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篇有思想，心平氣和的文章： 《現代化走到轉型升級關頭，既不能有、‘救世主’心態，也不要有、’受害者‘心理》

從世界史角度看，“現代化”是歐洲中世紀以後便開啟的一個超長曆史進程。上世紀80年代，現代化研究在國內成為一個熱點，是因為羅榮渠等曆史學家希望在“革命史觀”之外，找到一個具有國際可比性的曆史坐標，不僅用來客觀認識世界和中國的近現代史，而且能借此更好地指導實踐。

 

學界由“革命史觀”轉向“現代化史觀”，這與當時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相關聯的。80年代，現代化成為時代最強音，官民都有共識。鄧小平1983年題詞：“教育要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這三個麵向就是當時的眼光和胸懷。

 

然而，進入新世紀後，現代化這麵旗幟反而舉得不那麽高了。逐漸地，另外兩個口號從左右兩翼開始占上風，一是“民族複興”，另一是“全球化”。必須承認，“民族複興”的取向是往後看的，“全球化”又難免與新自由主義掛鉤。因此嚴格說來，還是現代化這麵旗幟最為中正宏大。

 

可喜的是，十九大報告重申了作為國家最高奮鬥目標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2035年為界分兩步走，最終在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過，相比於80年代，現在對現代化的宣傳無論在力度上還是在一貫性上，都相對遜色，這方麵大有提高的餘地。

 

一、現代化的一般性：早已成為普遍性趨勢

 

現代化本質上是“現代性”向外擴散的一個過程，那些現代社會的特征最早集中出現在西歐，但隨後就向世界輻射。這一過程的實質是由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轉型，這種現代轉型以工業化為驅動力，其他各個方麵也相應變遷，包括經濟、科技、政法、國防、交通、城市、觀念等各個方麵。轉型成功的國家即成為現代“發達”國家，否則便是“發展中”甚至“欠發達”國家。

 

有人說，西方文明不過是一種“地方性現象”，所以現代化缺乏普遍性，這種說法並不正確。任何創新總是先起源於某個地方，之後再向外輻射的。可是，不同的創新具有不同的輻射力。世界史已經表明，西歐的現代性恰恰具有強大的輻射力，最終成為一種衝擊全球的普遍性力量，至今也未停步。再把這種普遍性力量稱為“地方性現象”，不免有點自欺欺人。

 

世界現代化進程肇始於西方而不是中國，這未必就是中華民族智慧不夠，問題出在“大一統”上，體製一旦形成，就會產生身不由己的約束力。本來，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頗相類似，後來彼此也都經曆了大動亂，歐洲是蠻族入侵，中國有所謂“五胡亂華”。但隨後雙方就各奔東西：中國從隋唐重回大一統，西方卻分裂出民族國家，其中原因錯綜複雜、利弊未便妄斷。然而，從競爭能激發創新、多元更容納先進生產力這些方麵看，列國多元體係無疑有其所長，而且越往後發展，其優勢更越發顯著。可見，西歐成為現代化的發源地和發動機，實不足為奇。

 

當代西方文明熟透之後，講究“政治正確性”，自己起來批判歐洲中心論，不願意把現代化稱為“西方化”，這種姿態當然值得歡迎。但是，我們不要“把人家的客氣當福氣”，自己還是要有一個客觀的認知。非西方社會的積極因素當然應該融入現代化，但現代化進程內含的西方本源、西方原動力、西方文明框架我們是無法否認的。

 

正因如此，不妨把現代化理解為一條從西方起始的大道，這條大道是“多車道”的，可以允許有不同的速度、開不同的車，但這條大道又是“單向”的，不允許走回頭路，總體上始終在你追我趕、加速向前。故而從世界史看，現代化的一般性大於特殊性，普遍性高於民族性。

 

二、現代化的特殊性：尤其可見於後發國家

 

曆史上，英國是第一個工業化社會，人們一般把英國當作現代化的原型。原型意味著它是某種標準，具有示範意義。但實際上，其他國家的現代化不可能跟英國的現代化一模一樣，畢竟時空條件總有差異。因此，作為一般的現代化原型又派生出各種變體，所謂特殊性就此而來。

 

這方麵較典型的是德國的現代化。德國政治經濟學家弗裏德裏希·李斯特等人認為，德國政治分裂、經濟落後，使得德國無法照搬英國的自由主義發展藥方，而必須有自己獨特的現代化方式。李斯特強調德國的趕超要靠關稅同盟、政治統一、政府幹預經濟活動、保護本國幼稚產業。簡言之，19世紀德國的現代化采用了一種“民族主義趕超發展模式”，以李斯特學說為基礎，明顯有別於當時英國倡導的、以亞當·斯密學派為基礎的“世界主義一體發展模式”。

 

如今我們知道，德國的那種現代化模式其實並無原創意義上的獨特性，因為英國從15-18世紀長期努力改變自身落後局麵時，所采用的也是這種模式。隻不過英國進入19世紀開始強大後，就拋棄原有的保護主義，轉而實行自由貿易，還勸說其他國家一起來搞自由貿易和自由主義。如此看來，德、英國兩國在落後情況下，其現代化的模式實際上是一樣的，它們的差別隻是前後時空上的差別而已。

