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上海浦東一處工地的農民工,日常活動隻能在工棚內
隨著封控,上海數以百萬計農民工的打工生活被按下暫停鍵。他們是摩天大樓和機械零件背後的人,因疫情靜止在工地、廠區和租住的城郊出租屋中。收入暫停,物資告急,但外界很少聽到他們的聲音。有些農民工已經過了60歲,不會使用智能機,也不清楚身處的地點,被隔絕在信息之外。有人也怕自己“成為麻煩”,不敢輕易求助。
除了等待,他們能做的不多。但與此同時,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是家裏的頂梁柱,擔憂著自己的“暫停”會給家裏帶來問題。
4月22日,上海市人社局出台《關於做好當前農民工服務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確人社部門將加強與方艙醫院、各類保供企業、複工複產企業的對接,協調各方力量幫助農民工就近就地用工。全力維護農民工工作報酬、職業保護等權益,還將進一步暢通農民工維權投訴渠道,及時發布政策信息。
桑樹葉不知被誰吃了
無事可做,李向倫決定寫疫情日誌。他喜歡文學,愛寫文章,堅持寫了好幾年,打字不方便,就在智能機上手寫。寫第一篇時,封控已經進入第19天,他回憶起封控之初的日子。自3月31日起,他所在的嘉定區馬陸鎮大宏村開始封控。最初李向倫甚至有點竊喜,他不知道自己要被封控多久,隻是忙碌半生,這是難得一次能夠理所當然休息的日子,除了沒有工資。
連續幾天,他關掉鬧鍾,睡到自然醒。然後開始重複的一天:洗漱,做抗原自測,填表單,向公司上報核酸和抗原結果,然後盤算自己剩餘的食物,給自己做兩餐飯。
今年61歲的他在一家廠裏做質檢員,在8小時或12小時的班上,他要全程站著對三十幾張機床上的零件進行抽檢,每個月收入五六千塊。早在2004年他就隻身來到上海打工,那時小兒子還在讀初中,妻子留在老家照顧老人孩子。現在大女兒和小兒子都已成家生子,但李向倫還想在上海繼續漂著,他沒有醫保,想給自己和妻子攢點養老錢,“不想給孩子添麻煩”。
多年來,他一直租住在距工廠不到1公裏的大宏村。這裏距外灘30多公裏,除了為數不多的本地老人,有差不多600位在附近工廠打工的人租住在這兒。除了新建的三層別墅,村裏基本上都是八十年代建成的兩層老式民房,房頂蓋著黑瓦。李向倫住的那棟房子有四間房,改造後,租給了五家。
李向倫的房租每個月600塊。10平米的房間內沒有衛生間,要出門去村裏的公廁。廚房也沒有,他在門口的架子上放了一個煤氣灶。他想把日子過得講究點,上一戶走後留下了些舊櫃子,他添置了電視,還有洗衣機。
封控後的第10天,李向倫的前後鄰居和住在二樓的原同事核酸檢測呈陽性。他的門口就是樓梯,鄰居上樓必須要經過他家。李向倫一直把門關得緊緊的,直到第二天下午6點半,120救護車將鄰居接走。李向倫記錄下那時的感受,“一夜之間……我真的恐懼了。”
食物不是他最緊要的問題。前半個月,村裏發放了兩次物資,第一次,一個胡蘿卜一根萵筍,笫二次,一個紫卷心菜,兩個小土豆,兩個小蘋果。村子裏有個好心人為每戶捐贈了一公斤麵條,三個雞蛋,一斤鹽,如果省著吃,可以吃上三天。半月後,他又收到一公斤麵粉,一公斤麵條,五公斤大米,以及一桶1.8升的油,隻是沒有蔬菜。
同在上海,在李向倫收到物資的時候,20公裏外的吳子良和自己的16名施工隊員,正在麵臨食物緊缺。
這是38歲的吳子良在上海工地上做工的第四年。他的施工隊員來自全國各地,最小的二十歲,年齡大的五十幾歲。封控前,他們的工作是給嘉定區江橋鎮某工地十幾棟樓安裝消防設施。
今年2月底來上海後,17個人分住在工地上的四間臨時宿舍,吃住都在裏麵。距工地20分鍾路程有家農貿市場,平時大家就去那買菜,自己在宿舍做飯。3月底開始,由於疫情封控,施工材料運不進來,工地不得不停工。往日嘈雜的工地,一時大門緊閉。
吃飯成了最大的問題。封控後的前14天裏,他們的全部存貨是8個發芽的土豆,3顆蔫了的包菜,3根逐漸變黑的萵筍。沒什麽人能求助。“我們老板也被封控在裏麵,他也一樣沒得吃。”吳子良說。有天吳子良發現,工地邊上兩棵長出嫩葉的桑樹,葉子全被擼光了,“不知道被誰摘了吃了”。
他開始嚐試在網上向社會求助。有誌願者聯係上他,給每個人送去一箱方便麵。他跟誌願者講,其實也可以去工地的大食堂買飯,但“一頓飯要20多元,一直在漲價,快一個月沒活幹了,沒有工資,大家吃不上幾頓就沒錢了。”
封控到了第14天,吳子良和工友的所有存貨僅剩下包菜、萵筍和發芽的土豆
去哪裏領物資?
