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然而這是偶然中的偶然，當時我對此絲毫沒有意識到。
人史我在第三章中已談到，一九四九年我去上海楊樹浦碼頭送父母和幼弟乘帆船去舟山的定海，再轉往台灣時，便深感生離死別之痛，覺得此生恐已無重見之望。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幾天以後，我在親戚家中得到他們從定海托船主帶回的平安訊息，曾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場。但是萬萬想不到的是，我竟在十一月底突然接到父親來信，說他們已從台北遷居香港，要我在寒假期間去探望他們。
譯一我後來才從父親口中聽到他們為什麽沒有在台灣定居的原因。原來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台灣的情勢非常混亂，甚至國際地位也不確定。美國總統杜魯門遲至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才根據開羅會議和波茨坦宣言，正式聲明台灣歸還中國。但是他又說，台灣未來在中國內戰中究將誰屬，美國則不加幹涉。不但如此，同年一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艾契遜（Dean Acheson，一八九一～一九七一）發表外交政策演說，更聲明美國在東亞的防線不包括台灣在內。所以當時不少從大陸逃至台灣的難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證，對比之下，他們似乎覺得香港不但較為安全，而且還可能提供向東南亞或西方移民的機會。
史一但決定在寒假期間赴港探親之後，我立即麵臨一個困難問題：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我能夠得到離開國境的合法證件嗎？通過和許多親友的商議，他們都認為我必須向北京戶口所屬的警察分局申請離境公文。但這中間還有一層有趣的曲折，值得一記。在父母給我的信中，他們的住址是九龍青山道，而省去了“香港”的地名。因此一位長輩很鄭重地提議，要我在表格中隻說去“九龍”探親，不必提“香港”兩字。他覺得分局警察一聽到“香港”之名便不敢擅自作主，一定會向上層報告，極可能延時誤事。我聽了他的指示，果然當下便獲得批準。這一張從北京移居九龍的正式文件，我曾多年來保留在手頭，作為一個稀有的紀念，但後來因為遷居過於頻繁，終於失去了。
譯譯我雖然經過了很大的周折才能到香港探親，但當時一心一意隻是要在寒假一個多月的期間和父母重聚一次，事畢仍回燕京讀書，完全沒有長期留港的念頭。我還凊楚地記得，我是一九四九年的最後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許多人一起等待第一天（一九五〇年元旦）過羅湖橋進入香港。當時我確實充滿著重見父母的興奮，卻並無重獲自由的期待。然而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鍾，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的經驗了。我為什麽會發生這一精神異動？當時並沒有去追求答案，多年以後，經過一再的自我分析，我才得到了一個比較近於情理的解釋。一九四九～五〇期間，我在顯意識的層麵是接受了中共政治綱領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因此，並未感到在大陸曾受到壓迫。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顧頡剛的朋友汪叔棣將去香港，前來辭行和長談。當晚顧為此失眠，在《日記》中寫道：“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氣矣。”這大概是當時許多人的普通感覺，但我完全沒有以“香港”象征“自由”的意識。所以我的精神變異必然是潛意識中的事。原來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我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五四”新文化的許多價值，特別是“科學”和“民主”，因為《胡適文存》曾是我早年最愛的讀物之一。