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鄭立穎 編輯｜馬可
這是一條從上海通往江蘇省的公路，路的盡頭靠近長江入海口。卡車司機趙峰已經在這條路上“靜止”了30天。他和幾位卡友在路邊壘起土灶，撿木柴生火，下河撈魚，過著荒野求生式的生活，如果趕上上海下雨，他們就連麵條都吃不上。最困難的時候，他們用過消防栓裏的水。幹了20年的卡車司機，趙峰很少如此長時間地在一個地方落下腳。
在蘇州平望服務區，司機老呂也和兩位卡友點起了卡式爐，做起了飯。他從上海出來，行程碼帶星，不能下高速，隻能停下來，等待健康碼恢複正常。從3月4日到4月9日，他被隔離了兩次一共21天，從4月1日到4月20日，他20天做了30次核酸檢測。停在已經關閉的服務區，吃飯、洗澡都成了問題。他們後來就從水箱裏接水曬熱了洗澡。
從錦州到鞍山的沈海高速公路上，卡車司機文達被困了34天。最長的一次，他在隻有兩平米見方的駕駛室裏被困了4天5夜，期間沒和真人聊過天，餓了就咬幾口麵包。車門和窗戶上都貼著封條，上廁所成了難題。最難熬的是上午9點到下午3點，玻璃被太陽一烤，跟蒸桑拿似的。
今年3月以來，國內疫情多點散發。包括江蘇、浙江、山東、上海、吉林、安徽、廣東、河北、遼寧、福建等10餘個省市高速管控封閉，部分收費站出入口、服務區關閉。
2018年，中國有超3000萬卡車司機，而到了2021年，這個數字下降到1728萬。仍舊行在路上的上千萬卡車司機中，很多人都經曆過上不了高速，或者是在高速上漂流無法下道的難題。
根據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的數據，今年3月份中國物流業景氣指數已經處於2020年3月份以來的曆史低點。
平日裏一輛卡車闖四方的司機們，遭遇了進退維穀行路難的困境。
一開始，趙峰也沒有想到自己會被困這麽長的時間。
3月28日，上海市宣布對浦東新區全區範圍實施嚴格封控管理。也是在這一天，趙峰駕駛著載有30噸百貨商品的紅色卡車，從西安始發，三天兩夜，1000多公裏路，抵達了上海。
根據當地政策，上海將實行“全域靜止”，先封浦東，4天後再封浦西，計劃在4月5日解封。“那個時候，上海能進不能出，行程碼帶星，去哪兒都可能被勸返。”趙峰把貨物按時卸到了羅涇港口，開始尋找一個可以“靜止”的地方。
趙峰叢羅涇港口開到了附近的川紀路，這條路人少車也少，路的盡頭靠近長江入海口，已經接近江蘇省。趙峰覺得這裏很適合“居車隔離”，他趕緊給幾位同鄉卡友打電話，邀請他們一起過來隔離。這些同鄉和趙峰一樣，常年以車為家，開著滬牌的卡車，卻舍不得在上海租個房子。
一般出行前，趙峰會在車裏備上四五天的口糧，同鄉車友的車上還有卡式爐和小鍋。起初幾天，幾位幾乎每天電話聊天，但都奔波在各自送貨路線上的卡友聚在一起，他們坐在小馬紮上，就著搭起的臨時飯桌，就著車裏的口糧，路燈下的閑侃成為他們難得的休息時間。
“平時一年到頭都在高速路上，很少能有連睡八小時的時候，就當休息一周。”開始的時候，趙峰他們想。
然而，到了4月5日，上海累計報告陽性感染者超過7.3萬例。趙峰知道，上海是不可能如期解封了。
“那時候，我們帶的口糧幾乎都吃完了，也沒有水可喝。”趙峰開始有些焦慮。他和卡友們在不遠處找到了一個消防栓，用桶裝回一些水，煮開了喝。
回想起來，趙峰說，“那是我們被困期間少數感到絕望的時候，不逼到一定程度沒人喝那個水，消防栓水一般是二次利用水，沒有經過處理也沒有消毒，但沒有自來水，消防栓水也總比河水幹淨。但我們不知道什麽時候能離開這，喝消防栓水要喝到什麽時候是個頭。”
好在趙峰打聽到一位同是老鄉的卡車司機，也接了到上海的貨。趙峰趕緊發出邀請，讓他交貨後來這邊一起隔離。這位老鄉給趙峰他們帶去了頗為豐富的物資，蔬菜、麵粉、雞蛋、饅頭，還有一口大鍋，甚至還有漁網。