不得不向外界求助的還有梁向琴。3月1日,她從老家江西來上海找工作,一直和丈夫住在浦東新區張江鎮的工地宿舍裏。多年來丈夫一直在外務工,她在家裏陪讀,兼職做營業員,每個月能收入一千來塊錢。今年小女兒也考上了大學,梁向琴決定來上海找個工作,陪著丈夫。
年輕時,她曾在上海的電子廠裏工作。可是這次再來,一直碰壁,她年齡超過了很多工廠要求的45歲上限。丈夫和工友正在建的路橋項目,再有一個月就完工了,疫情的暴發終止了進度。梁向琴和丈夫以及60個工友被封控在工地的工棚裏,兩人一個房間。工友裏沒有年輕人,大部分人都在60歲以上。
處在疫情較重的區域,工地周邊村鎮的陽性病例每天都在增長。剛開始他們要到最近的韓蕩村跟村民一起做核酸,後來村裏確診人數越來越多,為了避免交叉感染,梁向琴和工友多次跟負責核酸采集的人爭取,希望讓工作人員進入工地給農民工測核酸。爭取有了成果,工友不用再去村裏排隊。
梁向琴成了這些農民工的臨時“管家”。有人防護意識不強,她就每天多次叮囑大家要勤洗手,帶好口罩。很多農民工用的都是老年機,隻能接打電話,發短信。每次抗原檢測完成,她得一個個幫他們上傳抗原結果。
韓蕩村是距離工地最近的村莊,這輪疫情開始前,大家的快遞都會寄到村裏。做核酸時,梁向琴和工友了解到村裏已經發了好幾批物資,有牛奶、麵包、鹽,但工友們一直沒有收到這些物資。工頭曾代表工友聯係上村裏的負責人,但是幾次溝通下來,被對方拉黑了。
距離稍遠一點的錢堂村,在為村民分發完物資後,曾給工地送來過一些蔬菜。但工地究竟屬於哪個村管轄,又該去哪裏領取物資,他們自己也不清楚。
很快,沒吃的了。4月14號,梁向琴在短視頻平台上向外求助。第二天,誌願者給每人送來一箱方便麵。那天早上,他們已經斷了糧,沒吃早飯。工地旁的河邊,野草發了嫩芽。有工友說,去挖野菜來吃吧,梁向琴攔下,“萬一有毒可怎麽辦,我們也分辨不了”。
接到誌願者的電話時,梁向琴想,起碼不用挨餓了。她把消息告訴工友,“他們都不相信,說哪有這麽好的人”。但是方便麵運到,分到每個人手上時, “一個個看起來就像過年了一樣”,梁向琴一陣心酸。
向外求助的決定是她一個人做的,她知道這些農民工不想麻煩任何人,“他們雖說掙的是辛苦錢,但是他們也是很要麵子的,不願找別人要”。
李向倫講起,同住在村裏那些獨居的打工人,“平時就不做飯,家裏肯定也沒啥吃的”。但大家都不輕易求助,他很少在群裏看到有人說缺什麽。有天群裏有人憋不住了,說想喝酒。他家裏存了家鄉自釀的高粱酒,就裝了一礦泉水瓶,放在外麵的圍欄邊讓工友自取。他自己很久沒吃青菜,有鄰居想給他送點自己存的萵筍,他拒絕了。
3月28號,浦東地區進入封控狀態,早在24號,工地因為周邊疫情嚴重,已經開始嚴格管控。梁向琴所在工地在封控前采購時,隻簡單采買了幾天的食材,“以為最早4月1號就會解封”。封控遲遲沒有結束,買來的物資都盡量節省著吃,但最後的10個蘿卜全爛了。食堂師傅把爛的部分削掉,用鹽醃起來,早上給大家配米湯吃。
4月5號開始,米已經快見底,米飯慢慢變成粥,再變成稀飯米湯,一天兩餐也變成了一天一頓稀飯。“每天中午12點半吃一頓”,大家這麽堅持了四天。梁向琴覺得自己喝水還能堅持,但那些年齡大的工友,“已經餓得沒有什麽力氣了,情緒也不高”。
求助誌願者之前她給政府熱線打電話,有人給送來了一些麵粉和幾個蔬菜包,裏麵有青辣椒、茄子,還有黃瓜。但對60個人來說,這些物資堅持不了幾頓。那天中午,食堂師傅炒了茄子,但“誰也不敢多夾”。方便麵大家也舍不得吃,梁向琴和丈夫餓了就煮一包半,兩個人吃,一天最多吃兩頓。