抗戰勝利後，當時一些流行的刊物也對我很有吸引力，如《觀察》、《新路》等。胡適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期間在《獨立時論》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如〈眼前“兩個世界”的明朗化〉、〈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和〈自由主義是什麽？〉都是我很愛讀的。大致說來，我當時的思想是傾向於個人自由和民主社會主義（英國和北歐式）。但我在燕京大學讀書時期恰好碰到中共全力攻擊美國《白皮書》的思想戰役。《白皮書》是一九四九年八月發表的，美國政府藉此表明：中國陷入共產陣營責在國民黨，因為美國已盡了最大力量。不過美國對中國的最後希望卻寄托在中國大批“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身上。它認為這些接受了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啟蒙思潮的中國知識人將來也許會把中國帶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中共當時的攻擊重點便放在“民主個人主義”這一觀念上麵。從中共對“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種種描述來看，我感到自己似乎正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這是我當時在理智層麵所決不願承認的。因此我相信，在潛意識中我一定極力壓抑著原有的種種價值和觀念，不讓它們有任何拋頭露麵的機會。這一潛意識的自我控製和壓抑積了好幾個月之久，一旦回到一個不受拘束的社會，心理上的壓力突然消失，精神變異便發生了。
者人我在離開北京時，原估計寒假探親不過是一個月左右的事。但在香港和父母幼弟相聚以後，當下便感到恐怕不可能如期來去。第一是情感上的原因，寒假匆匆，一晃即過。父母都盼望我多留些時日，我也實在不忍說走便走。何況我這次回大陸，以後是不是還能自由來港，更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第二則是父親此時還有十分急迫的事，非要我協力完成不可。上一年離開上海時，父親把他的大批書籍（包括一部《清實錄》）和多年收藏的文物和書畫等都寄存在一位親戚家中。但親戚即將遷居，時機緊迫，所以我陪伴繼母到上海辦理此事，來回費去兩個星期之久。我在上海找到幾家舊書店，把所有的書都廉價出售，而將一部份文物和書畫背回香港，交給父親。我當時已做了一個新的決定，向燕大請假一學期，等到秋季再複學。
秦在父親很高興我願意多留半年，當即提出一個我完全沒有想到的建議：他告訴我錢穆先生剛剛在離我家不遠的桂林街創辦了一所新亞書院。我既然這學期不回燕大，何妨暫時跟錢先生學點中國史？錢先生是我早就敬仰的史學大家，我當然欣然同意。（詳見下文）我心中自然明白，這是父親想留我在港的方法之一，但是我的歸誌已定，並未動搖。所以七月底我終於束裝就道。
一安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記得，在離港前一個多月中，是我情感和理智互相衝突最為激烈的時期。傳統語言所謂“天人交戰”大概即指此而言。父母心中十分難受，但因尊重我的決定，不願給我更多的情感壓力，因而不再勸我留下。在情感方麵我自然絕對不願在這種情況下棄父母於不顧。但在理智層次，我始終不能接受香港這個殖民地可以成為我長期居留之地，我當時一心一意以為隻有中國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學術研究則是我最為向往的人生道路。新亞書院雖有錢先生這樣大師在，但開學兩三個月以後便已遇到經費的大困難，是否能辦下去也在師生心中成了一大疑問。何況香港教育司隻承認香港大學是唯一的大學，新亞在法律上僅具有中學的資格，畢業生隻能教小學。總之，我的生命隻能和中國本土打成一片，是我早年無可動搖的一大信念。在此一信念驅使下，我終於狠下心腸，獨自坐上去廣州的火車。
