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青報的公開資料。
我們再來看看這份資料背後的信息。大部分受感染者是40~50歲的中年婦女，他們都是機場周邊底層家庭的頂梁柱。
再來看一段朋友圈流傳的文字：
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周邊農村家庭主婦們都統一受雇於一家勞務派遣公司。勞務公司將大量員工推給機場，但雙方好像在勞務員工的防疫安全裝備及知識培訓方麵都在推皮球，最終導致疫情井噴式爆發。南京擁有“徽京”之稱的樞紐地位，一下子將疫情波及周邊好幾個省。
勞務派遣製度，是中國當下用工製度的一個怪胎。它從一開始誕生起，就包含著用工單位權力尋租、規避風險責任的血腥罪惡。
勞務派遣一般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勞動合同法》第六十六條明確規定：“勞動合同用工是我國的企業基本用工形式。勞務派遣用工是補充形式，隻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但不少用工單位在各種類型、各種時間長度的工作崗位上都實施了勞務派遣，甚至在其主營業務崗位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
勞動法是公民的第二憲法，但勞務派遣製度卻被我們的用工單位（基本是國字號的大企業或一些壟斷行業，還包括一些相關單位）發揮到極致，以致成為一條罪惡的製度。勞務派遣已經成為時下權力尋租的溫床。一家勞務公司的成立，從業人員幾乎不需要什麽門檻，他們隻要有很廣闊的資源，他們的企業成本就是維護好好用人單位的關係就行，剩下的就是坐等收取人頭費，至於，那些如韭菜般一波波派遣員工的各種保障（如職業培訓，安全保障等）基本就不是勞務公司的事，把他們一股腦兒地推給用人單位。隨著1995年《勞動法》的實施，我國雖然已經消除“正式工”、“臨時工”的二元用工體製。勞務派遣的濫用，導致了新的二元用工體製。《勞動合同法》實施後，出現了新的“正式員工”、“被派遣勞動者”二元用工體製。在用工單位中，被派遣勞動者承擔第一線工作，為企業發展做出最直接貢獻，卻成為“二等”員工群體。這種二元體製下，派遣員工不能實現同工同酬，他們很多利益被侵犯。比如在出現重大傷亡或重大事件中，一句“又是臨時工幹的”，用人單位規避了很多責任，也避開了因重大事故所麵臨的巨額罰款。而勞務公司呢，會很快倒閉，不久又一家新的勞務公司出現在用工單位，人還是那些人，幹的還是那些事，隻是勞務公司名字改了（別問我是怎麽知道的）。
再談談祿口機場那些被感染的中年女工，如果不是這次疫情爆發，誰會知道在高大上的國際機場，掃個地能掃出這麽大的麻煩。因為各種防護製度的缺失，用工單位和勞務公司之間互相推諉，存在管理真空，他們遭到隔離和反複盤查、追溯行蹤，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飽受摧殘。原本機場的擴建，給他們這些農村婦女就近就業帶來方便，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他們從事著最卑微的工作，他們都是家中的頂梁柱，他們都希望能通過自己的辛苦勞動，能給家庭帶來改善。疫情爆發之初，本市流傳著一個段子，一位保潔大姐宴請本市最好中學的校長，想讓自己的孩子能進這所中學，結果中標，導致本市教育界一幹大佬50多人集體被隔離。本地人一度調侃：疫情爆發以來，全市人民苦心經營的防疫大好局麵被一位掃地大姐攪合了。其實，這背後又何嚐不是一個從事底層勞作的鄉村大姐想實現家族階級階躍的夢想呢，誰能想到命運卻向她開了一個這麽大的玩笑。
我們再來看看一個機場保潔員工的工作生活軌跡：
看看這位保潔大姐，她的工作、生活軌跡就是家庭、機場和兒子，兒子是她的希望，工作是維係希望的根本。整整十天，她就是這麽生活著，忙碌著，努力地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