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一天，某知名大學圖書館的一間辦公室裏，助理館長一邊指戳桌上一疊卡片，一邊訓斥站在跟前的大個子工友：“瞧瞧你這字，龍飛鳳舞的，誰能認得？張旭嗎你？”
大個子工友滿臉慚色，趕緊收拾了卡片，按照助理的意思去重新抄寫。
助理和工友同歲，都是25歲的年輕人，但是地位相差懸殊：前者是本校畢業的正牌大學生，留校任教的正式工。後者呢，隻是通過熟人介紹過來的臨時工。
若幹年後，助理曆經各種風波，失去了生計，他的名字出現在一份需要安排工作的人員名單上。
這份名單逐級上報，最終呈現在當年的大個子工友手中。他看完名單，指著上麵助理的名字笑道：“這位老板當年是我的頂頭上司，那臉色很不好看呢。”
其時，大個子工友已經開始主政這個國家，他的龍飛鳳舞的手跡早已成為別具一格的藝術珍品。
如果你因此就認為那位助理有眼無珠、沒有識人之明，那就錯了。
他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而周那時隻是一名籍籍無名的留歐窮學生。
他也是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朱此前曾向陳獨秀申請入黨，卻備受陳的冷落。
他還是第一個公開宣稱錢鍾書是”國寶“的人。那時錢隻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在校學生。此後錢的咖位果然被逐步坐實，先後又有了”民國第一才子“、”文化昆侖“等名號。
他還是愛因斯坦相對論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者，彼時愛因斯坦在他的歐洲老家也隻有兩個半知音。
他也是羅素研究第一人，“羅素”的中國名兒就是他給取的，羅素說他“比我自個兒還了解羅素”。
張申府(1895-1986)，原名張嵩年，1895年出生於河北獻縣的一個書香門第。其祖父是當地的富農，父親和伯父都是晚清進士。父親是翰林院編修，民國時期曾任北洋政府的眾議院議員。
張申府本人從小受過良好的私塾教育，擁有紮實的古文功底，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較為深入的研究。
1906年，父親將他送往順天學堂讀書，這是中國最早的中西結合的學校之一，開設數學、英文和科學課程。
1914年，張申府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後又轉到數學係學習。
就在北大期間，張申府擔任了《新青年》的編委。這份刊物的地位自不必多說，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中國現代最具影響力的雜誌——可能沒有之一。
1917年，張申府畢業，以助教名義留北大工作，擔任預科數學和邏輯老師。他通過同學郭曉峰，認識了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
李大釗由於工作繁忙，就讓張申府幫助在圖書館登錄室做一些工作，並不時讓他代理主任一職。
1918年，毛澤東由倫理係的楊昌濟(楊開慧父親)介紹，到圖書館登錄室打工，直接領導就是張申府。張安排他做一些抄錄圖書卡片的簡單工作。
是時，我在北大已經畢業，留校做助教，教預科。平時課程不太多， 就在圖書館幫助大釗做些工作。我的工作室標為登錄室，在主任室的旁邊。
其時，李大釗組織一些學生“勤工儉學”，課外幫助整理圖書，翻譯、編目，打印卡片等，我則負責檢查和校對。
毛澤東同誌來北大時，一度也參加了這項勤工儉學活動，擔任登錄工作。由於工作之便，我得時與大釗聚談。
請注意這段回憶，提到了毛澤東，卻沒有哪怕一個字兒的關於他倆交往的更多細節。
可見，偉人當年處於“潛龍勿用”的階段，確實沒有引起張的特別注意。這顯然是發掘了眾多牛人的張申府的一大憾事。
陳獨秀常去李大釗辦公室閑談，因此也與張申府熟識。陳南下上海之後，一直保持與張申府的聯係。
1920年4月，共產國際東方局代表魏金斯基來華，先後會見了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三人，密商組建中國政黨。
8月，陳獨秀在上海籌備建黨，並給北京的張申府寫信強調，創黨之事“隻有你與守常（李大釗）可以談”。
在這封信裏，陳獨秀還就黨的選名，征求張申府和李大釗的意見。兩人商議之後，複信給陳，認為叫“共產黨”比較好。
因此，這個當今全球最大的政黨的名字，也是由張申府參與定奪的。
10月，羅素攜夫人來中國講學。張申府遠赴上海迎接。臨行前，李大釗請張申府到上海後，代表他與陳獨秀商談建黨事宜。
