，已經形成了許多分析、判斷乃至定見。您對東西方曆史文化和政治法律製度都有長期研究，除了人們通常比較的東西模式差異外，您認為還有什麽我們沒有注意到的關鍵問題或重要維度？是否存在某些誤解或誤區？可否結合您的研究經驗來談一談？
張泰蘇：首先，國內，乃至於整個東亞地區，在疫情前期所表現出來的自上而下的組織能力與社會管理能力，是真實的。歐洲一些國家也有相當可觀的社會管理能力，但歐盟缺乏整體調控能力，而美國政府由於政治文化不允許，則完全不可能實現這樣的效果。所以在奧密克戎出現之前，國內很多人確實感受到了相當具體的製度優勢。當然，傳染性極強的新變種的出現，削弱了高強度疫情管控機製所帶來的社會紅利，大幅加劇了它的經濟代價。這些之後會再討論，但無論如何，疫情期間各國不同的應對措施，其實有著各自的深層政治文化基礎。
美國對於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觀，確實有一種貫穿整個國家始終的深層信仰。整個美國的政治敘事，基本上一直繞著這兩個概念轉，尤其是繞著個體自由轉。美國人對於政治民主的理解經過了各種版本，但個體自由是一個大致穩定的根本價值觀。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至少在敘事上，最早的移民從“舊世界”向“新世界”遷徙，就是為了抵抗壓迫、追求自由。以自由為核心敘事，於是美國的政治價值觀就有了兩大主題：一是追求個體自由，二是不信任政府，這種核心價值觀也就自然導致國家的政治整合能力較弱，強製性的行政管理能力非常有限。這次疫情期間美國民眾的反應，就是一個例證。可話說回來，美國人對個體自由的追求，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極端。在歐洲，個體自由是首要價值之一，但也有其他重要的價值，比如平等、個體尊嚴，等等，往往和自由之間存在明顯張力。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對自由的追求就更不可能達到那麽絕對的程度。
與美國自由主義相對，西方每次提起集體主義，都會以日本為案例，但日本其實也是一個特例。在曆史上，日本有著清晰的貴族製度和階層製度，對身份、資曆、年齡、性別等都有嚴格區分，傾向於以社會/政治地位（status）定義個體，而非反之。在觀察所謂的東方集體主義觀念時，西方學者喜歡把美國和日本放在一起比較，因為這似乎是自由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兩個極端。但換個角度看，從整體的政治形態和民族構成來看，其實日本和北歐不乏一定的相似性，而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也並沒有日本社會那麽極端的集體主義理念或“地位中心化”（status-centric）的社會整合模式。相比之下，中國從明清至今，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是相對更平等的社會，流動性也一直存在，很難說有日本那麽強的宏觀集體主義觀念。總體上看，中國的文化和理念是非常多元化的，在很多曆史階段裏都沒有形成一個非常統一的價值觀念，近一百多年來就更是如此。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對於東西差異或者中西差異，都存在一些誤解。當前人們的想象，都受到上述自由主義和集體主義對比想象的影響，並把這種對比帶入中美差異，進而帶入東西差異。但實際上，美國或許是一個秉持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極端，日本或許是一個秉持集體主義理念的極端，但其他國家或地區，往往都沒有這麽強烈且清晰的理念導向。當然，中美之間、中歐之間、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都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差異，但更具體地看，東方內部和西方內部倒是有挺大的分裂。這幾點，恐怕是我們觀察不同國家、區域、文化時尤需注意的。
