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2021.7.20「『文立通訊』自2015.11.30始 總43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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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者： Liao Liao <liao0619@gmail.com>
Date: 2021年7月20日 週二 下午7:11
Subject: Fwd: 人終歸塵土，書終將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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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轉發廖亦武：人終歸塵土，書終將傳世
《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終極版問世，這是2021年7月。100年前的7月，一幫匪徒成立了他們的黨，從此，人類的災難像雪球越滾越大，逐漸鋪天蓋地，看似不可收拾。終於，他們用烈性病毒挾持了全人類。
往事如雲湧上心頭。我想起2005年深秋，藝術家高氏兄弟向我引薦了第一個六四暴徒武文建，他的麵部扭曲，憤怒、淚水和獰笑持續了幾個小時，他一口一個“你們他媽的”——“我們他媽的怎麽你了？”我反問——他答不上來。高氏兄弟代答：“他們他媽的憋壞了。”
我想起2003年丁子霖委託我探望被刺刀捅死在街頭的吳國鋒的父母。臨近告別，割掉了一個腎的吳國鋒的爸爸說：“千萬不要把我們家的情況告訴丁老師！我們倒下沒關係，她不能倒下。她倒下就沒人知道我們了。”
我想起出獄十幾年，每晚長跑五公裏，王怡追問為什麼，我答怕死。於是王怡寫了《廖亦武的肉體意義》。
我想起跟武文建在茫茫都市尋訪暴徒，一次次被拒絕，猶如在深海中摸魚，隻能眼睜睜盯著一個個無名的坦克人消逝。我想起出逃那年專程去北京看武文建，他那麽窮困潦倒，卻突然間賣掉一幅畫，他居然要取一萬塊給我，嚇死我了。
我還想起自己對台灣讀者的偏見和傲慢，如何不重視母語版。想起2012年首次到臺灣，廖誌峰陪了我那麼多次，我還沒心沒肺地編排旅館門外有鷄，床上有陰毛的“底層故事”打擊他的自尊心。
我想起最後這次，修訂了好幾年。餘誌堅客死於病重，劉曉波困死於謀殺，與我通信數年的蔣培坤突發心臟病，他和丁子霖曾寫下《送別兒子》，多年後，不得不由丁子霖寫下《送別丈夫》。
還有劉賢斌又出獄了, 他那篇10前年的記錄《出獄100天》，恍若幾分鐘前寫的。
這是一場記憶戰爭，唯有在記憶戰爭中，我們的記憶才能與全世界的記憶交匯。唯有在記憶戰爭中，中國人、四川人、北京人、台灣人、猶太人、朝鮮人、新疆、西藏和香港人的記憶才能連接成一麵阻擊政治謊言的哭墻，最後奪回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未來。
我相信他們完蛋之後，《子彈鴉片》將回到六四那夜反抗鎮壓的人們當中，它會像被猶太人傳遞的埃利 威塞爾的《夜》一樣，成為見證天安門大屠殺的受害者必讀書。
人終歸塵土，書終將傳世。
英文版序言：永遠的激勵---Ian Johnson（張彥）
德文版導讀：無聲者的聲音---Sabine Pamperrien
坦克人王維林
六四畫家武文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7年）
街頭勇士王岩（縱火罪，無期徒刑）
行為藝術家餘誌堅（反革命破壞、宣傳煽動罪，無期徒刑，2017年在流亡中病逝）
死刑犯張茂盛（縱火罪，死緩）
死刑犯董盛坤（縱火罪，死緩）
六四父親吳定富（兒子吳國鋒被虐殺於北京街頭）
市民糾察隊長劉儀（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兩次判刑，共14年）
黑豹敢死隊長胡中喜（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刑10年）
街頭勇士李紅旗（流氓、搶劫、奪取武器，數罪並罰，判刑20年）
街頭勇士王連會（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無期徒刑）
良心犯李海（泄露國家機密罪，判刑9年）
最後的六四囚徒苗德順（縱火罪，死緩）
同案犯李齊（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坐牢7個月）