幫助吳子良和梁向琴的誌願者團隊也同樣被封困在上海。他們的團隊從最初的3人,增加到現在的40人。在4月23日和24日兩天的總結中,他們從快手、微博、公眾號留言、合作夥伴介紹等途徑導入358個求助信息,為335人送去390箱方便麵。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李淩雲撰文談到,在滬農民工作為特殊群體,因散落在城市各處,麵臨著防疫難、物資少、住宿難、收入少等問題。為了保障他們的權益,需要政府部門和基層組織做好重點群體困難狀況的摸排,動員整合各方資源,加強防控和醫療救治,落實生活物資保障以及加強收入保障和社會救助。
李向倫所在的村子正在進行核酸檢測,封控後這成為村裏的日常
“頂梁柱”被按下暫停鍵
閑下來,每個人都開始擔憂。停工切斷了收入,這是他們最大的心病。不同於廠裏月結工資,很多工地上的農民工都是工程結束才結款。梁向琴丈夫的工程因為這次疫情暫停,現在兩人花著從家裏帶來的錢。
梁向琴的丈夫是家裏的頂梁柱,供兩個孩子讀書。去年過年前,丈夫還沒回家,梁向琴發現婆婆日漸消瘦,多次檢查後,確診了肺癌。現在,婆婆每個月的靶向藥加上營養費要五千塊錢。丈夫的弟弟也幫著承擔藥費,但是“他還年輕,婚還沒有結”,梁向琴也心疼嫁過來後看著長大的弟弟。
丈夫的憂愁她一眼就能看出來。封控之初,大家都把前幾天當成了難得的假期,幾個人坐一塊打小牌,賭幾支煙。梁向琴也跟著手機跳跳廣場舞,聽聽歌。她還把手機放在桌子上,播放視頻,大家圍成一圈一起看。後來解封遲遲沒有動靜,牌也沒人打了,都安靜地躺著,有的給家裏打電話,還有鬧脾氣說晚上要偷偷溜走的。
一向開朗的丈夫也不愛說話了,人也變得愈發暴躁。提起母親的病,梁向琴都會多說幾句寬慰他的話,但說多了丈夫語氣就變得凶。多年來,丈夫少有時間陪伴家人,原本孩子都上了大學,生活應該是翻到下一頁了,可“老人苦了一輩子,還沒過上一天安生日子,就得了這個病,我老公心裏愧疚”。兩人給老人打去電話,不敢說工地上的情況,隻報喜不報憂,“婆婆還叫我們暫時不要回家,老家都是老人小孩,讓我們要對他們負責,等疫情平複了再回去”。
這段時間丈夫吃不下、睡不著,“隻要疫情早點過去,我們能夠正常工作,我覺得這個也是能負擔得過來的。我們心裏的壓力非常大,很迷茫,現在家也是回不去的。”
在封控期間還能保證收入,是難得而幸運的。3月31號,李向倫的前同事劉勝收到公司的消息,廠裏需要安排一部分人趕幾天工。疫情前,廠裏有意識地儲備了一部分生產材料,他這一去,就被封控在了廠裏,原本以為隻要幾天,“但現在一封就快一個月了”。
劉勝已經來上海超過20年了,原本妻子跟他一起在上海工作。去年,妻子回老家照顧老人。兩個孩子都讀了大學,正是需要錢的時候。他跟李向倫租住在同一個村裏,一間帶衛生間的屋子,每個月八百多塊錢。
眼下,在廠裏的工作從早上七點半到晚上七點半。廠裏沒有宿舍,劉勝住在臨時騰空的辦公室裏,地上鋪上紙板,上麵放著睡袋。租的房子沒住,但是房租還要交。好在三餐能在廠裏解決,不過食堂儲備的菜也都是蘿卜、洋蔥、土豆這些易儲存的菜,他已經很久沒吃過綠葉菜了。
劉勝說,村裏工友的微信群裏,疫情後總有陌生人進來,聲稱能幫大家低價團購到蔬菜。但收了錢,人就不見了,後來被證明是騙子。能上班,劉勝的心裏負擔小了很多,跟家人提起上海疫情,還安慰家人,“我在上班,沒事”。
雖慶幸還能保住收入,但劉勝廠裏備的材料也支撐不了幾天了,“差不多也就到月底”。這也意味著,如果生產材料用完還沒等到複工,劉勝的工作和收入也要暫停。
4月26日,工作人員在車站等道口進行相關查驗工作,最大限度減少風險人員輸出,防止疫情外溢
“不知道老家割麥子時能不能解封”
丁勇的遭遇跟他們都不同。今年2月從河南來到上海,這是他第一次來上海。在這之前他都在老家務農、在工地打零工。
3月以來,他在嘉定的一處工地上工作。具體位置,他也說不清。這座城市對丁勇來說是完全陌生的,疫情裏的遭遇也一樣,很多時候他的回應都是,“俺也不清楚”。對他來說,工作地點在哪兒、在哪兒住都不是緊要的事。他沒上過學,隻想著不要停工,保住收入,能夠按時給家裏寄錢。