私方然而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了。我的香港火車本來和廣州北上的火車是連接的，一到廣州便立即換車開行。不料火車入境不久，竟在一個叫做石龍的小站發生了故障，必須停下來修理，而一修便是四、五個小時，和我的北上火車脫節，隻有改乘第二天的火車了，因此心中甚為不快。但就在石龍這幾小時中，我的思想忽然起了一場極大的變動，使我根本懷疑回北京的決定是錯誤的。
譯書首先，我覺得太自私，隻為個人的興趣著想，完全沒有考慮到父親的處境：他年事已高，在香港不太可能找到適當的工作，因此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對於未來生活的憂慮。我離港前確有感受，但未及深思。這時在石龍車站回憶以往半年與父母相處的況，不禁愧悔萬端，汗淚並下。我才領悟到，如果我留港不走，必要時或可成為家中一助力，父母一定會安心不少。其次，我一意要回中國本上，為自己國家盡力，也是過重外在的形式而沒有觸及具體內容，最後流為一種抽象之談。我的父母即是中國的一部份，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還談什麽為中國盡心盡力？最後，這時韓戰已經爆發了一個月以上，香港和大陸之間的出入，兩邊都日趨嚴格。我回北京以後，再訪香港的機會將十分渺茫。我和父母與幼弟這次分手便真成為不折不扣的“生離死別”了，想到這一點，我更是悔心大起。
書傳我在石龍幾小時內的反思所涉甚廣，不過以上三點是最重要的，至今仍在記憶中。總之，我翻來覆去地檢討，最後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我回北京有百非而無一是。在火車未修好之前，我已毅然決然地做了一個完全相反的新決定：到廣州後，我不但不北歸，而且要重回香港。說起來教人很難相信，我在做了這一新決定之後，幾個月來一直深深困擾著我的“天人交戰”，突然消逝不見了，心中隻有一片平靜與和暢。有一個負麵的念頭確曾出現：我已入團，對於“新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實現應有所承擔，這在香港是辦不到的。但是我很快便找到了一種自解之道：新民主主義團員不計其數，而且正在不斷增加，少我一個人似乎無足輕重。我的新決定在我自己而言覺得是情理兼到，然而用當時中共的語言來表達，卻是不折不扣的“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
譯譯火車到廣州之後，我住進一家旅館，詢問回港的辦法，因為那時香港方麵正禁止大陸難民入境。我的出境證依然有效，但如何取得入港的許可卻成為一大問題。幸而有人指示，廣州黑社會的“黃牛黨”和香港邊境的警察相通，隻要付出一筆錢即可進入香港。第二天我便循著這條途徑重返香港。
秦秦這是決定我一生命運的關鍵時刻，永不能忘。
者傳轉學新亞書院
書人早在一九四六年，先父在沈陽東北中正大學主持文學院，曾禮聘錢賓四（穆）師為中國史教授。那時錢先生決意不在學潮時起的大城市（如北平、上海、南京、天津）任教，寧願到邊區，學生不太鬧事的地方去，所以他表示可能來沈陽。我記得父親曾很興奮地對我說：“中國史數一數一的教授錢穆先生要來了！”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賓四師的名字。後來他去了昆明，我們當然感到很失望。但中正大學中國通史的課程是用《國史大綱》為教本，因此我最早接觸到他的著作是在一九四七年的秋季。兩年以後，我在燕京翁獨健先生“史學研究法”的課上要寫一篇論文代替考試。由於我早年讀過梁啟超、胡適等人關於先秦思想的研究，對墨子一派為什麽在秦漢以後忽然消失不見，十分不解，因而提出了〈墨學衰亡考〉的題目。翁先生指示我去看章太炎的《國故論衡》、錢穆《先秦諸子係年》等書，這樣我才讀到錢先生最精深的學術專著。以我當時的程度，讀《諸子係年》是非常吃力的，我在這部書上花費了很大的功夫，才勉強通其大概。因此我對錢先生確是景仰之至。
史史父親送我到新亞書院去謁見錢先生，說明來意。錢先生對我說：新亞初創辦，隻有一年級，但你應入二年級第二學期，必須通過一種特別的考試。他當下便要我寫中、英文各一篇，敘述我的求學經過和目前的學術興趣所在。然後錢先生邀父親去他的房間聊天，留下我一個人在辦公室的長桌上寫作。莫約一個多小時，我兩篇文字都寫成了。錢先生出來之後，先看中文，再看英文，最後微笑地對父親說：你的孩子考試通過了，明天就可入學。我當時相當驚異，因為我知道錢先生是自修成才的，似未受過現代學校的完整教育，但想不到他也通曉英文。