張申府到達上海後，住在陳獨秀的家裏，一方麵聽羅素的講演，一方麵與陳獨秀就黨的籌組問題，多次交換意見。
瞧瞧張申府這起點、這平台、這朋友圈，他的日常，都是曆史啊……
1920年10月下旬，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三人，在李大釗辦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共產黨小組”。
但對於張國燾和張申府，究竟是誰先入黨的問題，就有爭議了。
二張入黨的先後順序非常重要，它關係到”南陳北李“之後誰是第三人的問題！
好在關於這段曆史，二張一劉都有回憶錄，我們不妨兼聽一下。
回北大後，我把見到陳獨秀的全部情況告訴了大釗同誌。他非常高興，而且讚同陳獨秀關於建黨問題的意見。之後，我們便進一步商量發展黨員的事，並首先想到了劉清揚。
劉清揚是天津人，在天津嚴氏小學教書。她曾積極參加“五四” 運動，組織天津婦女界愛國同誌會，並參加、領導了天津青年界的進步團體“覺悟社”，是天津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
……
8月底，劉清揚到北京後，大釗和我在圖書館主任室找她談話，希望她加入共產黨，但她當時卻表示對黨的組織還不太理解，沒有同意。我們認為入黨一事不能勉強， 隻能待將來有了認識再說。
以後，李大釗找了張國燾。張是北大的學生，在學生中表現積極，熱情很高。除了大釗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個黨員。
按照張申府的回憶，他本人和李大釗是北京小組的發起人，本想先發展天津的劉清揚，因為劉不同意，才轉而發展張國燾成為第三個黨員。
首先，我們請北大一位講師張申府同為發起人。他是研究羅素哲學的，對馬克思學說也曾公開表示讚成。
他在一兩個星期內就要啟程到英國去留學，我們這三個發起人在李先生的辦公室裏曾有過兩次商談，首先計劃由張申府乘便在西歐留學生中展開活動。
可是學者氣味很重的張申府並不是勇於實行的人，他到達英國即放棄了他那發起人的責任，後來連黨員名義也因此消失了。
以上“我們”，顯然是指張國燾本人和李大釗。也就是說，是他和李大釗發展張申府成為第三個黨員。
同時，從張國燾的字裏行間裏，能夠看出他對張申府有相當深的成見。
1920年7月，天津“覺悟社” 決定周恩來、郭隆真、張若茗和我出國學習。9月間周恩來同誌先出國了。這時，李大釗同誌通過張國燾給天津寫信，約我到北京談話。我到北京見了李大釗同誌，他說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其中有張申府、張國燾等，並希望我成為第一個婦女中的小組成員。
“五四”運動時，我和馬駿代表天津學生出席全國各界聯合會的成立大會(這個會是由天津發起的)，張國燾代表北京學生出席， 我們在一起工作。我感到他思想狹隘，既不善於團結人，又沒有遠大的革命理想。
大約是在“五四”運動接近結束的時候，他向我提出戀愛要求。
本來我們“覺悟社”的社員是不能過早地考慮個人問題的。雖說“五四”運動的火熱鬥爭將要結束，但仍在作堅持長期革命鬥爭的準備，所以我根本沒有考慮過什麽個人的戀愛問題，因而我嚴肅地拒絕了張國燾的要求。
所以，當李大釗同誌要我加入共產主義小組時，因為張國燾也在小組裏，怕他再和我糾纏，我就表示拒絕了。
以上回憶，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麽張國燾隻字不提劉清揚。
而劉清揚因怕被不喜歡的人糾纏，而拒絕加入組織，這個邏輯也說得通。
就在北京黨小組成立後不久的1920年冬天，張申府以蔡元培校長秘書的身份，從上海乘輪船赴法國巴黎。劉清揚也在這條船上。
至此，張國燾何以對張申府有很深成見的問題，也有了答案。
張申府和劉清揚兩人的關係一直延續到1948年。就在這年底，劉登報宣布與張申府一刀兩斷，脫離夫妻關係。
出國之前，李大釗和陳獨秀就鄭重地囑咐張申府，到法國以後，要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
他第一個要發展的對象，自然是已經成為他對象的劉清揚。
劉此前拒絕加入組織的緣由已經消失了，這次自然是很爽快的同意了。
劉清揚是周恩來覺悟社的戰友，張申府和他也見過幾次麵，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
周恩來比張申府和劉清揚早一個月到法國，得知二人來到巴黎的消息，自然十分興奮，時常去他們的住處。也因此很自然地由他倆的介紹， 在1921年3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旅法黨支部。
