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資料取自維基百科和美國之音）
蝴蝶效應（英語：Butterfly effect）是指在一個動態係統中，初始條件的微小變化，將能帶動整個係統長期且巨大的鏈式反應，是一種混沌的現象。
本文要講的，是一個令人扼腕的、好心辦壞事、給中國人民帶來無以複加的深重災難的故事，一個造成今天悲劇中國的蝴蝶效應。
追根溯源，陳獨秀，這個一心追求民主自由新中國的理想主義者，竟是終結中國民主自由的始作俑者。
1896年，毛澤東3歲的時候，17歲的陳獨秀通過院試成為秀才，科舉名乾生，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貢院參加鄉試落榜，未能考中舉人。次年，考入杭州求是書院，學習法文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辦婚姻，與高曉嵐完婚後，前往南京再次參加鄉試，仍然沒考上。
1901年10月，陳獨秀自費留學日本，進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日語專業學習。
1902年3月，陳獨秀回國，組織青年勵誌社。9月，再次赴日，讀東京成城學校陸軍科，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1903年3月31日晚上，陳獨秀、張繼、鄒容3人強行剪去湖北陸軍學生監督姚昱的辮子，姚向清政府駐日本公使蔡鈞控告，蔡照會日本外務部。於是，陳、張、鄒等因此被日本政府強行遣送回國。
1905年8月，陳獨秀結束了《安徽俗話報》的工作，投入辦學工作。夏，走訪各縣串連革命黨人，在蕪湖發起成立反清組織“嶽王會”並任總會會長。秋，執教蕪湖皖江中學。1906年4月，創辦徽州初級示範學堂。
1907年春，因兩江總督端方發出通緝令，陳獨秀第三次留學日本，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學習，後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國等西歐文化。
1909年9、10月間，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在杭州浙江陸軍小學任國文史地教習。
1913年，陳獨秀追隨柏文蔚參加反袁世凱“二次革命”，在蕪湖一度遭龔振鵬逮捕，後獲釋。
1914年春，反袁運動失敗後，陳獨秀再度赴日本，協助章士釗辦《甲寅》雜誌，擔任助編。第一次使用筆名“獨秀”發表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開宗明義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成立國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愛國心也要有自覺心，“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如果是一個人民在其中沒有權利，無幸福可言的國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輿論嘩然，不少人指責其不愛國。
1915年夏，陳獨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誼裏21號。9月15日創辦月刊青年雜誌，副題法文La Jeunesse，自任總編輯和主要撰稿人，由群益書社發行，次年更名為《新青年》。一般統稱為《新青年》。這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始。
《青年雜誌》創刊號並無發刊詞，但在“通信”欄目中，回答讀者來信中講：“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這常常被當作《新青年》的宗旨。同期陳獨秀發表《敬告青年》，宣揚六種青年該有的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後來進一步提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標誌性口號。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隨即聘任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陳獨秀和《新青年》雜誌在這裏如魚得水。《新青年》雜誌的編輯進一步擴大到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高一涵、魯迅、周作人、李大釗。這一時期中國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們也紛紛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1919年3月1日，蔡元培在北大召開學長及“教授會”主任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決定暑假以後“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教務長”。這是蔡元培已經設想構思了半年以上的一個改革。一個目的是“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促進學科交流。另一個目的是將學長任命製改為教務長選舉製，由各係的“教授會”主任選舉產生，推動“合議製”民主治校，這更是蔡元培進入北大就一直努力的目標。文科學長陳獨秀和理科學長夏元瑮將卸任學長，僅擔任教授一職，除非被推選為教務長。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個正常發展，得到兩位學長及教授會的共同支持，但後來卻卷入很多無關的爭議與流言之中。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的“隨感錄”欄目發表短文《研究室與監獄》：“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捕。他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與幫助，9月16日保釋出獄。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李大釗等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1919年5月《新青年》雜誌出版馬克思主義專刊，但陳獨秀沒有寫文章。