安人我在新亞的第一學期修了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概論”一課，所用的教科書便是他早年寫的《國學概論》。錢先生那時因受時局和流亡生活的影響，心情似乎不甚平衡。再加上學校經費又隨時困擾著他，以致他講課往往不能全神貫注。錢先生在北大特別以講演生動著稱，上世紀四十年代柳存仁先生有一篇寫“北大人”的文章，曾繪聲繪影地加以描述，傳誦學界。但當時我聽他的課，隻覺得他有一股憤憤不平之氣，隨時會發作出來。我至今還記得，有一次報上刊登了美國總統杜魯門身穿夏威夷花襯衫接見賓客。錢先生指著照片大罵杜魯門毫無尊嚴，並指著課室門口一隻臥犬說，這狗便比杜象樣多了。我第一次聽見他這樣罵人，實在大吃一驚，因為這和他平時待人接物所體現的儒雅太不相稱了。
書者第一學期我始終認為在新亞是暫時歇腳，暑假後仍將回到燕京，因此不僅對書院不太注意，而且和錢先生也沒有課外的交往。我真正認識新亞書院的性質，並奉錢先生為終身之師，是一九五〇年秋季決定長期留港以後的事，這是下麵要交代的。
在方新亞書院創建於一九五〇年三月，但它的前身是一九四九年秋季成立的“亞洲文商學院”：新亞之“新”即是相對於“亞洲文商”而標出的。原來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後國民黨政府實際上已遷來廣州，當時與國民黨關係較深的學人如張其昀（曆史地理）、崔書琴（政治學）、謝幼偉（哲學）等計劃創辦一所人文社會科學方麵的大學，在廣州教育部立案，在香港教育司登記開辦，校名是“亞洲文商學院”。崔、謝兩人先到香港籌建，因錢先生的號召力大，便用他的名字登記為“院長”。錢先生一再推辭不掉，隻有承擔了下來。但崔、謝兩人不久都離港他去，錢先生於是請了唐君毅師（哲學）和張丕介先生（經濟），共同維持；他們三位很便成為新亞書院的創校元老。
私譯“亞洲文商”事實上隻存在了不到一年，一九五〇年三月已蛻化為“新亞書院”。這是因為“亞洲文商”的創建人全部走了，而且經費從一開始便十分拮據，基本上靠少數個人的捐贈。學校連校舍也不具備，隻能借一間中學的教室在夜間開課。但一九五〇年春季，有一位上海企業家王嶽峯敬佩錢先生艱苦辦學的精神，出資在九龍貧民區的桂林街頂得新樓三棟之三、四兩層，作為校舍，三位創辦人和部份學生都可以住宿其中，校名也改為新亞書院，意即“新的亞洲文商學院”。
史者亞洲文商學院沒有留下任何檔案或記錄，僅錢先生有一篇〈亞洲文商學院開學典禮講詞摘要〉，其中表達了兩個重要想法：一、“中國傳統教育製度，最好莫過於書院製度”；二、“讀書的目的必須放得遠大。……要具備中國文化的知識，同時也要了解世界各種文化。要發揚中國文化，也要溝通中西不同的文化。”（收在《錢賓四先生全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十冊《新亞遺鐸》，頁一～二）這兩大重點都在新亞得到了繼承和進一步的發揚。錢先生一九五〇年三月為新亞書院所寫的“招生簡章節錄”說：
傳一本書院創立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秋，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製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新亞遺鐸》，頁三）
書傳錢先生這裏將新亞書院的創立上溯至一九四九年秋，可知在他心中，文商和新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後者的宗旨也直接從前者一貫延續而來。可知中、外文化並重和溝通世界文化這兩點自始即是新亞精神的核心所在。“宋、明書院講學”和“西歐導師製度”的融合正是這一精神的體現。
傳傳上麵略略陳述了我對於新亞書院的基本性質的認識：我的認識是從一九五〇年秋季以後逐漸發展出來的，因為我既決定在新亞完成大學學業，自然不能再像第一學期那樣對學校漠然視之。後來我研究中國曆史的一個重要取徑是通過與西方的比較以探求中國文化的特色；這顯然是受新亞教學宗旨的長期影響所致。一九九九年我在新亞五十周年金禧紀念學術討論會上，講“新亞精神與中國文化”，總結了我對於母校的整體認識。（此文現已收入我的《會友集》增訂版，台北：三民書局，二〇一〇年，上冊，一三六～一五二）
書安學校的精神自然是通過教授個人傳遞到我的身上，因此接著我要講在新亞的師生關係。錢賓四師是我最重要的指導教授，讓我繼續上文，略述一九五〇年秋季以後追隨他治學的經曆。
方者初入錢門