獄友蒲勇（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10年，2002年病逝）
獄友許萬平（反革命組織罪，三次判刑坐牢，共23年）
獄友楊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3年）
獄友雷鳳雲（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12年）
獄友侯多蜀（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8年）
馴獸師陳雲飛（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
良心犯佘萬寶（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次判刑，共16年）
詩人李必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三次判刑坐牢，共22年）
詩人廖亦武（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4年）
劉曉波的最後時刻
瓦茨拉夫•哈維爾圖書基金會“打破沉默”作家獎頒獎辭
爲台灣民主基金會“紀念劉曉波”的活動致辭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主席 卡爾.格什曼（Carl Gershman）
205位大屠殺死難者名單－-天安門母親群體蒐集
49位大屠殺傷殘者名單-----天安門母親群體蒐集
真相說明書---------丁子霖 蔣培坤
歲末尋訪-----------丁子霖 蔣培坤
蔣捷連蒙難記------丁子霖 蔣培坤
送別兒子----丁子霖 蔣培坤
送別丈夫-----丁子霖
2011：六四抗暴者還在獄中------孫立勇
出獄一百天-----劉賢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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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回憶“六四慘案”及案後被殺害的鄰居“嘎子（或許叫「小來子」、「嘎子是另一人的小名——徐注）”
我也特別想借今天的機會，回憶我當時知道的一個人的故事。
每當“六四”到來的時候，在我的腦海裏都會浮現出一個年輕人的形象，他的小名叫“嘎子”（也可能叫“小來子”），當時他跟我住在同一個院，是原來宣武區的白廣路二條四號院，這裏是五機部和鐵路局的家屬宿舍。我認識“嘎子”時他大概有十幾歲，他喜歡留長發、穿喇叭褲和彈吉他，居然被當時的“小腳偵緝隊”當作是流氓看待，後來有一件事情讓我對他刮目相看。1980年底我們院裏一個家屬家裏著火後，我去拉水管子準備救火時，這個孩子卻機警地跑到失火人的家裏抱出了一個當時很罕見的大電視機。大家全都逃下樓堵在院落的樓門口，他下來的時候就叫：“失火了，你們家這樣的東西都不要了？”然後就把電視機交給了那家人。可是還是有人誣蔑他是來偷電視機的。但是試想他怎麽可能在眾目睽睽之下，偷盜一個當時很罕見的大電視機呢？他上去的時候，樓門口就占滿了人啊！
這個事情發生在1980年底，81年初我就被捕了，被判處15年徒刑，四年剝權，是“民主牆案”判得最重的。1993年我被假釋回家後，從我太太那兒得知“嘎子”被槍斃了，當時我就很震驚，這麽有禮貌的孩子怎麽會被槍斃了呢？
後來才知道，1989年6月3號下午在六部口，“嘎子”和一些人截住了一輛公交車，車裏暗藏著武器和彈藥，可能是要運往中南海，車被截住後圍了幾千人，“嘎子”在車上拿著武器說：“這些都是槍啊，要殺人的！”就是因為這件事情，他在6月5號淩晨就被逮捕了。被捕到審判整個過程隻有16天，隨後就把他槍殺了，罪名是反革命暴亂罪。
共產黨是一個非常邪惡的政權，1949年奪取了政權後，以“地富反壞右”的名義居然槍殺了上百萬、甚至上千萬無辜的人；到了“六四”，鎮壓和屠城之後，還把“嘎子”這樣的八個人在同一天執行了槍決。因為他們都是市民，所以我認為共產黨政權不但邪惡，而且很勢利，知道國際輿論對學生們的保護，他們就拿市民開刀。北京槍殺了八個人，帶頭做這件事情的是江澤民和朱鎔基領導下的上海，率先殺了三個工人市民。當然現在知道江澤民當時已經到了北京。
所以這個政權的邪惡和勢利是一貫的。
為什麽到了今天我才把這個故事講出來呢？三十年已經過去了，如果嘎子活到今天也是55、56歲的人了，他的父母失去這個孩子後非常悲痛，但是我擔心影響到他們的家庭，所以一直不敢把事情講出來。但是三十年後，也許他的父母已經不健在了，所以我一定要把這個故事講給大家聽，同時紀念“嘎子”，為他鳴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