老鄉將物資帶過來後，他們幾個人還在路邊壘起了土灶，撿木柴生火，正式過起了荒野求生的生活。後來，政府也開始給他們送泡麵，兩三天發一次。趙峰他們也開始用老鄉送來的漁網下河撈魚，有時候還真能撈到幾條大魚，很能改善夥食。
■ 卡友們用搭起的土灶炸丸子。供圖：趙峰
■ 趙峰和卡友們用在河裏撈的魚開了葷。供圖：趙峰
但是土灶生火最怕的是下雨，趙峰記得4月13日，上海大雨，柴火都濕了，他們生了半個小時火都沒點著，那一天他們連麵條都沒吃上。
上海疫情加重期間，趙峰發現他們所停靠川紀路陸續停靠了五六十台卡車。“有的卡友沒有熱水，沒有吃的，我們也會分出去一些，”趙峰說。
最讓趙峰感到心疼的是卡友帶來的饅頭，上海天氣炎熱潮濕，饅頭很容易發黴，趙峰他們會把長黴的地方挖下去，然後把饅頭曬幹，一點也不舍得浪費。
那段日子，趙峰和卡友常覺得肚子脹脹的、硬邦邦的，“不知道是饅頭太硬了，還是喝消防栓水喝的。”
“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組織誌願者在視頻網站上看到了趙峰和卡友們的路邊生活後，私信他，給他們送來了一些物資，尤其是水。不過，當他們第二次聯係趙峰是否需要物資的時候，趙峰和誌願者說，他們這邊不像開始那麽緊張了，希望誌願者能把物資捐給更需要的人。
“被困住了，我有時候也愁，但愁也沒什麽用，隻能順其自然，”回到車裏，趙峰每天會和妻子孩子視頻。
“家裏人天天都打電話問，”但趙峰也無能為力，“這個疫情讓很多人都不好過。”
趙峰所駕駛的紅色卡車是在2020年新換的，之前的那輛報廢了。新車40多萬，首付了10多萬，每個月要還貸1萬1千多。“除了貸款，保險、輪胎、保養車子、油亂七八糟的，一年沒有六萬塊錢下不來，”趙峰算著這筆賬，每天車輪跑還是不跑，一個月都得花出去1萬多。
今年到現在4個月了，趙峰隻跑了五六趟長途，“掙了有兩萬塊錢，還不夠還貸款的。”
“今年還是等於在賠錢，”趙峰歎了口氣，妻子在家帶兩個孩子已經很不容易，趙峰是家裏的頂梁柱，他告訴自己必須打起精神，挺過難關。
這段日子，趙峰總是會想起自己早年在上海打拚的經曆，沒有錢，也沒有朋友，餓了隻吃泡麵，晚上就睡橋洞。但他一直自豪的是，他比很多人更能吃苦。
“我中專畢業，沒什麽文化，2002年考車證的時候，我就知道這行辛苦，但好賴那個時候能掙三千五千的，”趙峰對這個薪資感到非常滿意，“畢竟那個時候五塊錢就能吃飽了，還是水餃。”
這20年來，趙峰幾乎沒睡過八小時的整覺，“我們就是一趟貨接著一趟貨的拉，最多也就睡六個小時，一般情況下都是三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最難熬的是提櫃子（集裝箱）時遇見堵車，趙峰說，“那時候車不能熄火，一會往前開一點，人很困，卻不能睡，提一個櫃子5分鍾，要是前麵排隊排了兩三公裏，就得這麽熬一宿。”
就算辛苦，趙峰覺得前幾年一個月兩萬出頭的收入，也值得讓他這麽熬，為的是能給妻子兒女一個過得去的生活。但疫情這兩年，趙峰明顯感覺到這行不好幹了，“現在活少，運價低，油費高，上海消費也挺高，租個平房就要一千多，租兩室一廳或者一室一廳甚至要三千五千的，現在一份水餃也得20塊錢了。”
“卡車司機掙的都是血汗錢和安全錢”，開了12年卡車的老呂對此也深有感觸。
“像我們這行幾乎都有腰間盤突出、腸炎、胃病，作為卡車司機，一天能吃兩頓飯就挺好了，一般我們是早飯不吃，中飯隨便吃，晚上和夜宵一起吃，而且吃飯和睡覺都隨著貨主的時間，從來沒有定時。”老呂說，“開卡車也要求司機不能出一點問題，出一點問題，可能幾年賺的錢都一下子賠進去。”
《2021年貨車司機從業狀況調查報告》也顯示，37.3%的司機日均工作時長在12小時以上；37.5%的貨車司機每月一天不休。由於高強度的工作、休息不足，患有胃病、高血壓、頸椎病、肥胖等職業病的司機高達86.5%。