《文化縱橫》：同處一個危機時代，人類本該攜手努力，共同應對危機。然而我們看到，危機越是凸顯，對抗反而越是激烈。如今，各種對抗性的力量、議題、意象、矛盾不斷發酵，不僅包括一國內部不同群體、身份、階層、立場觀點之間的對抗，也包括地緣性、國家間的對抗，有時甚至上升到文明的對抗，這些對抗交織疊加在一起，使得理性思考和共情對話變得越來越難，對抗性的表達越來越多，衝突變得難以調和。在您看來，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穿透輿論場上的紛爭，如何理解這種現象的本質，進而把握其演變趨勢？可否結合您的觀察來談一談？
張泰蘇：在今天，我們討論立場，本身就是一件難事。這一點無論在我們國內，還是美國、歐洲，都是相似的。當下各國都麵臨各種各樣的社會衝突，這些衝突最顯著的一個特征是，衝突雙方處於不斷重組的過程中。
以美國為例，其國內起碼有兩套重大、長期的政治衝突：一套是經濟上的階層衝突，資本階層和非資本階層之間的深層矛盾；一套是文化和社會理念上的衝突，包括性別議題、種族議題、平權問題等方麵。歐洲也差不多，歐洲社會有幾大衝突點：首先是經濟問題帶來的階層衝突；其次有移民等帶來的衝擊；再次是地緣政治關係，包括與俄羅斯、英國、美國的關係；此外還有各種文化價值觀上的差異。不同的衝突點背後是不同政治勢力的劃分，但這種劃分往往不太清晰，而且具有流動性。有些西方學者現在會籠統地把不同政治傾向分成建製派、民粹主義者這樣兩個陣營，但這種劃分也非常不準確。畢竟真正堅定的民粹主義者並不多，精英主義內部也很分裂，所以精英和民粹的區分，更像是衝突的一種表現維度。我們國內其實也有各種維度上的不同衝突，衝突的陣營也是不斷重組和不穩定的。
衝突多維的情況下，在某一個維度上站在同一邊的人，在另一個維度上卻可能很分裂，這意味著，不可能形成穩定的政治聯盟，也可以說始終沒有聯盟的保護。在這種混亂局麵下，最極端的聲音，反而是最大的，因為處於中間的人都找不準自己到底是哪邊的，而能夠特別堅定地說出自己立場的，都是比較極端的情況。
至於麵向大眾的政治話語，確實往往包含意識形態，不過意識形態話語還沒法描述實情。但幾乎所有國家都依賴這些不太合身的意識形態話語。不管美國、歐洲還是我們，形容對方的話語都是不準確的，但這些不準確本身，其實有其特定的功能。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為了遵循本國內部的政治話語。因為在民意政治中，並沒有多少求真的空間，其最重要的功能是調動民意，為實現這種功能，不可避免會有一些誇大渲染。所以這些話語上的對立現象，有其政治必然性。拿我們國內來說，如果把我們當下麵對的最大壓力，歸結到全球經濟循環的後果上去，那可以說我們在經濟全球化中吃了二三十年的紅利，但現在也因為這一紅利所帶來的發展，而出現一些不良反應。這可能是一種比較科學的說法，但它沒法形成動員話語。美國現在用的話語也是一樣的，它針對的是美國國內環境，因而並不需要準確定義外部條件，其主要目的是進行國內政治動員。
▍恐慌怎麽也成了一種傳染病？
《文化縱橫》：危機本是例外，而今卻正在變成常態。在常態化的危機麵前，雖然每個人與危機的距離不同，但大家都會感受到壓力。無論個人心態還是社會心態，都變得更加不安，以至於出現了恐慌擴散先於危機擴散的“恐慌傳染病”現象——從新冠疫情到俄烏危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您認為這種不安是全球性的還是區域性的？是突發性的還是時代性的？從曆史規律和現實情境著眼，如何理解恐慌的深層機製及其影響？
張泰蘇：從機製上說，國內和國外的恐慌現象其實是有差異的。首先說美國的恐慌，每到大選前後，美國人總要慌一慌，這是美國人習慣的慌。這有幾方麵的原因：一是美國媒體習慣性地說政府的問題，如果去翻《紐約時報》，可以看到從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它基本上無時無刻不在看衰美國，無時無刻不在挑問題，無時無刻不在描述危機狀態，肯說時局好話的時候很少。這種姿態當然有其社會價值，但也確實時常會製造一些常規性的恐慌情緒。二是在民主政體下，想動員民眾給某一方投票或者支持什麽政策的話，靠政績和好處去動員，遠遠沒有靠危機去動員的能量大。美國政治有個很鮮明的特征：執政黨在中期選舉時，總統所在的那一黨總會輸，因為在美國的政治話語裏，總能找出各種各樣的不足和危機，在野黨總能靠這些來刺激選民，成功拿走一波選票。用他們自己的話說，“It's a politics of discontent”（這是不滿的政治）。也就是說，隻有讓民眾永遠處於一種不滿足、不高興的狀態，才能讓他們投票。當然，這種常態化的不滿，並不意味著民眾對整個政體本身抱有深層質疑；相反，通過釋放這些具體的不滿，對政體的潛在不滿可能就被消解了。所以美國是把恐慌給製度化、周期化了。