1919年秋，陳獨秀出獄，1920年2月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裏2號。期間，陳獨秀常與喜談社會主義的戴季陶、張東蓀過往。陳獨秀出獄後開始對社會主義思想感興趣，先後寫了《實行民治的基礎》、《勞動者底覺悟》等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文章，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勞動節專號，探討勞工問題。
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成員、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維金斯基（吳廷康），帶領擔任翻譯的俄籍華人楊明齋等助手來華。先找到李大釗，然後李大釗介紹他們認識陳獨秀。陳獨秀全麵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列寧版本的更激進的馬克思主義。陳獨秀迅速接受了馬列主義，在維金斯基的支持下開始組建共產主義組織。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鬆等人建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國共產黨的前身。8月22日，俞秀鬆、羅亦農等人在陳獨秀家中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陳獨秀發動、聯絡各地的建黨工作，比如，1920年5月毛澤東來訪，此後在陳獨秀的指導下在湖南建黨。陳獨秀充分發揮他辦刊物的特長，上海共產主義小組8月15日創辦《勞動界》周刊，11月7日創辦《共產黨》月刊。陳獨秀與胡適在《新青年》的辦刊宗旨上發生分歧，陳獨秀掌管了編輯權，9月在《新青年》發表《談政治》，大張旗鼓地宣揚馬列主義，開辟《俄羅斯研究》專欄，此後《新青年》成為廣為流傳的共產黨理論宣傳刊物。
1920年，陳炯明占領廣州，孫中山率國民黨中央由上海遷往廣州，12月，陳獨秀應邀前往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由李達做代理書記。陳獨秀在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廣東女界聯合會發表演說，批評傳統道德，引發當地守舊人士發起驅陳運動。陳獨秀在廣州重建廣州共產黨，排擠了其中的無政府主義者。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在廣東省教育委員會的工作正在緊要關頭，沒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陳公博為廣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帶去他的信件和4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在會議上，陳獨秀被缺席選為中央局書記。後來，廣東的教育工作困難太多，黨的工作又需要他，便辭去廣東教育委員會的職位，9月回到上海。10月4日，他和楊明齋、柯慶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罰100銀元。
陳後被選為黨的第二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開中共二大。大會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8月9日，陳獨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違禁書籍。最後判罰陳獨秀大洋400元。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麵都有賴於共產國際的幫助。1922年，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加入中國國民黨，陳獨秀和中共中央願意兩黨合作，但反對加入國民黨。4月6日，陳獨秀給維經斯基寫信，提出6條意見反對馬林的提議，如兩黨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據不同、盟友不同等。8月20日，馬林召集西湖會議，施壓之下，陳獨秀和中共中央終於勉強表示服從，同意加入國民黨。但要求國民黨做出一些改革，取消宣誓服從孫中山的程序，根據民主原則改組國民黨。隨後陳獨秀等中央部分黨員先加入了國民黨。並前往莫斯科參加於11月5日-12月5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四大。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正式開始。
陳獨秀一度將中共中央遷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罷工後，吳佩孚通緝陳獨秀、馬林，於是再度遷回上海。不久再遷廣州。1923年6月12日，陳獨秀在那裏主持召開中共三大，並再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1923年9月，中共中央遷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當國民黨北伐軍占領龍華時，中共在上海發動工人武裝暴動，陳獨秀在北四川路橫浜橋南鄭超麟家裏，向前線指揮部周恩來、趙世炎發布命令，攻打閘北天通庵車站、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和北火車站，占領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陳獨秀一度想掌握進入上海的東路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薛嶽，但是白崇禧將薛嶽調走，換上劉峙，於是陳獨秀下令加強上海工人糾察隊，準備進行防禦戰（蔣介石到上海），陳獨秀發表《告世界工人階級書》和《告中國工人階級書》。4月4日，陳獨秀與剛從國外回來的汪精衛發表《汪、陳聯合宣言》，並隨汪去武漢。