周恩來對社會主義向往已久，一直渴望更快的進步，他非常高興地接受了我們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個時候，黨還處於創立時期，這些活動都是秘密進行的，也沒有什麽其他手續。
事後我寫信把介紹周恩來同誌入黨一事告訴了國內的陳獨秀，他當然沒有什麽不同意見。
請注意最後一句，張用了“當然”一詞，這多少暴露了他很容易“想當然”和缺乏組織性的缺點，這也是導致他政治生命遭遇無數坎坷的重要因素。
此後不久，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旅法五人共產黨小組，在張申府租住的索邦公寓3樓成立了。
1922年3月，張申府夫婦和周恩來因故轉赴德國柏林，並在張申府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旅德小組。
1922年在德國。左起：趙光宸、周恩來、劉清揚、張申府
1922年10月初，朱德來到德國，並見到周恩來，向他提出入黨要求。
朱德出國前，曾經拜見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並向他提出入黨的申請。孰料陳獨秀對他的申請反應冷淡。
周恩來把朱德的申請報給中共旅歐組織負責人張申府，張很爽快地同意了。朱德於1922年11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介紹朱德入黨，也是張申府一直引以自豪的事。多年後，他回憶道：
朱德要求入黨時，我和他談過話。1922年末我就同意了他可入黨，我和朱總司令談過好幾次，他那時很要求進步，謙虛誠懇。
我是1923年底回到北京，1924年2月初到廣州，在經過上海時，我和陳獨秀談了朱德的入黨問題。
最初，陳因朱是舊軍人，表示猶豫，我和陳談了兩次，就無問題了。當時入黨手續很簡單，說一聲就行了。
1924年2月，張申府從歐洲回國，來到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廣州。時值國民黨籌建黃埔軍校，急需人才。因有李大釗和陳獨秀的推薦，張申府受到廖仲愷等人的熱情歡迎。
參與籌建的還有外國軍事顧問，通曉英語、德語的張申府很快成為校長蔣介石的翻譯。
5月，孫中山任命張申府為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是當時中共在黃埔軍校中最高的任職。
張還負責黃埔第一期學生的口試、筆試監考和閱卷工作，可以說黃埔一期都是張申府的學生。
黨代表廖仲愷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張申府為軍校推薦人才。張開出15人名單，第一個就是周恩來。
張還為周恩來解決了從歐洲回國的經費，全力將他推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
可以說，張申府是周恩來的革命引路人、生命中的貴人。
張種下的這一善因，為他後半生的平安著陸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1924年6月19日，張申府決定退群，離開黃埔軍校。
蔣介石表現出來的剛愎自用的作風，我更看不慣……另外這時國民黨的右派又漸漸抬頭了，戴季陶已經不辭而去，我當然更不能幹了。
剛愎自用的蔣介石從不允許他人分享其權力，周恩來對此深有同感：“黃埔軍校內的隊長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幾個左派的人當隊長，他就大為不滿，撤銷任命。”
因此倨傲自負的張申府對蔣介石不滿是完全有可能的，這次的退群還是可以理解的。
同樣的劇本終於在自己的組織內部上演了。
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張申府列席了會議。會上討論統一戰線的問題時，張反對與國民黨結盟，因此與張太雷、彭述之、蔡和森等人發生分歧，繼而發生語言衝突。張憤然離開會場。
父親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認為共產黨應當保持它的獨立性，不應當依附其他政黨。當時有人說他幼稚可笑，父親怒不可遏，一氣之下表示要退黨。
張申府回到北京後，李大釗等人勸他不要退黨，他不為所動，憤然道：“大多數人讚成我我就幹，不讚成我我就滾蛋，就在黨外幫助幹。”
以父親跟蔣介石共事的經曆，他已經預感到蔣介石不可靠，曾說蔣介石是一個剛愎自用之人，不可共事，這可能也是他退黨的原因。
但是，一群人一起幹大事，意見不一致很正常。動輒就吵著散夥，咋能走得遠？
且看當時在場的周恩來是怎麽看待這一紛爭的。