當前，對於疫情等問題，美國已經付出100萬人的生命代價，但到了今天，社會基本恢複正常運轉，消費與就業方麵也沒受太大影響，俄烏問題對美國的心態也沒什麽影響。所以從另一個角度講，目前美國人還沒有什麽根本性的恐慌，他們遇到事情可能就慌一陣，過些天再出一個新事情，原本的恐慌就暫時性地忘記了，等再出現事情的時候，再慌一陣。而且現在美國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包括執政的最高層政客及其智囊、執行官員，幾乎都是二戰後出生的，他們缺乏危機記憶，心態上就不會有什麽特別深層的恐懼感和危機意識。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我一直覺得美國民眾是被寵壞了的，他們在政治上看起來確實是缺乏嚴肅性的。現在一些美國精英可能對於特朗普現象、全球變暖問題等有一定的危機感，但在全國、全社會層麵上，今天的美國人確實沒有深層的恐慌感。
相比之下，歐洲人有著根本性的恐慌。他們最大的恐慌來自於長期的戰爭史，尤其是一戰和二戰，歐洲人付出非常慘重的代價，對戰爭的記憶，依然影響著今天的歐洲人。他們非常努力地建立一套國際法律秩序，其實也是出於對戰爭的恐懼。當下，這種對戰爭的恐慌就落在俄羅斯身上。
而在我們國內，現有的某些恐慌感，我認為更多地來自於今年這一輪疫情以後，預期和現實的錯位。從整體社會心態上看，此前一段時間，無論是中美貿易衝突，還是疫情防控，中國的階段性表現使得大多數人產生了很強的自信感。很多人認為我們已經掌握全球競爭的密碼，已經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麽了。但是奧米克戎出現之後，隨著病毒傳染性的大幅上升，一些地方的抗疫效果出現明顯下滑。新一輪疫情來勢洶洶，國內很多大城市出現停擺，為了盡量挽救經濟，去年力度很強的反平台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等政策、執法措施也必然有所弱化，再加上社會治理層麵暴露出一些深層問題，這就使得之前形成的那種自信感，受到了相當大的衝擊。從國家整體到個人，大家對經濟的預期，相比之前也有較大落差，這也是一種心態衝擊。
從更深層麵分析，這樣的心態轉變，其實也和我們國內的敘事方式有關。當前，我們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心態敘事，但在社會層麵上，實際上仍沒有形成對某種統一的價值觀的顯著共識。比如人們經常討論大政府，但大政府本身不是一個價值，而隻能是價值的製度體現；比如有人說小粉紅群體是民族主義的，但又沒法對民族性形成一個實質性定義；再比如社會主義，雖然其某些內部敘事往往是清晰的，如果結合當前社會現實，基於這些敘事的普遍社會共識恐怕還沒有從名到實地完全建立起來。所以，我們對政府的信心和信任，主要建立在執政的物質有效性上。這就導致我們的敘事必須是從成功走向成功，一旦中間出現不那麽成功的情況，就會對信心和信任產生較大衝擊。相比之下，美國人把自由作為核心價值，當出現治理失敗的問題時，他們的政客往往會自我開脫：“雖然我們的抗疫效果不好，但我們維護了個體自由。”姑且不論這種敘事是否有些自欺欺人，但這起碼給了他們莫大的心理安慰和政治信心（在我們看來，或許是盲目的政治信心）。歐洲各國也往往有自己的主流價值觀，可能像南歐這樣跟基督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也可能是法國這樣的“自由、平等、博愛”。亞洲諸國中也不乏這種例子：印度、東南亞一些國家、甚至日本。以社會價值共識為基礎的敘事，麵對物質層麵的危機時，抗震能力確實相對比較高，因為價值觀共識的存在並不完全依賴物質層麵的成功。