4月12日，工人糾察隊和蔣介石直接衝突，發生四一二政變，中共與蔣介石分裂，但中共仍然沒有退出國民黨，指望與國民黨內左派及汪精衛武漢政府合作。其實陳獨秀是要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他幾年來多次提議退出，但都被共產國際否決，一直處於兩麵為難的境地。陳獨秀於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當選為總書記，但與共產國際的矛盾非常突出，大會基本被共產國際掌控。7月4日，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獨秀大兒子陳延年，被國民黨逮捕處死。陳獨秀最後實在無法忍受，便提出辭職。
7月12日，鮑羅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組中共中央，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局兼常委。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仍然堅持不退出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決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或者甚至於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7月15日，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分共，共產黨被動地與國民黨最終分離。8月7日，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漢口主持八七會議，禁止陳獨秀參加，在會議上公開批判陳獨秀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犯有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陳獨秀當時沒有辯解，兩年以後在《告全黨同誌書》中稱機會主義問題的源頭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1991年蘇聯解體後大量的文件解密，基本印證了陳獨秀的說法。
1928年6月至7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召開，此前周恩來和王若飛親訪陳獨秀，帶來共產國際邀請陳獨秀出席六大的口信，陳獨秀反問“中國問題為什麽要到外國去討論？”拒絕出席。
1929年，從莫斯科回國的一些中共黨員將托洛茨基主義帶回中國。1929年9月，與彭述之、尹寬等人一起創建托派組織“無產者社”。
自從兩年前辭職以後陳獨秀一直保持沉默，但現在他打破了沉默，這激化了他與中共的矛盾，最終導致他被開除出黨。
陳獨秀被開除以後發表《告全黨同誌書》和《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將批評範圍進一步擴大，對共產國際、斯大林、中共中央的政策進行了全麵批評，認為有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官僚主義的錯誤。
1932年10月15日，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陳獨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創辦非法政黨的罪名逮捕，隨後移交南京政府。國民黨各地黨部、省主席、司令等紛紛致電中央要求予以嚴懲，共產黨也發表消息和稱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的評論。另一方麵，已經成為名動全國的大律師的章士釗主動免費為陳出庭辯護，胡適、傅斯年等人紛紛出來為其說話。
1932年12月8日，德國科學家愛因斯坦去電蔣介石，請求將其釋放。此外，知名的學者羅素、杜威等人也向蔣介石做出同樣請求。但蔣介石不為所動。
1933年4月，陳獨秀一案在江寧地方法院開庭審判，檢察官以“危害民國”罪起訴陳獨秀。章士釗在法庭慷慨陳詞，贏得旁聽一片讚譽。當陳獨秀聽到章士釗說“托洛茨基派與國民黨取掎角之勢以清共”時，登時臉色大變，憤然起身，想打斷章的辯護，卻被法警製止。章士釗長達53分鍾的辯護話音甫落，陳獨秀立即嚴辭聲明：“章律師之辯護，以其個人觀察與批評，貢獻於法院，全係其個人意見，並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結果，陳被“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處有期徒刑13年。囚禁於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此後，其自辯的《辯訴狀》和章士釗的辯護詞在天津《益世報》全文登載，其他報紙也紛紛報道，一時轟動全國，曾出版過《獨秀文存》的亞東書局公開出版了陳案的資料匯編，還被上海滬東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係的教材。判刑後囚禁於南京。在南京獄中，陳利用國民黨的優待條件，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等，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