周跟著張申府追出會場，首先表示支持張的看法，同時勸他不可一時衝動，得遵守黨紀。並希望他重返會場，繼續討論，以求大同而存小異。
瞧瞧，這就是格局！
周恩來那時也不過27歲，但已經顯露出對組織紀律高度的敬畏之心和傑出的解決矛盾的能力。
但蔡和森說我幼稚可笑。我今天仍然記得他的說話。我當時怒不可遏，走出會場。周恩來在大堂過道截住我，跟我說他讚同我的觀點，但請求我不要脫離黨。
以後幾個月在北京，趙世炎設法改變我的主意，但我不為所動。我來自一個不講妥協的讀書人家庭，這是我的脾性：寧折不彎……這或者是我的缺點。
張說自己是“寧折不彎”，說周恩來是“彎而不折”。
“寧折不彎”隻能不斷退群，“彎而不折”迎來了最終的勝利。這就是差別。
張申府退出共產黨之後，先後又多次參與或與他人組建“新群”。
1928年，張申府與譚平山、章伯鈞等人，共同籌建中華革命黨，成為該黨中央機構領導成員。
1935年冬，張申府與劉清揚、姚依林等共同發動和領導了北平的“一二·九”學潮，張申府是遊行總指揮之一。
1937年1月，張申府在北平主持召開了華北七省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被推為該會總務長。
1938年7月，國民黨召開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大會，張申府被聘為第一屆參政員，與蔣介石再次遭遇。
兩人到底還是不對付，蔣終於有一次當麵罵他，說他“反對政府”。
張申府挨了蔣的一通罵，自然氣憤難消，就要離開重慶去打遊擊——老毛病又犯了。
1939年9月，張申府與張瀾、沈鈞儒等12人發起召集憲政座談會，並被推為憲政促進會的秘書長。
1941年，張申府加入了以抗日、民主、團結為宗旨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該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張申府被推為民盟中央常務委員兼民盟華北總支部負責人。
民盟是當時中國重要的政治團體，張申府又是妥妥的聯合創始人。
可惜不久之後，他又將再次退群。隻不過，這一回卻是被自己的組織給清理門戶……
1948年10月23日，張申府在著名報人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誌第五卷第九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呼籲和平》的政論文章。
11月15日，民盟以其“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為由，開除了曾是創始人的張申府的盟籍。
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痛斥叛徒張申府的賣身投靠”，直接將張定性為”叛徒“。
按理，呼籲和平，總歸沒有錯吧，為什麽會惹得天怒人怨呢？
其實，今日執政方麵所揭示的國策，乃是戡亂，乃是剿匪……
看見沒有，擁護蔣介石的“戡亂政策”，誣蔑人民解放軍為“匪”。這不是要徹底斷絕跟那邊的關係嗎？
要知道，當時人家蔣介石自己都不稱解放軍為“匪”了。
另外，”和平“本身確實沒錯，政治完全正確，但是不合時宜。
當是時，人民解放軍剛在東北戰場取得勝利，已轉入戰略進攻階段。雙方勝負格局已定。
也許有人以為，現在有一方正打得順手，正打得起勁，正要一勞永逸，一舉而成功。在此時呼籲和平，也許會轉移他們的戰誌，必為他們所不快，必為他們所不睬。
這套辭兒，不是明顯跟他當年的老部下提出的“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唱對台戲麽？
呼籲和平，要求恢複和平，也必是為國為民，出於真情、實感、仁心；而不是別有動機，別有背景，而不是為那一作戰方麵謀取喘息整補空隙時間。
不用我黨親自出馬，自有老張的自家人——民盟出麵清理門戶。
1948年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開會，在張申府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了如下決議：
張申府最近於《觀察》雜誌第五卷第九期更複發表‘呼籲和平’的荒謬言論，公開承認蔣府的‘憲政’，擁護蔣介石的‘戡亂政策’，誣蔑人民解放軍為匪。
張申府之言行，既如上述，顯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本盟為貫徹曆來之政治主張，應將其盟籍開除，以維紀律。
張申府被民盟開除，標誌著他徹底被趕下中國的政治舞台。
麵對民盟和中共方麵的強大壓力，張申府仍然不為所動，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