“疫情這兩年，很多卡車司機家庭的經濟狀況都陷入了危機。”老呂清楚地記得，2018年11月，他花45萬買了一台21.5米的大卡車，想趁著年輕再多掙點。然而，很快疫情就來了，尤其是今年，老呂的老家徐州出現病例後，老呂兩次被隔離。
“現在21.5米的大卡車，賺得不如之前6米多的車。”從過年到現在，老呂的收入隻有三萬多，而各種費用卻依舊要繳，老呂剛剛刷了1.5萬的信用卡，又跟朋友借了1.5萬。
開卡車之前，老呂是幹廚師的，那時候老呂對卡車司機這個職業充滿向往，“當時感覺開車挺瀟灑的，哪裏都能去，還能順便免費旅遊，邊賺錢邊旅遊，多好！”
2010年，老呂考下車證，加入了運輸行業，一跑就是12年。但和老呂當時想的不一樣，這12年，老呂根本沒旅過遊，“我們都是一趟活接一趟活，到了一個地方我們累得哪都不想去了。”
盡管是累，老呂對自己的工作還算滿足。2010年的時候，那時候開卡車的很少，活很多，運費也不低，一個月能掙兩三萬塊錢。
最開始，一台卡車動輒三四十萬，卡車司機是一個門檻還算高的行業，但近些年，車廠銷售競爭激烈，紛紛降低門檻，甚至推出零首付購車，也讓大量卡車司機湧入市場。2018年，首部專門針對卡車司機的調查報告（《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No.1》）顯示，在我國的高速公路上，超3000萬卡車司機承載了中國76％貨運總量。
卡車不斷增多，帶來的卻是運費不斷下降，貨運信息平台的服務費不斷增長。
尤其今年，新冠疫情突然多點爆發，各地出台政策加強管控。老呂說，他從3月4號到4月9號，不到一個月，就被隔離了兩次： 第一次是居家隔離3+11天，第二次是在平望服務區自我隔離7天。
老呂清晰記得隔離到平望服務區的那次，老呂拉的是一批從重慶到上海的鋁板。接單的時候，上海的疫情已經有些嚴重，但貨主當時非常急，這批鋁材也算是防疫物資，老呂隻能硬著頭皮接下。
3月26日夜間，老呂就接到電話，物流平台告訴他，進入上海必須要有通行證和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以及健康碼綠碼。第二天，老呂從從安慶下高速，去做了核酸。
隨後把車開到浙江湖州的長興服務區待了一天，等待貨主辦理上海通行證。
“3月28日淩晨四五點左右，服務區管理人員通知所有車輛都要離開服務區，這個服務區馬上就要關閉。”老呂隻能將車開走。
■ 嘉興服務區停滯的卡車。供圖：老呂
老呂本想到嘉善服務區的，但考慮到這個服務區離上海近，風險高，他臨時將車開到嘉興新塍服務區，在這等了兩天多，通行證下來了。但老呂的核酸有效期已經超時，他隻能用手機現查詢哪裏能做核酸，“一般做核酸的地方都在市區，而服務區都在郊區。”
老呂花了100多塊錢打車到市區，又花了40塊錢把核酸做好。“卡車司機這段時間，不是在做核酸，就是在去做核酸的路上，”老呂開玩笑說。從4月1日到4月20日，老呂20天做了有30次核酸。不過最近很多服務區增設了核酸檢測點，這讓卡車司機方便了許多。
拿到了通行證和核酸證明，老呂將這批鋁材送到了上海金山工業園。在園區裏，防疫人員用類似打農藥的裝備給老呂和車輛消毒。老呂發現，金山工業園區根本不像往日那麽繁忙，一些卸完貨的空卡車停在那，也許還沒想好去哪隔離。
按照當時的疫情防控政策，老呂的健康碼上已經帶星了，而且在上海停留過，他很難被允許下高速，所以在路過蘇州平望服務區時，老呂隻能停下來，等待健康碼恢複正常。
在平望服務區，老呂和其他兩位卡友也點起了卡式爐，做起了飯。“老王車上東西挺多的，有爐子和廚具，後來我們委托服務區一位賣菜的大姐幫我們帶買一些菜。”老呂說。
隔離那些天，老呂覺得生活還算規律，就是服務區的廁所隻有一個位置，當時服務區停了200多輛車，早上可能半個小時都排不上廁所。老呂那一趟是3月24日從家裏出來，一直到4月9日，老呂才洗了一次澡，還是用車裏水箱放到太陽底下曬，才有了一點點溫水。