1936年3月，在《火花》發表了《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指出“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稱“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於官僚主義，乃至於把黨，把各階級蘇維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蹋得簡直比考茨基所預言的還要醜陋。”
國共合作抗日以後，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提前獲釋。在與博古、葉劍英的溝通中，陳獨秀向中國共產黨表示支持、並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在托派問題上不予明確答複。之後中共中央稱隻要陳承認當年的錯誤就可以恢複黨籍。陳獨秀出獄後在報紙上發布聲明：“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晚年陳獨秀書信來往的對象主要是中國托派成員。
在蘇聯共產黨清洗托派的情勢下，陳獨秀於1938年中期被中國共產黨抹黑攻擊，指控其為“漢奸” ，由王明、康生為首，采用蘇聯把托洛茨基及托派或觀點類近者打擊成法西斯德國間諜的模式，把陳獨秀一派打成日本漢奸，掀起一場“肅托”運動。王明、康生等人在一些共產黨的刊物上說陳獨秀接受日本津貼，做“日特漢奸”；陳寫信駁斥，表示自己不允許“人人相互妄指他人為漢奸，以為任何政治勢力的宣傳手段”。雖然事件沒有進一步發展下去，但兩者關係已經惡化。王明失勢後，周恩來曾多次托人勸說陳獨秀去延安，均被拒絕。陳獨秀為此對好友說，黨內的熟人都已經離去或逝去，現在對共產黨已不熟悉。
此後他拒絕出任勞動部長，拒絕蔣介石出資讓他組織“新共黨”，拒絕胡適的邀請去美國，拒絕譚平山要他出麵組織第三黨的建議。
先後住在武漢、重慶。在重慶住院時，周恩來、朱蘊山都去醫院看望過他，周恩來更資助他100銀元，都被他拒絕。實際上當時他僅靠微薄稿費收入支撐，最後更被趕出醫院。陳最後長期隱居在四川江津，以教書為生，保持低調。繼續關注時局發展，堅持共產主義理念，但對蘇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缺乏民主的問題進行了反思。
出獄後的陳獨秀，在這種獨立或者說孤立的狀態下，對民主的思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現在認為民主是超階級超社會製度的，如果沒有民主， “無產階級獨裁” —— 就是現在所譯為的“無產階級專政” 的結果隻能是“黨的獨裁，領袖的獨裁”。他甚至說要“重新估計布爾雪維克的理論”。他稱英法美的民主是“不徹底的”，但還是相對最好的，蘇德是“法西斯”，中共“事實上采用和法西斯特同樣的手段”。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的結合體。胡適稱他“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
陳獨秀說：
非大眾政權固然不能實現大眾民主，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則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級獨裁（注：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柏烏（注：GPU，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克格勃前身）政製，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
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級獨裁製之邏輯的發達，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借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呢？
民主主義是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1942年5月12日中午，陳獨秀以醫生介紹的偏方，泡製蠶豆花茶水，據稱可治高血壓。但其所用之蠶豆花有部分已發黴，用開水泡過後，汁水呈黑色，且味不正。陳獨秀喝了此水中毒，最終於5月27日晚21:40分在四川江津鶴山坪石牆院逝世，享年63歲。
1917年，毛澤東受到陳獨秀《新青年》的影響，和蔡和森、蕭子升等成立了“新民學會”。
1918年6月，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畢業。7月，蔡和森致信毛澤東促其盡快赴京：“吾輩須有一二人駐此，自以兄在此間為最好。……兄對於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其同情……自由研究以兄為之，必有多少成處，萬不至無結果。”潤兄七月二十六日信“所論才、財、學三事，極合鄙意。究竟我們現所最急者，是一財字；而才次之；而學則無處不有，無時不可以自致。然非學無以廣才，非才無以生財”。8月15日，毛澤東同蕭子升、羅學瓚、羅章龍、陳讚周等20多名準備赴法勤工儉學之青年離長沙去北京。8月間，毛澤東作出湖南學生留法勤工儉學計劃，同蕭子升等駐北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工作。10月，經楊昌濟介紹，認識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登記新到報刊和閱覽人姓名，月薪8塊銀元；由於工作關係，時常到李大釗處請教，讀到傳播馬克思主義之書刊，並參加李大釗組織之學生研討各種新思潮活動；期間曾與在北京之新民學會會員，邀請蔡元培、陶孟和、胡適分別在北大文科大樓談話，主要談論學術和人生問題；還同北大學生朱謙之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之前景；此時毛同楊昌濟女兒楊開慧成為摯友。