譯傳我在課外和錢先生個別接觸，並得到他的指點，是從一九五〇年秋季開始的。這一點上麵已經提到。因此我認為我正式進入錢先生門下應該從此時算起。我還記得，最早在課後到他的小房間中求教，是為了要精讀他的《國史大綱》。我雖早已讀過此書，但覺得內涵太豐富了，一時不易消化。這是因為此書采“綱目”體，“綱”的部份是簡要斷語，但何以能得到這些精確的斷語呢？其根據則於“目”中。由於“目”所涉及的事實往往十分複雜，限於篇幅，作者隻道其大略，無法詳及。這就不是我當時的學力所能充分理解的了。所以我向錢先生提出一個課外求教的方式：我將《國史大綱》從頭到尾精讀一遍，對每章每節盡量作出簡要的報告，然後請他指正和評論。他很高興地接受了我的請求，這一學期我便把寫此書筆記當作主要功課，一直到全部完成為止。由於一麵寫，一麵和錢先生討論（主要是他為我講解書中重要部份的撰述背景），這一工作前後經曆了好幾個月。不用說，錢先生的講評使我受益無窮，讓我真正走進了《國史大綱》的內在世界。關於這一點，我在一九九〇年九月所寫的〈猶記風吹水上鱗〉悼文中已略舉例說明，這裏不必重複了。
安方但我當時印象最深的還不是《國史大綱》的實際內涵，而毋寧是錢先生對於求學問所持的基本態度。我可以從兩方麵對這一點加以說明。第一、他第一次發還我筆記本時說：“你不要一頁接一頁的寫滿全本，應該另換一個新本，每頁隔一空頁，不著一字。為什麽呢？因為我書（指《國史大綱》）上討論的問題，也有其他學者進行研究和分析，而且往往意見不同，甚至相反。留下的空頁可以將來擇錄這些異說，以為參考和比較。”（這當然不是原話，但表達的確是原意。）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指示。我因此才體會到：他雖自信《國史大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自具係統，然而卻不輕視與他所見不同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他這樣鄭重地叮嚀我，顯然是唯恐我一開始便被他的一家之言所牢籠，失去了轉益多師的能力。他的苦心當時使我深為感動。
傳在第二、通過錢先生詳細指示，我才認識到《國史大綱》並不僅僅是直接從第一手史料中鉤玄提要而成，其中同時也充分吸收了現代中國第一流史學家的嶄新創獲，如王國維、梁啟超、夏曾佑、陳寅恪、顧頡剛等。大體上說，錢先生對於近賢新得不但隨時采擇，而且在撰《國史大綱》時更從通史角度另作斟酌，有所調整，然後才寫入書中。所以我一向認為《國史大綱》融貫了從清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新史學的主要成就，錢先生在〈書成自記〉中說：“其時賢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獲”，這是一句千真萬確的話，決非一般客套語。
書安從以上兩方麵看，錢先生對於曆史知識基本上抱著開放的態度。《國史大綱》自然符合司馬遷所標舉的“一家之言”，但它決不是“閉門造車”式的封閉係統。這是他研究中國文化史、思想史的一大特色，推之《先秦諸子係年》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無不如此。我感到受到他影響最深最大的主要在建立了對於“學問”的認識。
安者我在私下受錢先生開導和指點，最得益的是如何讀中國文史哲的典籍。他把重點放在對文本內內外外的徹底認識上麵。內則“一字之義”必不可放過，這相當於清代學人所強調的訓詁之學；外則對文本必不可作孤立的理解，而當和同類的文本加以異同的比較，然後才能認凊它在整體曆史脈絡中的真實地位。詳細的節目這裏不必多談，大致上說，他始終在盡量培養我讀書、作研究的基本能力。
者譯另一方麵，錢先生雖有明確的價值取向——他信奉儒家的價值係統——但他並不把自己的價值係統（相當於古人所說的“道”或“道統”）直接向我灌輸。如果借用韓愈在〈師說〉中的詞匯，我可以說，錢先生教學的具體著手處，是在“授業”和“解惑”上麵，“傳道”即寓於其中，而避免采用一般宗教家的“傳教”方式。他似乎認為隻要我具備了讀書和研究的基本能力，最後自己便能找到“道”。在這一點上，他是孟子的信徒。孟子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說：“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錢先生始終鼓勵我對於中國文化傳統求得一種深入的整體了解，找出它作為一個源遠而流長的文明體係的特征所在。其實這便是他心中的“道”，但是我必須“深造自得”，不能直接把他求“道”所得接收過來，以為己用。