另外，我們國內對於穩定有較高的社會與政治要求，這與西方特別是美國不太一樣。西方的選舉民主體製，決定了政府是非常短視的。美國總統每四年換一屆，這導致政治精英除了黨派勝選之外，幾乎無法做更長期、深遠的計劃，政策很難有延續性。以這次俄烏衝突為例，為什麽會在這個節骨眼上爆發呢？大概是因為美國在阿富汗失敗了，加上美澳關係等事件，讓美國和盟友之間產生嫌隙；又由於疫情、財政等因素的影響，美國的全球戰略也有所收縮，不太有心思去管外麵的事，俄羅斯就想趁機做一些嚐試。而美國戰略收縮的態度，則是因為國內疫情和政治衝突升級，導致政治精英們暫時無暇他顧。從長期來看，這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之一，但從政策上看，則是一種選舉政治的不穩定效果。民眾一旦習慣了這種周期性的政治不穩定，或多或少會對有些事情比較麻木，或許會周期性地慌一慌，但不太容易出現深層恐慌。相比之下，在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時，我們國內的計劃性要強一些，也相對穩定一點，但在這種對穩定的高需求之下，也確實容易出現對中短期危機的恐慌心態。
《文化縱橫》：有人說，“居安思危是一個民族成熟的標誌”。許多案例顯示，恐慌帶來的傷害可能比危機更為嚴重，或者說恐慌本身就是危機的一個部分。有人提出，要在危機常態化的背景下妥善引導社會心態、疏解恐慌情緒，不僅需要政府、市場、社會組織等等及時解決燃眉之急，也需要在全社會開展危機教育和心理建設。您對此怎麽看？結合國內外情況，您認為要真正打破恐慌魔咒，需要從哪些方麵努力？
張泰蘇：因為國內外的恐慌原因、邏輯及背後社會文化條件不同，所以國外應對恐慌的方法和機製，恐怕很難為我們所借鑒。從整體上講，可能我們還是需要探索和發展一套能夠增強社會認同的價值觀體係。等到這一波疫情過去後（它早晚會過去的，不管是以什麽樣的方式），第一件重要的事，是在恢複經濟發展節奏的基礎上，繼續探索純物質發展之外的政治認同來源，或許如共同富裕，或許如依法治國，這樣才有可能把價值觀敘事更完整地建立起來。
第二件重要的事，是在這個過程中，重新梳理和妥善把握我們的民族文化特性。這件事可能會更難一些，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民族多樣的超大規模國家，始終麵臨如何整合和延續的問題，這一點從全球來說，我們和美國其實反而比較相似。事實上，中國從古至今，都是一個多元、複雜、流動性和平等性都相對比較強的融合體，每個時代都會麵臨新的融合挑戰。曆史上的觀念和做法在今天還能不能適用、多大程度上適用，我們今天的新問題出在哪裏，都需要審慎思考。
另外，第一件事的麻煩在於，過去我們經常在大國競爭的語境下討論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但提高社會福利、加強社會平等的政策，可能會不可避免地帶來經濟增速下降的後果。未來，我們是否能在在類似歐洲/日本的社會福利體製（以及它所帶來的經濟降速）和維持國際競爭力（這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賴於資本的活力）之間保持平衡？挑戰很大。
對於個人而言，未來一段時間裏，對經濟增長的預期和對穩定性的預期，肯定要和以前不一樣了。過去幾年很多人都說我們進入了豐裕時代，但在溫飽線之上，物質上的豐裕隻是相對的，而且往往受到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如果我們把個人的幸福感或是政治的合法性，與經濟的高速發展綁定得太緊，這本身就有一定脆弱性。在物質層麵之外尋找更多的幸福感或合法性來源，可能是一個辦法。
此外，我們看日本在經濟泡沫之後，整體經濟疲乏多年，但社會普遍的生活質量沒有顯著下降，之前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果基本得以留存。當然，中國經濟很可能可以避開日本90年代以來的這種經濟困局，但退一萬步講，即使真的出現了長期性的經濟減速，對於個體生活質量的影響也未必就特別惡劣。個人層麵上，或許可以這樣安慰自己。當然，在政策層麵上，還是不要滿足於這樣過低的底線為好。