由於當時張申府仍在尚未解放的北平，中共暫時還奈何不了他。
自張的《呼》文發表後，劉清揚就感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於是問計於鄧穎超。鄧說，張申府先生寫了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興，你要有所表示才行。
12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則標題為《張申府背叛民主為虎作倀，劉清揚嚴予指責》的啟事：
香港消息：劉清揚致函民盟沈鈞儒和章伯鈞，對張申府的思想墮落及其背叛人民的立場，表達無比憤慨。信中表示她要與張申府斷絕一切公私關係。
一對近30年的患難夫妻，被一篇文章拆散，真讓人不勝唏噓。
一方麵是時間延遲的問題，另一方麵也與父親受羅素和平思想的影響有關。抗戰勝利後，父親一直反對內戰，力主和平，這與早些時間共產黨、民主黨派的主張相吻合。
幾個月之前中共自己也曾做出同樣的呼籲，但我不知道戰局在農村中已扭轉了，中共已取得上風，他們要打下去直到勝利為止。幾個星期的時間，幾百裏路的距離，使我的文章落後於中共的觀點。
1955年3月9日，他在《北京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懺悔》的文章：
我最不該在一九四八年十月間，在北京就將解放，蔣介石賣國反動政權崩潰之勢已成的時候，荒唐地寫出一篇足以迷惑人心、擾亂陣營、動搖士誌、阻撓人民革命大業、而延長蔣介石反動政權壽命的《呼籲和平》，且登在當時流行最廣的一個刊物《觀察》上。
幸而當時黨與民盟采取了必要的緊急措施，才使得一種極不利的局勢未至形成。這更是由於我一向過於主觀，過好表現，不知自己立場，發言不考慮後果，不能周觀周圍全部客觀事實，迷於局部表麵情況，而不能深察事情的底裏，與黨的路線不能配合，以致整個丟棄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孰料，到了晚年，張申府又對人解釋發表此文的另一個背景：
我寫這篇文章，賺了3000元。您要知道，當時這是一筆不少的收入。教授們那時都斷糧斷餉，吃飯是一個問題。
儲安平，《觀察》雜誌的主編，當時是很著名、很受尊敬的人物，他向我索稿，我怎能拒絕？
他的雜誌是當時民主刊物中銷路最廣的，同時一交稿就有稿費。我大概是他稿酬最高的作者之一。
真是節操碎了一地還一臉無辜，末了還不忘炫耀自己的”稿酬最高“。
枉你打小就讀聖賢書。古有叔齊寧死不食周粟。而跟你同時代的朱自清，三個月前剛給你做出了”寧死不吃美國救濟糧“的榜樣。
張申府的前半生，幾乎踩中了所有的曆史熱點，不啻是20世紀中國政治的“活化石”。關於他奇幻人生的大起大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
我的理解是：因為他的前半生太順了。
張的一生，讓我想起了清康熙年間的一位奇人。
他因機緣巧合，與童年的康熙成為好朋友；後來，又糊裏糊塗泡上了金枝玉葉的公主；再後來，又隨便遇上了當時最大的反政府組織的大BOSS，被他收為徒弟，並直接晉升為一個分公司的老總；再後來，又隨便遇上了當時最大的黑社會組織，與其大BOSS的夫人成為情人；再後來，又莫名其妙遇上當時的武功最強人，學會了一種實用的脫身之術，得以百無禁忌地行走江湖；再後來，又被皇上隨便任命為征討將軍，大殺四方，削平了三藩；再後來，又被皇上隨便派去北方，搞掂了中俄邊境……
他的人生就這麽隨隨便便，鬆鬆垮垮，糊裏糊塗，在牛人堆裏打滾，在曆史尖峰上跨越……
隻不過，這位奇人是小說家虛構的。他的名字我就不說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讀。
張申府的前半生，是不是絲毫不遜色於以上這位奇人？
與張不同的是，這位奇人卻有極高的情商，對人性有極深刻的洞察力。
張申府則完全相反，隻圖自個兒爽快，一觸即跳，快意恩仇，率性而為。
張的人生起跑線，是絕大部分世人終身追求的天際線。別人拚了老命要追求的目標，隻不過是他日常生活的舉手投足而已。
因此，他對他唾手可得的曆史機遇毫不在意，對組織缺乏應有的尊重，受不了一點點委屈。
對此，張自己有過反省：
我總是不理後果，想到什麽便說什麽，我沒有政治智慧，不懂得有時要開一眼閉一眼。結果受到黨的最嚴厲的批判，我的政治地位從此遂完全掃地！
不妨對照一下，他當年那位老部下是怎麽對待委屈的？