方書我在新亞肄業的兩年多，即一九五〇年三月至一九五二年六月畢業，正值新亞經濟上最困窘的時期，學校的日常經費都沒有著落。錢先生不得不到處奔走，捐募最低限度的經費。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年底他兩度有台灣之行，每次都留台甚久。第二次更是不幸。一九五二年四月他在台北講演，屋頂塌了下來，頭部受傷，出醫院後必須留台養傷，直到八月才回香港，以致七月十二日我的畢業典禮他都未能主持，我當時是相當失望的。
譯人我敘述這一情況是要說明：在畢業以前我向錢先生單獨求教的時間是很受限製的；據我記憶所及，反而在畢業以後我有了更多的機會向他從容問學，特別是一九五三～五四學年。一九五三年秋季，錢先生得到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的支持，設立了一個研究所。研究所在九龍太子道租了一層樓，錢先生和三位研究生都住在所中，我則仍住家中，但每天到所中讀書。這一年內，我幾乎天天和錢先生見麵。但更重要的，這也是我在他直接指導下，正式研究中國史的開始，我一生的學術路向可以說是在這一階段奠定的。所以我願意略作回顧。
者者錢先生是我的研究導師，但並不給我任何研究題目：他要我自己選定題旨後再和他討論。這仍然是孟子“深造自得”原則的實踐。
史譯我當時正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挑戰，研究的興趣偏向中國社會經濟史。由於二十世紀上葉中、日史學界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為熱烈，也取得很好的成績，因此我決意追溯門第社會的起源和發展及其與儒、道兩家（即“名教”與“自然”）互相爭衡的關聯。這大致相當於對“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作一番經驗性的考察。
史一錢先生知道了我的構想以後，持同情和肯定的態度，但隨即給我一個極為重要的提示：我的整體計劃必須上溯至漢代，才能找到源頭之所在，這一提示使我修改了原有的研究程序。我本來準備從《三國誌》開始閱讀，最後則決定以《後漢書》為精讀正史的始點。所謂“精讀”包括兩點：第一是從首至尾，通讀全書；第二是對書中一切相關數據加以係統的整理並作出紀錄，以便將來查考和運用。關於第一點，我應作進一步的說明：相應於我的研究宗旨，我將《後漢書》所有涉及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各方麵的變動，無論直接或間接性，也無論重大或輕微，都一一搜集起來，記錄在卡片上，並加標識，以便將來作分門別類的研討。原文較短的我便會抄下來，較長的則作提要，但是原文中關鍵性詞匯和警句卻盡量保存在卡片中。
人者九龍太子道的研究所僅存在了一年，次年（一九五四～五五）則並入嘉林邊道的新校址，因為美國雅禮協會（Yale-in-China）資助新亞書院便是從這一年開始的。我繼續在研究所進修了一年。精讀工作也從《後漢書》上推至《漢書》，下延至《三國誌》，所寫卡片前後積累了一千多張，奠定了我中國史研究的基礎。經過近兩年精讀詳記，我在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便開始撰寫專論，最初題作“兩漢之際政治變遷的社會背景”，但一九五六年一月在美國哈佛大學脫稿後，定名為〈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這是我第一篇史學專論（monograph），全文約六萬字，刊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上。一九五九年《新亞學報》出版錢先生六十五歲祝壽專號，我又從卡片所收第一手史料出發，寫成了一篇十萬字的專論：〈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不但如此，一九五八年秋季，我在楊聯升先生“中國經濟史研究”班上寫“漢代中外經濟交通”論文（英文），也仍然是先從卡片數據中找出傳統文獻的證據，然後才去廣求中外考古所獲的地下材料。而且我的研究重點並不在多集事實，以敘事方式呈現出來；我所特別重視的是漢朝與外族（當時稱之為“蠻夷”之類）經濟交涉背後的製度結構，特別是所謂“朝貢”體製。這隻能對兩漢書中有關記述進行多層次的分析與綜合之後，才能獲致比較確切的認識。所以我原有的卡片資料在此文中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多年以後，我以這篇論文為綱領，擴充成部專書，這便是《漢代中國的貿易與擴張》（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Iations，一九六七年出版）。