1921年6月，毛澤東奔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毛澤東回憶陳獨秀時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當我在師範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誌。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範。...我第一次同他見麵是在北京。當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我在這方麵發生興趣，陳獨秀也有幫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澤東發動文革所公開聲言的宗旨，一個是要揪出他所說的隱藏在中共黨內尤其是中共上層的野心家，陰謀家，一個是要通過這場革命徹底掃除中國社會的不平等，鏟除官員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欺壓人民的惡劣製度和現象。
然而，文革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毛澤東要揪出他所稱的“睡在我們身邊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的英明睿智就已經成為笑話。
同樣在文革還沒有結束的時候，自稱秦始皇並且實際上成為當代中國秦始皇的毛澤東又通過他的金口玉言，使他要追求社會平等、提升人民大眾社會地位的誓言成為笑話。
在研究那段曆史的專家和經曆過那段曆史的中國人看來，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的口號都是徹頭徹尾的欺詐。例如，他號召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青年（即所謂的“知識青年”, 簡稱知青）到生活艱苦的農村去紮根，通過艱苦的勞動鍛煉和改造自己、建設國家，聲言農村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然而，他卻選擇不讓自己家的孩子作知青去廣闊天地施展才華而是讓他們留在城市在有工資和公費醫療的政府/軍隊部門就業，當幹部。
在批評者看來，文革中期所謂的通過群眾推薦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做法最清楚地顯示毛澤東在教育問題上的殘酷和虛偽，他聲言要追求和促成社會公平不但是口惠而實不至，到頭來他幹脆出爾反爾，為官員以權謀私進行毫不掩飾的辯護，並聲言不以權謀私的人不見得是好人，以權謀私的人不見得是壞人。
批評者所稱的毛澤東在教育問題上的殘酷，是指他為了自己政治鬥爭、權力鬥爭的需要而發動文革並關閉大學，使當時全中國的青年人一下子失去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與此同時，在文革期間，在毛澤東的指令和主導下，中國的各級學校也實行政治掛帥，學校強調政治灌輸，壓製打擊文化教育。
在如此這般的打壓文化的大環境下，毛澤東當局在1970年再開始實行所謂的群眾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做法。這種做法有兩個大問題。一個是當時的教育使中國的文化教育水平大跌，中國的高等教育難以為繼；另一個是所謂的群眾推薦基本上是幌子，實際上是各地各單位的中共幹部利用自己的職權將自己或自己的親友推薦上大學並從而確保他們獲得當時十分難得的就業職位，可以在政府部門/國營企業的任職。
這兩大問題使當時的中國大學苦不堪言，北京的一些大學領導人向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訴苦匯報，說太多的官員和官員子女上大學，但他們的文化水平太差，多是小學水平，大學課根本就沒法上。周恩來聞訊大怒，下令立即把那些不合格的學生全部清退。但當時文革的最瘋狂階段已經過去，毛澤東為了掌控局勢掌控全國，又讓各級官員重新掌握了實權，各級官員們對周恩來的指示頂著不辦。
鑒於毛澤東發動文革時所宣布的一個宗旨就是要破除官員特權，而當時的毛澤東還是公開聲言他不忘初心，堅持發動文革的初衷，中共各級幹部以群眾推薦為幌子給自己和自家人謀私利、使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上大學的機會成為官員自留地受到當時的中國公眾的強烈抱怨。與此同時，當權的中共幹部利用權力為自己謀私利即“走後門”的問題也成為當時中共黨內上層權力鬥爭的一個爭議話題。
當時中國官場走後門的另一個更常見的途徑是官員送自己的子女去參軍，因為參軍可以逃避上山下鄉，參軍轉業複員又可以在城市獲得為數不多的在政府部門或國營企業就業的機會。
有關走後門的抱怨和爭議1974年傳到毛澤東那裏，毛做出批示稱，“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毛不但做出這一批示從而一舉將無權無勢隻能走前門的大眾打成潛在的壞人，而且還公開為官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辯護。毛明確地說，要是說走後門，“我（毛澤東）也算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京大學去上學了。”
毛澤東就這樣在文革沒有結束的時候就出爾反爾，推翻了他要促成社會公平、提升中國民眾地位的誓言，並倒打一耙，聲言謀求社會正義、反對走後門的人是潛在的壞人。
毛澤東有關走後門問題的批示當時傳達給中國的公眾，公眾對毛澤東發出的這種又殘酷又像是玩笑的最新最高指示敢怒不敢言。
習近平也是毛澤東政權推出的群眾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政策的受惠者。1968年，習近平因他父親習仲勳成為毛澤東的階下囚而不得留在北京被迫到陝西梁家河當知青，1974年，他成為梁家河生產大隊的中共黨支部書記，也就是那裏的最高官員。1975年，他“被推薦”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的一員，到北京清華大學化工係學習基本有機合成專業。
沒有人知道在初中就中斷學業的習近平在清華大學究竟如何學以及學到多少基本有機合成專業知識，也沒有人知道他之所以獲得“推薦”上大學究竟是因為他是當地的中共黨支部書記，還是因為他在當地青年當中文化水平最高因此最有資格上大學。