 

當然，德國現代化的特殊性也不是一點沒有，畢竟德國是在英國這個工業強國先已崛起的陰影下推行自己現代化的，它已經不可能再像英國那樣從容不迫地搞上幾百年，因而德國的現代化是急風暴雨式的、更加政府幹預式的，以後德國發展中出現納粹主義之類問題，跟德國現代化的後發“速成”方式有一定關係。

 

三、社會主義：一種特殊的後發現代化方式

 

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殊性，在於它比德國、美國等國的現代化更加後發。一般而言，一國率先現代化之後，就獲得了先發優勢，在先發與後發國家之間會形成能力上的差距，在軍事、工業、技術、行政、金融、文化各方麵都會有落差。領先強國相對於落後弱國會形成壓倒性的競爭力，會釋放一種“邊緣化壓力”，慣於把弱國改造成自己的附庸。強國與弱國越晚相互遭遇，其間的差距就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弱國就難以靠常規手段來翻身。比如，越到後來，東南歐、亞洲不少國家就越是難以複製德國的成功。

 

社會主義正是在這個時候發揮作用的。如果說，早期的社會主義著眼於緩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矛盾，那麽，後來實際出現的社會主義體製則是要解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落後國力圖用社會主義把自己從列強手中拯救出來並尋求自主發展。當代國際發展學家迪特·森哈斯就把社會主義稱作現代化的“起搏器”（起死回生）和“助產士”（加速推進）。後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都屬於自我拯救這一類，隻有東德和捷克情況有所不同。

 

由於這一曆史背景，社會主義的起步條件和運行環境自然是苛刻的。不過，借助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脫鉤、高度強製的治理架構、自我犧牲式的內部積累，社會主義國家一般還是在付出高昂代價後取得了不俗的進步。表現為：總體經濟粗放增長、工業體係基本建立、自主力量顯著增強、社會福利較為平均，其核心成就是，克服了邊緣資本主義社會易發的結構缺陷，包括有增長無發展，工業和出口呈現飛地特征，經濟動力來自外部，貧富差距日益拉大。

 

當然，恰恰是社會主義體製在強行推動發展過程中所采用的那些工具，從長遠看卻妨礙了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有活力的社會發展。比如，與發達世界的持續隔斷造成外部激勵的缺乏，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嚴控導致經濟效益不斷遞減，對超大工業部門的扶植犧牲了民眾的基本消費，對農業發展的束縛也妨礙了國內市場的開發，等等。這些特征可謂社會主義時期“斯大林模式”的通病。而改革開放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四、當今發展趨勢：一般性與特殊性的融合

 

中國的現代化，既然屬於社會主義現代化，放在世界現代化係列中看，當然也有特殊性，但也不宜誇大其特殊性。即使跟東亞“四小龍”非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相比，彼此也有不少共同點，可以說大家同屬某種“動員體製”，都有較大的計劃因素和產業政策推動，還有高儲蓄率、金融壓製、外資引進、出口加工等等類似特征，所以有人幹脆用“儒家文化圈”來統稱之。可見，一般性中有特殊性，特殊性中又有一般性，情況是相互交織的，但一般性越來越更加占上風。

 

總體而言，在最近這輪全球化中，原來的左翼和右翼發展道路出現了明顯的趨同和混合。國家主導與市場運作、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產業政策與放手競爭、內部積累與吸引外資，等等，在當今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都得到了兼收並蓄，因時因事因人而靈活調整的情況不斷發生，這是全球化時代的新特點。

 

然而，現代化的成效一如既往地千差萬別，不存在簡單的規律或神奇的妙方。經濟的成功，更不用說總體現代化的成功，總需要湊足一係列因素，而隻要一個因素出問題就足以招致失敗。因此，現代化進程中的失敗者總是大大多於成功者。世界範圍內，從落後起步、成功走通現代化大道的國家實在有限。據研究，1960年代以來，全世界共有101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行列，但隻有13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為發達經濟體。

 

顯然，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真不必對躍升到現代發達水平抱太大期望，成功的概率本來就低，要晉升並穩居中等收入水平都談何容易！世界經濟這片森林中不可能都長成參天大樹，發達經濟體的交椅從來都是有限的。韓國於2021年7月被正式認定為“發達國家”，這可是1964年聯合國貿發會議成立以來首個成功晉升的國家。其實，在這個不確定性已經大增的世界，發展中國家若能陷於“中等收入陷阱”中就算不錯了，就怕還不斷往低收入層級下墜。如果國家返貧不再是小概率事件，那應該做的恰恰是在正麵努力之外，現實地管理好社會預期，同時做好基本的“托底”工作。

 