安私以上回顧我早期史學研究的經曆和成果，讀者立即可以看出：一九五三～五五兩年間在錢先生指導下精讀漢史，對我此下的學術生命確實發生了難以估計的影響。
秦秦但是我和錢先生之間的關係並不僅僅限於學術方麵，在師生情感上，則有更多值得回憶的地方。一般而言，錢先生不但深於情而且富於幽默感，和他相處久了，便自然而然發生一種親切的情感，可以長期持續不斷。讀他給弟子輩寫的信，這一印象十分凊楚。這裏隻能談一談我和他之間的師生誼，但事情必須從我父親和錢先生的交往說起。父親早在抗戰時期即曾讀《國史大綱》國難版，紙張極為粗劣，上麵多有詳注，表示欣賞（我最早讀的便是父親此本）。所以一九四六年父親一心一意要請錢先生來沈陽東北中正大學任教，可惜未能成功。到香港以後，父親和錢先生常有往來，在我入新亞後更為頻繁。一九五一秋季因新亞得到台北資助，錢先生聘請父親教一門西洋通史，一九五三～五四更聘父親為太子道研究所專任導師一年。（見《新亞遺鐸》，頁一八及四八）我清楚地記得，從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錢先生曾多次和我們全家在一起歡聚，或乘纜車上太平山頂，或去海濱茶室暢談。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石澳海邊一整天的盤桓，錢先生講了許多親身經曆的學術掌故，包括一些最著名的當世學人治學與為人的事跡，我們都聽得非常人神。多年後他寫《師友雜億》，雖將這些往事包羅了進去，但究竟不及口述時的細致和生動。錢先生九十歲生日，我祝壽詩中有“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兩句，即特指石澳之遊而言。
在書這樣的同遊一直延續到錢先生訪美時期。一九六〇年六月下旬，錢先生將離耶魯大學之前，父親在鄰州紐罕不什爾（New Hampshire，台譯：新罕布什爾州）一個風景區的湖，租下了一座木屋，堅邀錢先生夫婦和我們一家同去歡聚一星期，那確是一次最令人難忘之遊。二十多年後錢先生寫下了一段充滿著感的回憶，值得引述於下：
在方餘夫婦在劍橋（即Cambridge）逗留一星期。接觸多，人事忙。（按：指一九六〇年四月他來哈佛演講之行。）臨去，協中堅邀餘夫婦離紐海文（即New Haven，耶魯所在地）前再往，與彼一家作一星期之暢敘。餘夫婦應允之。遂於離紐海文前，又去劍橋。協中先在一休假勝地租一宅，彼夫婦與二子英時、英華，及餘夫婦，共六人同去。其地名已忘。四山抱一湖，山不高，湖不大，而景色幽美。兩家或駕遊艇徜徉胡上，或在宅外樹蔭草地閑行閑坐，七日之為況，至今尚留腦際。（中略）協中夫婦臨離港前，餘夫婦偕彼兩人及其子英華，渡海遊大嶼山，黑夜登山，宿一古寺中。翌晨歸來。協中不忘此遊，故邀餘夫婦來遊此湖。適來者亦僅餘兩家。餘夫婦留美近八月，亦惟此七日最為靜。今協中已逝世，此湖真如一處之雪泥，而鴻爪則僅留餘夫婦心中矣。（《師友雜憶》，全集本五十一冊，頁三四六～七）
書譯先嚴下世在一九八〇年，錢先生回此遊則適在其後不久，所以感慨特深。錢先生和我父親及全家情誼如此，他平時對我的關懷有如家人子弟，遠在一般師生關係之上，那便是極其自然的了。有時和他單獨談話，我深深感受到他對我的精神以至身體的健康十分關切，甚至還在學術得失之上。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他在耶魯給我寫了一封極長的論學信，信末有下麵幾句話：
書在又念秦弟之生活，卻似梁任公。任公在日本時，起居無節，深夜作文，日上始睡，傍晚四五時再起床。弟求遠到，盼能力戒，勿熬深夜，勿縱晏起。心之所愛，無話不及，諒弟當不為怪也。（《素書樓餘瀋》，全集本，頁四三〇）
秦秦他顯然擔心我步梁啟超後塵，不能終其天年。當時讀到這幾句話，我的感動是無法用文字來描述的。
安私關於錢先生，後文還將談及，暫止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