▍可能影響人類未來的兩個長期問題
《文化縱橫》：21世紀以來的短短二十年，不僅使人們意識到“曆史”並未終結，而且還表明曆史正迎來相當程度的重演。恐怖襲擊、金融危機、地緣衝突、種族矛盾、世紀疫情、大國競爭、新技術革命、思潮之爭等等，造就了一幅失衡的全球化圖景。更有人指出，危機也好，失衡也罷，背後都貫穿著資本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邏輯，意味著人越來越無法擺脫異化的命運。對此，您怎麽看？您對21世紀、甚至更長遠的人類未來，有什麽樣的想象？
張泰蘇：對未來國際政治環境的長期預期，我總體上還是樂觀的。因為如果全球可以比較平穩地進入多極化秩序，對人類來說，應該是好事，比現在這種霸權秩序要好得多。而且以目前的局勢來看，這個前景還是有可能達到的。至於過程有多平穩，就看未來各國各區域的政策應對了。
至少從中美關係來說，雖然有一些人為的敵對態度，關係也確實有相當程度的惡化，但似乎還不至於真的走到熱戰那一步，雙方也依然有些局部合作的可能性。此外，大國競爭也往往能產生一些長期的良性影響，比如競爭所帶來的政治與社會壓力，往往會帶來技術的革新與製度的優化。當然，對於這種最樂觀的說法，最大的反例無疑是冷戰中後期的蘇聯，但我不認為中國會走上蘇聯的老路。無論是在經濟活力上，還是在政治柔韌性上，我們過去三十年的表現已經遠遠超出蘇聯當年的上限。以當下中美之間的實力平衡來看，長期的相互製衡與良性競爭未必不是一種可能性。
至於說資本全球化問題，它確實帶來各種負麵後果，我們應該清醒地加以批判，但也需要進一步反思：資本主義從誕生開始，就備受批判；幾百年過去了，我們現在到底有沒有能力拿出一種新的、有效的方案，去替代它呢？
如果說更大、更深的全球性危機，我認為當下主要是兩種：一個當然是環境危機，另一個是發達國家乃至部分發展中國家（如中國）的普遍老齡化問題。氣候問題，人們往往認為是一個話語上的議題，並沒有切身的感覺，但事實上，影響已經在我們周圍發生了。近年來，極端氣候狀況多發，幹旱、水災等自然災害越來越多，這些災害會引發社會停擺、糧食減產等各種後果。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真實的全球性問題，需要給予最大程度的關注。
老齡化問題，國內知識界已經談得很多，但並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高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普遍問題，需要放在跨國視野下分析。老齡化必然帶來經濟活力衰退、社會矛盾加劇、政治短視等一係列問題。日本就是一個最典型的案例。日本經濟的問題，根本上還是老齡化問題。上世紀日本經濟泡沫崩潰，隻是老齡化負麵效應的一個開始，如果沒有老齡化，泡沫崩潰隻是一段時間的蕭條。相比中美衝突升級這種事，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恐怕才是對中國國計民生最大的威脅。自身的人口老齡化之外，他國的人口老齡化也會帶來各種經濟挑戰，比如對跨國人才的競爭式拉攏，比如外貿需求層麵的動蕩，比如各國內政的長期惡化等等。
現在有些人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於科技發展和進步上，其實效果並不確定。因為我們想象的很多技術手段，並不是可以立刻實現的，還需要研究和發展。研究和發展技術需要更多人才和人力，但我們又麵對一個越來越嚴重的老齡化社會。當然換個角度來說，未來國際間的緊張關係、氣候危機、老齡化等等，反過來也是科技發展的動力。但我感覺，技術能做到什麽程度，是高度不確定的。話雖如此，在以上兩點之外，我還是相對樂觀的（或者說，是努力做到樂觀的），尤其是對大國競爭所帶來的技術進步與製度改革，持比較期待的態度，也不認為這種競爭就一定是個你死我活的死局。我們還是要對人類的未來，抱有足夠的勇氣和信心。過度的悲觀主義往往是個自我應驗的預言，不可不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