五、現代化超越：需要創造新的製度條件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當然應該有宏大的雄心，何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已不再遙不可及。盡管在近代我們曾是現代化的落伍者，在現代我們曾是現代化的跟隨者，但在當代我們確實有完成現代化並力爭超越的機會。然而，行百裏而半九十，最後一程是最困難的，沒有相應的體製配套，功虧一簣的風險總是揮之不去，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考察世界史可以發現，通常所說的後發者的“趕超”，其實包含了“追趕”和“超越”兩個階段，從“追趕”向“超越”邁進是需要政策轉換甚至體製轉型的。以英國為例，到19世紀上半葉，它在經過政府長期的貿易保護、產業扶持、經濟激發後，獲得了顯著的競爭力。於是，英國便著手廢除原本限製性的一係列政策和法律，轉向了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自由競爭體製。假如沒有這種自由化轉變，就不可能有後來日不落帝國的輝煌。

 

不同階段采納不同的體製，此乃天經地義。當處“追趕”階段，落後者麵對領先者的競爭優勢，依照領先者的成功榜樣，在發展方向、前進路徑、需要突破的領域都十分清晰的情況下，自然應當依靠政府幹預等超經濟手段來“集中力量辦大事”。如在後發工業化過程中，無論是資本的原始積累、外部的技術引進，還是工業化意識形態的確立、相應的社會改造和動員，都不能簡單依靠市場力量，否則無以實現追趕所需的加速度和大突進。

 

然而，在完成“追趕”、趨向“超越”之時，或者但凡在具備相當國際競爭力的任何領域，都應該把社會資源和選擇權利更多地留給真正的企業和民間，交由市場力量來決斷，原有的動員體製理應向自由競爭體製轉變，這既是在走到發展前沿、缺乏先驅榜樣情況下需要依靠眾智、避免決策錯誤的需要，也是回歸自發秩序常態、借助競爭提高效率、真正實現長治久安的合宜道路。

 

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在說我們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可惜對何謂“新時代”缺乏明確的定義。現在看來，完全應該把從“追趕”跨入“超越”當作進入“新時代”的標誌和依據，也應該把“新時代”建立在充分打造法治化、市場化的自由競爭體製這個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在19大報告中提及的現代化目標，就包括了平等參與、權利保障、法治完善、充滿活力、科技創新等內容，現在理應把這些內容不折不扣地落實到“超越”所需的新體製中。

 

六、享受後發優勢的同時要謹防後發劣勢

 

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頗為典型的後發現代化，過去，學界談論後發現代化時，一般都比較樂觀地談到“後發優勢”，即後發國可從先進國家引進技術、知識、管理、資本、人才、觀念、做法等等，從而實現加速發展。後發者通過學習和模仿而大大縮小與領先者的差距，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反複發生過，舍此無以後來居上。正因如此，我們要始終“睜眼看世界”，要始終保持與世界的良性聯係並虛心向先進者學習，這種現代立國之策永遠不能丟棄。

 

與此同時，在盡可能享受“後發優勢”的時候，也要警惕“後發劣勢”的風險，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特別提醒過這個風險。所謂“後發劣勢”是說，在後發者這裏，因為可以模仿照搬，短期內也的確效果顯著，所以會助長一種“國家機會主義”，即隻走容易的路，隻做容易的事，甚至隻追求短期利益而缺乏長遠追求。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無心去改造舊體製，以為通過非市場化手段、非競爭方法照樣可以成功。如此一來，到一定時候卻會出現製度瓶頸，使得技術工商經濟等方麵的發展因缺失製度保障、碰到體製天花板、缺失社會自動力而難以再向上提升，甚至還會導致發展成果得而複失。這方麵，近代中國就有教訓，洋務運動雖然轟轟烈烈30多年，但最終還是沒能避免失敗的結局。

 

有鑒於此，當中國現代化走到這個轉型升級的關頭，如何發揚“後發優勢”，避免“後發劣勢”，應當加以重點研究。考慮到中國曆來陷於夷夏之辨、體用之爭、政治經濟兩張皮之類劣根性，現代化一直缺乏徹底性、全盤性，則在改革開放已經充分享受“後發優勢”的基礎上，如何切實防止可能日益突出的“後發劣勢”，實在是一個攸關全局的大問題。因“後發劣勢”而造成“現代化斷裂”，這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屢見不鮮，我們不能不杜微慎防。

 

在當今世界，成功的現代化無不有賴於良好的國際環境，可就在這方麵，我們正麵臨至少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使得原所設想的“國際戰略機遇期”大有部分喪失之虞。麵對這一複雜局麵，我們確實需要“平視”世界，既不能有“救世主”心態，也不要有“受害者”心理，還是應該根據自身需要，堅定不移地走全麵深化改革、持續開放互利的道路。在這個時候，理性務實的外交包括對外經貿交往尤其是一種必須，千萬不能自廢武功。如果把“韜光養晦”理解為“低調圖實利”，則這樣的國策永遠不會過時，也永遠不該放棄。

 

總之，統觀世界現代化進程的大勢，有助於我們知己知彼、戒驕戒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如期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作者：梅俊傑，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本文原刊於澎湃新聞（2022年3月12日），此處為未刪節全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