後來習近平在2000年代在擔任浙江省省長期間從清華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其論文題是與法律不相幹的“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而且，有研究者通過逐段比較發現，習近平的構架主次不明、拚湊痕跡明顯和邏輯混亂的論文有大段大段的段落與他人發表的論文重合。
有關消息曝光，中國公眾議論紛紛，中國官方媒體集體保持沉默，授予習近平博士學位的清華大學保持沉默，習近平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保持沉默，一直沒有對習近平讀博士的諸多問題（如他是否能看懂他的論文所列出的那些英文參考書，他的一段又一段跟別人發表的論文重合的段落究竟是他抄襲別人，還是他被別人抄襲）做出解釋說明。
在文革前通過文化考試進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文係的退休資深記者高瑜與她的同級同學當時因文革爆發而沒能如期畢業，在學校裏多呆了一年。她在回顧毛澤東所推行的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政策時說：“工農兵上大學，（按照毛澤東的學製要縮短的指示）把學製改成三年，而三年基本上還是讀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要占絕大部分時間。他們學的專業知識基本上就好像農村的‘赤腳醫生’就成了醫生。”
學者胡平因為文革爆發而沒有能上大學，不得不下鄉，然後再當工人，並在務農做工的時候自學。後來在文革結束之後，他通過考試成為北京大學哲學係研究生主修西方哲學史。
胡平在談到文革時期的所謂群眾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騙局時說：“工農兵大學生的知識水平空前絕後地低，以至於當時的大學都變成了中學，因為很多中學的知識他們那些人都沒學過，造成了10年高等教育的荒廢。另外，因為當時實行所謂的群眾推薦工農兵大學生，從而取消了一切比較統一的、可以測量的、標準化的硬標準，到後來關係學就大行其道，權勢就在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工農兵大學生的最大的特點就是幹部子弟的比例空前絕後地高。”
專門研究文革的中國政治學者嚴家其說，直到今天，中國的公眾還在承受毛澤東發動文革毀壞文化教育所造成的禍害。
他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摧殘文化，讓這些中學生、小學生（知識水平的人上大學，最後）掌握了權力。所以，（毛澤東的前秘書）李瑞100歲的時候說，習近平什麽知識都沒有，是小學生，連中學都沒好好上。所以，習近平今天的種種表現應當說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
許多觀察家指出，習近平上台以來或許是為了掩蓋自己的文化教育水平低下，竭力在中國國內外顯示他文化教育水平高深。他到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訪問發表講話，列出一長串他聲稱他熟讀的那些國家的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在中國國內，他則是動輒就要引用中國古文古詩顯示他中國經典功底深厚。
但習近平顯然常常根本就不懂他所引用的古文古詩，所以頻繁鬧出笑話，導致他所掌控的中共宣傳部門尤其是網絡輿論管製部門不得不頻繁采取緊急措施來為他遮羞遮醜。例如，2016年9月在中國杭州召開的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習近平發表演說試圖引用出自中國古書的成語“通商寬農”，但卻把“通商寬農”字正腔圓有板有眼地錯讀為“通商寬衣”，並立即成為笑柄。
就在習近平成為笑柄使他掌控的中國網管當局不得不采取緊急措施封殺網民的評論和嘲笑之際，他所掌控的中國官方媒體推出事先準備好的配套宣傳，宣揚習近平主席如何熟讀中國古典經典，因此可以如何在他的會議演說中嫻熟地引用來自中國古書的成語“通商寬農”。
2018年9月，在慶祝中共政權推出的第一個豐收節之際，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主席和中共總書記發表致辭，顯然是再度為了顯示他文化功底深厚而引用兩句中國古詩“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但習近平在引用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那首古詩的時候顯然不知道，那首詩的主旨不是謳歌大自然的奇跡或農業的豐收，而是哀歎中國農民的命運悲慘，譴責惡政對農民的敲骨吸髓的壓榨，因為那首古詩緊接著習近平引用的那兩句之後的兩句是“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中國政治學者嚴家其表示，文革毀壞文化，毀壞文化教育，導致中國有了習近平這樣的隻有小學文化水平的博士和國家領導人，這是毛澤東給中國造成的禍患，中國人至今仍在受毛澤東之害，受毛澤東所遺留的禍患之害。
嚴家其說，以香港問題為例，本來香港問題是簡單的，好處理的，不需要動用武裝警察部隊，更不需要動用軍隊，而是通過理性的方法，按照香港基本法來解決；但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素養的習近平根本就不懂這樣的道理；他雖然後來通過清華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但他的文化水平還是中小學水平，不懂世界曆史，不懂中國曆史，遇到問題就想動用武力或武力威脅；除了武力威脅之外，習近平還異想天開，要把深圳打造成另一個香港，一個比香港還香港的金融中心，但他不知道香港之所以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是因為香港有可信的司法獨立，而他卻嚴禁司法獨立，並主張和推行司法必須是他所掌控的中共政權的刀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