■ 卡車司機曬的洗澡水。供圖：老呂
4月9日這一天，老呂行程卡上的星消除了，老呂終於可以繼續接單了。不過這趟讓他在服務區滯留7天的活，他根本賺不到錢，這趟從重慶到上海的貨，對方給老呂的報酬是1萬1千元，但過路費花了4500元，油費花了快6000元。
鞍山卡車司機文達開的是一輛小貨車，駕駛室隻有兩平米見方，高速漂流的34天，他常常會羨慕大貨車，大貨車的駕駛室司機座椅後麵能放下一張窄窄的單人床，但小貨車沒有，司機要想休息，隻能蜷在主副駕駛的座椅上。也正是因此，文達一般不開太遠的長途，一趟貨往返一圈也就兩三天。
但由於鞍山的疫情，文達這一次在高速路上整整“趴”在車裏34天。
4月14日，文達經過多方求助終於回到了鞍山的農村老家，“實在挺不住了，我打了很多個求助電話，上下很多道報批，”躺在農村老家的炕上，文達緊繃的神經終於能放鬆下來了，“十多天都沒恢複過來，我現在就是想睡覺，醫生說可能是缺鉀。”
文達躺在老家炕上的時候，常常還會保持著一個蜷縮的姿勢，不敢動，“我總是覺得自己還是在駕駛室睡覺，我一米八的個子隻能用這個姿勢，不能動，我有兩次掉到座椅下，費了好大勁才爬上來。”
除了睡覺，最讓文達感到後怕的還是饑餓。“我預備的吃的也就是些麵包、泡麵和水，也就夠一周的。”後來疫情嚴重了，防疫人員開始在各個高速口和貨站給卡車貼封條，“門和窗戶都貼，保證是全封閉狀態。隻有車開上高速了，封條才能打開，但高速路上也買不到任何吃的。”
“封條一貼上，我的心裏也一下子就慌了，就連上廁所都成了難題，在車裏就像是與世隔絕了。”文達至今心有餘悸。
■ 文達車上被貼的封條。供圖：文達
這一個月我最長的一次是4天5夜下不去車，餓了就咬幾口麵包，“不敢吃完，但肚子裏餓，開車心髒都突突。”
3月初文達從家裏出發的時候，東北天氣還沒那麽熱，文達幾乎所有時間都在車裏，晚上凍得不行，白天熱得難受，“最難熬的就是白天9點到3點，玻璃一烤，跟蒸桑拿似的，窗戶都粘著封條，有時候我站在座椅上，讓頭靠近天窗呼吸兩口，但車不動的時候，天窗縫隙進來的也是熱風。”
最近幾個月，文達主要以拉民生用品，生活用品和化肥農藥、醫療器材、蔬菜為主，“疫情期間，除了這些物資，其他的貨物都辦不了通行證。”
最近這一趟，文達是給菜農拉的蔬菜，從錦州拉到鞍山，一百七八十公裏的路，卻讓他在路上耗了4天5夜。“因為疫情也回不去家，但很多貨辦不下來通行證，也難以接到單。”他說，以前一個月不耽誤活的話能跑十來趟，平均都是八趟。但現在跑車風險太高了。“咱們一起跑活的40多台車都停了，唯獨就我自己在高速上漂著。”
文達有時候也不想跑了，但大男人呆著也不是個事，車也還有貸款。需要運菜的菜農也常常給他打電話請他出山。
遼寧農村人均土地不多，很多村鎮主要靠種植大棚，而種植大棚更需要人力的悉心照顧，菜農們過年之前趕上了雪災，他們照顧蔬菜就像伺候孩子一樣，好不容易蔬菜長好了但沒有運力，隻能爛在地裏。“種菜的大姐都快哭了，我去接貨的時候去他們的大棚裏看了一眼溫度，32度，他們就每天在那裏麵幹活。”
“後來大姐求我，我也感到很為難，我想去拉貨，幫他們多跑幾趟，但我車被封條貼著，身體也被消耗到難以支撐。”文達說他以前特別愛說話聊天，現在整個人精神頭衰老很快。
在路上這一個多月，文達瘦了整整18斤，“我原來是160斤，現在隻有140多點。”
“卡車司機這行，到我這茬，可能就是末期了”，文達說。
文達出生於1989年，結婚早，最大的孩子已經13歲了，小的也有6歲。之前他一直幹的都是汽修。
去年3月，文達的家中發生了一場變故，母親被查出肺部有病，他作為兒子，隻能把店兌出去治病。“後期老媽穩定下來了，生活也不能讓人閑著，手裏隻有幾萬塊錢了，就想買個車。”
文達開汽修，客人是很多大貨車司機，當時他們都勸他別幹這行，辛苦不說，這幾年行情也不太好。文達覺得自己年輕不怕辛苦，修車那麽髒和累也幹下來了，而且這麽多年都是和車打交道，手裏這幾萬本錢也實在沒別的選擇。
