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傑評論分析文章：二零二二年五月，浙江等省的手機用戶陸續接到電信公司短信通知：國際及台港澳電話及短信功能將自動設置為關閉，用戶若需要接收國際電話及短信，必須向電信公司申請並登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三大電信公司都已證實此事，正式的紅頭文件也在網上流傳，包括浙江、河南、江西、遼寧、貴州等省的電信公司都已陸續公告。
中國閉關鎖國並非危言聳聽
王滬寧宛如希特勒的禦用哲學家羅森堡
三大電信公司提出的理由是，“打擊境外詐騙電話”。這個小小的理由與三大國有電信公司的大動作相比，顯然不成比例。為了預防一種犯罪活動而封鎖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正常聯係，就如同發現水中有一粒沙子，就要將在水中洗澡的嬰孩一起倒掉一樣。境外電話詐騙固然猖獗，但境內的電話詐騙更為層出不窮、千變萬化，難道下一步為了根除境內詐騙電話，就要徹底取消電話、手機和網絡嗎？
據海外媒體披露，此一看似技術麵的措施，竟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下達的政治命令。王滬寧是複旦大學如假包換的博士及政治學教授，比起假博士習近平來，顯然更懂政治，深知信息的自由流通會危機極權統治的根基，所以才會悍然下達這個帶有強烈的閉關鎖國信號的命令。
中國正在實施嚴厲的清零封控政策，並且企圖將這一政策作為打造動物農莊的實驗，以及戰爭動員的預演。就連溫順如綿羊的中國民眾也開始對於這種文革式和納粹式的奴役政策感到越發不滿，北大、北師大、複旦、天津大學已出現多次學生聚眾抗議，甚至有學生直接喊出“打倒官僚主義，打倒習近平”的口號。中共當局更加擔心西方國家在“共存”模式下正常生活的真實情況傳入中國境內，引起民眾的更大反彈。所以，逐步斷絕中國與國外的通話和信息交流，就成了確保中共江山不變色的唯一選擇。
在中共現任七常委中，王滬寧是最低調、最少新聞報道、最不苟言笑的一個。這不是因為他謙虛，而是因為他更喜歡躲藏在幕後操作。作為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三代黨魁的心腹智囊，王滬寧經曆三朝而不倒，在中共曆史乃至中國曆史上都是一個奇跡。
王滬寧大概永遠都不會寫日記，不會給後世留下他的真實麵目和思想的記錄。所以，讀希特勒的“精神導師”、納粹黨“大祭司”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的日記，就如同一麵照出王滬寧真麵目的鏡子。羅森堡是納粹元首的意識形態代言人，他的理論“傑作”《二十世紀的神話》賣了超過一百萬冊，跟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一樣，被當成納粹意識形態經典。他的“惡魔日記”在消失半個多世紀後，經過一名聯邦調查局探員孜孜不倦的努力，終於重新被發現、整理並發表。這本日記記錄了從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四年間，羅森堡與希特勒的交往、第三帝國高層的複雜鬥爭等隱秘內幕，被研究者視為研究希特勒思想演變及第三帝國興亡史的重要史料。“無論你需要多少錢，我都給。羅森堡，屬於你的偉大時刻已經來臨，”希特勒曾經對他忠貞的副手說。“我沒必要用長篇大論的文字來表達此刻的心情，”飄飄然的羅森堡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從此，他假希特勒之手，將自己的思想變成了現實，把屠殺數百萬猶太人的惡行變成了“合理又合法”的事情。
當年，希特勒和羅森堡如何屠殺猶太人；今天，習近平和王滬寧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屠殺維吾爾人等遭到中國殖民統治的少數族裔。當年，希特勒和羅森堡如何對德國人洗腦；今天，習近平和王滬寧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將中國人封閉起來再洗腦，他們做得更加成功。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的複轍
電信公司切斷中國與外界的通信並非孤立的個案。五月十日，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召開黨組會議指出：“要嚴格執行從嚴從緊的出入境政策，從嚴限製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動，嚴格出入境證件審批簽發。”移民管理局新聞發言人還稱，“境內人員仍需繼續堅持非必要非緊急不出境，確保個人健康安全，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防疫抗疫重大戰略成果”。
從一年多之前官媒早已傳出消息，中國暫停辦理護照，暫停辦理非緊急的出入境簽證安排。過去一年，中國護照的簽發量暴跌百分之九十八，很多在美華人也無法續簽新本；有人回國等候大半年，也沒能更新護照，無法再出境。很多網友反映，他們在美國有工作，但是護照更新時卻沒有獲準。
現在的政策是“暫不簽發普通護照等出入境證件”，很多人也將其理解為“暫時”，而不是“永久”。也有人認為，這項政策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一步一步地收緊。更有專業人士表示，暫停發出非緊急出入境證件與疫情有一定關係，但非主要原因。該措施是要集中資源力量，應對對美國的貿易和金融戰，為配合實現內循環和與美國脫鉤做準備。
與之相對應，從五月下旬起，英國、加拿大、丹麥、意大利、新西蘭等國先後宣布關閉在北京的簽證中心，所有預約都被取消。有網友哀歎，原本以為二零二零年最難，沒有想到二零二一年更難，更沒有想到二零二二年出國比前兩年還要難。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閉關鎖國的覆轍。自鄭和下西洋之後，明帝國對遠洋航行和海外貿易失去了興趣。一四七七年，有人重提派寶船航行的做法，當時海外對大明的瓷器、茶葉有著巨大的需求量，派人再下西洋，拓寬銷售渠道，多賺點銀子回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以兵部車駕司郎中劉大夏為首的一些儒家教條主義者卻悍然燒毀鄭和的航海日誌、造船圖紙等資料。劉大夏振振有詞地宣稱：“鄭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費了上百萬的金錢和穀物，而且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此……，這是一個極其糟糕的行動。大臣們本應該予以強烈反對，即使這些舊資料現在還保存著，也應該被燒毀。”當時的兵部尚書附和說：“你的陰德不小，這個位置遲早是你的！”劉大夏後來果然當上了兵部尚書。而劉大夏並非庸碌之輩，他曾毛遂自薦治理黃河水災，黃河兩岸很多地方的百姓把他尊為河神，每年都要進行祭拜。
美國學者戴倫·艾塞默魯和詹姆斯·羅賓森在《自由的窄廊》一書中指出，明朝是中國命運逆轉的時代，根本原因在於“朝廷設法嚴密規範和控製社會，國家的專製力量消除了大部分中國人的經濟機會和誘因”。與此同時，西方卻大步走向大航海、宗教改革和文藝複興。這兩位學者認為，共產黨中國打造的發展模式，不可能在根據專製路線安排的經濟體係中，確保強而有力的創新。中國已經達成快速的經濟成長，但其成功是出於解決狹隘領域的特定問題，出於因應政府的要求。然而，“攸關未來成長的廣泛領域中的多元化和持續創新，不但取決於解決現有的問題，也取決於夢想出新問題，這樣就需要自主性和實驗。你可以提供巨量資源，可以命令個人努力工作，卻不能命令眾人生出創意。創意是持續創新的要素，極度依賴大量的個人實驗、然後用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思考，打破常規，經曆失敗，而且偶爾碰到成功。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你怎麽可能實現這一切？”
所以，兩位學者的結論是：中國像所有專製式成長的前例一樣，在這項任務上不可能成功。如今，中國再次閉關鎖國，證明中國從來沒有走進自由的窄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