毛澤東在組織內部遭受過四次重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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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領導井岡山革命鬥爭的他，被錯誤撤銷前委書記職務，開除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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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6月紅四軍七次代表大會上，握有軍權的他，人為落選前敵委員會書記，被迫離開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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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贛南會議時，身為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中央蘇區軍委書記的他，又被剝奪了黨和軍隊的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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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寧都會議期間，重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他，再次被剝奪了軍權。
以上任何一樣委屈的萬分之一，擱在張申府頭上，都足以成為退群的理由。
那毛澤東又是怎麽看待這些委屈的呢？
我想同誌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於那些冤枉和委屈，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很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
毛澤東自己選擇了後麵一種態度：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
真是：組織虐我千百遍，我待組織如初戀。
1949年之後，張申府沒有固定工作，生計沒有著落。章士釗出麵向毛澤東求情，予以安排工作。
毛澤東笑道：“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我怎麽好安排他的工作啊！”
就因為這句話，張申府晚年回憶說："那是五四時期，毛澤東在我屬下工作，解放之後，他到處說'張申府的老板麵色很難看'。因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寫一疊圖書卡片。”
列位不妨想想看，建國初期，日理萬機的毛澤東有空有心“到處說”這點爛事兒嗎？估計偉人至多隻是開玩笑式的說了一次，張卻對此事一直耿耿於懷。
以上這件事可以佐證熟人給他的定性：向來“責己寬，責人嚴”。
張申府發表《呼籲和平》，對新政府而言，是人生的一個重大汙點。在當時凜冽的政治空氣下，一般來說難逃一劫，更不要說找到工作。
關鍵時候，周恩來出麵了。他親自安排張到北京圖書館做研究工作，並為他親批了住房。
張申府自此在北京圖書館采集古籍，專心於文史資料的整理研究。
他的人生始於圖書館，又終於圖書館——到底是個書生，書齋和學術研究，才是他的本分。
1957年，張申府毫無懸念地被打為右派，此後基本上從公共視野裏消失，以至於世人都以為他已經不在人世。
直到1978年之後，張申府的名字才如“出土文物”一般漸漸見諸於報端，並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人民日報》發表訃告，稱他為“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
老天爺給他如此高壽，彷佛就是要他親眼目睹他聯合創始的政黨，從三五個人發展成全球最大組織的全過程。
然後就差指著他的腦袋說：”老張啊老張，瞧瞧吧，這個當年被你拋棄的組織，現在搞的多大啊。但凡當初你稍微……也不至於……叫我說你什麽好呢？“
不過話又說回來。以張申府的那顆小心髒，忍得了第四次代表會，忍得了後續連綿不絕的各種洗禮和摩擦麽？
放棄不該放棄的固然可惜，堅守不適合自己的，可能也會導致更大的悲劇。
時也，勢也，性也，運也，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