用丁勇的話說,到上海“隻幹了10多天活,歇了20多天了”。丁勇說,隨著疫情封控,平時一兩塊錢的泡麵,漲到了八塊,幾毛錢一枚的變蛋,漲到兩塊五……他來上海時,身上帶的兩千多塊錢早已經花光了。後來,工友們一起跟老板爭取到了一頓飯10塊錢的餐補。
工地停工20多天後,工友裏有人核酸陽性,丁勇和工友在一天夜裏被旅遊大巴車轉運到賓館隔離。他不知道這個賓館在哪兒,唯一能確定的是,一棟樓有六層,裏麵住滿了工地上的人。因為手機流量不夠用,他隻在早上打開網絡,看一下消息,然後斷網。
丁勇妻子的外甥在自己的公眾號上,講述了姨夫丁勇來上海前的生活。
前幾年,丁勇和妻子一直在浙江寧波的工廠工作。兩人經常加班,他一個人幹兩三個人的活。直到妻子病倒,無法繼續工作。去年,他在老家的工地上幹活,到年底結算工資時,包工頭扣著錢不給,大年二十九丁勇還在包工頭家要錢。後來,錢要回來,但比當初商定的少了將近一半。今年,他一人來到大城市,想著在這裏掙錢能比老家容易些、多些。
家裏人還不知道丁勇被隔離了,怕家裏擔心,他不敢交代太多。隔離賓館供應一日三餐,不需要自費,丁勇說,這很好了。前些天,丁勇和外甥通了電話,掛電話前丁勇說,“不知道老家收麥子的時候,能不能解封,等解封了,我可能不會再來了……”
“其實,我們最擔心的並不是轉為陽性,而是生活上是否能堅持到那一天。” 李向倫說。時間久了,他忽然覺得,與其這樣提心吊膽地捱日子,倒不如轉陽算了,進了方艙醫院,起碼就不會為生存而發愁了。想了想,他又覺得羞愧。
吳子良的方便麵也支持不了幾天了。大多數時候隊裏的人都坐著一言不發,坐不住了就睡覺。怕家人擔心,工友們也都不太跟家裏聯係。“大家都看電視,其實也知道現在的情況。”吳子良說。
每天都會有工友問他:什麽時候複工?吳子良總答“快了”。他隻能敷衍,“我也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我比他們更著急。”
在4月24日上午的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衛健委副主任趙丹丹表示,從近階段的疫情數據情況來看,新增陽性感染者數量還是比較多,處於高位波動狀態,主要是在部分建設工地、企業等聚集性疫情有所抬頭。
針對建設工地、企業等聚集性情況,市、區兩級防控部門將進一步強化“四方責任”,加強健康監測和人員篩查,做好有關區域內的環境消毒,嚴格落實個人防護措施。盡快恢複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封控近一個月,4月27日,李向倫所在的村莊已經從封控區轉為管控區了。他說,沉寂了許久的村莊,恢複了一些生氣。早上能看見村莊裏有三三兩兩的人在一起聊天說笑,河邊也有人垂釣。他在日誌中寫下,“我感覺離解封的日子,應該不遠了。這種心情,仿佛是在漫長的黑暗中,看見了一線曙光。”
前一天,梁向琴和丈夫打工的工地也由封控區轉為管控區。雖然還不能走遠,但工友可以走出房門在工地大門口轉悠了。她也終於聯係上一個供貨商,幫大家買了些胡蘿卜、土豆和卷心菜。
(文中除李向倫、吳子良,其他人均為化名)
上海“暫停”的農民工:不敢輕易求助,桑樹葉被擼光
本文內容已被 [ 鳳凰網 ] 在 2022-04-30 01:54:56 編輯過。如有問題,請報告版主或論壇管理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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