他在去年9月買了這台二手貨車，全價15.5萬，貸款10萬出頭，每個月還5000左右。
開始的時候文達刨除貸款，還能剩下幾千塊錢。但今年開始，油價飛漲，“我上次加是8.35元每升，去年最便宜的時候才五六塊錢。”
文達也清楚感覺到活不好幹了，各種通行證都難辦，有的幾天才能辦下來，出去很可能被勸返，拉貨錢掙不到不說，萬一被集中隔離還要搭錢。文達的微信群裏，常能看到卡友轉發的新聞，吉林的一位卡車司機在高速路上發病了，盤錦的一個卡車司機喝農藥了……這些消息都讓他感到沮喪。
和文達一起開卡車的司機有的已經還完貸款，他們寧可在家裏呆著，“甚至有一個卡友去工廠打工了，一天200，比開車穩當。”
但對於每月還有5000貸款的文達來說，“現在真是進退兩難，幹也不是，不幹也不是。”
這幾個月，文達不止一次聽身邊的人說要放棄這個行業，“你要說我不後悔也是假的，現在如果身邊有人想進這行，尤其是歲數小的，我都會勸，寧可當保安都不能幹卡車司機。”
“今年能把貸款勉強還上都算好的了，咱就不提賺錢了”，文達估計今年過後，還會有一批轉行的卡車司機，包括他自己也想趁著年輕試著找找更好的路子。
其實這幾年，隨著公轉鐵、貨運行業亂象頻出以及運價一直不景氣等情況的出現，我國營運貨車的保有量以及道路貨運行業從業人員的數量也一直在下降。2021年，交通運輸部公布數據顯示：2020年全行業貨車司機1728萬名，完成全社會74%的貨運量。
同年，卡車之家谘詢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商用車司機群體研究報告》還顯示，接近一半（46.0%）的卡車司機，年齡在36至45歲之間，而30歲以下的卡車司機，僅占12.8%。
“現在的卡車司機的確一般都是70後80後，根本沒有90後會幹這行。”趙峰說，90後孩子父母是60後和70後，他們還能工作和添補孩子。卡車司機這行，如果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經濟負擔重的，沒人願意幹。
趙峰開卡車20年，透過電話裏，他很愛開玩笑，聽起來是非常樂觀的一個人，但他說，“你是沒有見到我本人，我才40歲，頭發白完了，就像老頭一樣。”
趙峰也表示，他已經有好幾個朋友把車賣掉，不幹了。朋友能找到更好的生計，趙峰當然高興。但年齡越大意味著選擇越少，“像我一個老家的遠方叔叔就就這樣沒日沒夜開到了60歲，直到駕駛證降級。”
趙峰不知道自己還會在路上跑多久，卡車司機都是給自己打工，沒有五險一金，他必須要趁著年輕，多賺些錢，為自己更為家人。
“我這一輩辛苦，就為了下一輩過上好生活，我常和我老婆講，該給孩子花的錢不要省，我來想辦法賺錢。”孩子們是趙峰的驕傲，“我兩個孩子成績還蠻好的，我女兒在我們縣城裏麵中學上，全縣前50名。”
三年前，趙峰的女兒小學六年級畢業，為了方便後續的中考和高考，妻子帶著一兒一女回到河南老家，趙峰則一個人留在上海繼續開車，一個月兩萬出頭的收入，幾乎是這個四口之家的全部經濟來源。每個月，趙峰還完車貸，自己隻留下個零頭，其餘都打給家裏人。為了省錢，趙峰還退租了在上海的住房，以車為家。
趙峰女兒小學是在上海讀的，那個時候女兒成績就好，老師很器重她，甚至對趙峰說，孩子回了河南老家可就耽誤了。趙峰感到無奈，沒有戶口，孩子終究不能在上海高考。
去年過年回家，女兒悄悄對趙峰說，她要努力考到高中的重點班，然後高考考回上海，目標是華東師範大學。
4月28日，經過30天荒野求生式的自我隔離後，趙峰終於收到了一個“護身符”——一張從蘇州到西安的貨運通行證。他說自己這30天的修煉算是完成了，終於可以出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