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底，黨員方舫接到了來自老家的一通電話，“你黨性不夠強，組織生活總是不參加。如果這次不回來，以後都不用回來了！”不久之後，在大塘村黨群服務中心大樓的會議室，方舫三年來第一次見到村黨支部的其他黨員，為的是參加黨支部委員會的換屆選舉。
她原本不太情願從另一個城市趕過來，想和一直以來開黨員會議時一樣，默不作聲地缺席——“第一年我會打電話請假，副書記還說我是青年黨員裏比較有黨性的，後來我發現大家都不請假，請假反而會被教育幾句，就直接不去了。”
這次，方舫沒能糊弄過去，她接到了副書記的電話，還說如果村裏的黨員沒有全部出席投票，這次換屆選舉就不作數。方舫專門向公司請假，一個同事也是黨員，參加黨建活動很頻繁，以往她都覺得方舫這個黨員當得太輕鬆了。
從“軟弱渙散”到“戰鬥堡壘”，黨對農村黨組織的整頓
“這裏村兩委的工作人員，黨性還是比較強的，平常工作都看得見，也比較好考察，黨性不強的大多在外工作，說白了就是長期脫離組織。”
方舫是廣東大塘村的村民，2017年大學畢業後，她把黨組織關係從學校轉到老家村黨支部，但她在另一座城市工作，回一趟家需要兩小時車程。她對兩個月一次的黨員會議有些不滿，也不覺得重要：“他們默認黨員隨時都可以過來開會，周五開會，周四晚上才通知。”但副書記更加不滿，曾經試過勸退她：“黨員半年沒參加黨員大會就可以直接開除黨籍，我建議你還是把組織關係轉到工作的地方。”
這次在換屆選舉的會議室，8個候選人輪流發表完競選宣言，方舫一個都不熟悉，就在紅紙上名字裏隨便勾選出7個，結束了她的任務。她隻認出一起參加投票的幾個黨員是堂哥的朋友，都在村兩委（村黨支部委員會，簡稱“村支部”；村民自治委員會，簡稱“村委會”）工作。“基本都是讀書不好又沒出去打工的青年，”她告訴我。
投票結果出來，方舫才意識到，村裏90多個黨員，都有默契應該投票給哪7個人。“票數差距太大，有一個人隻有幾票，其他人都70多、80多票。”
2021年5月24日，重慶農民在梯田中分揀稻苗。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半年後，在大塘村黨群服務中心，我見到方舫口中的幾個黨員，坐在服務中心的大廳一邊抽煙一邊工作。一個男人過來投訴工廠停電的情況，得不到什麽回應，又離開了。“這裏村兩委的工作人員，黨性還是比較強的，平常工作都看得見，也比較好考察，黨性不強的大多在外工作，說白了就是長期脫離組織。”羅猛告訴我。
羅猛去年剛考上街道辦的公務員，被派到大塘村駐村兩年，當村支書助理，他的黨組織關係也轉到了村支部。跟羅猛一起駐村的還有街道辦的一位領導，擔任大塘村的“第一書記”——這個頭銜來自“全麵脫貧”運動，通常是從上級單位向農村空降的黨員幹部，以整頓當地“軟弱渙散”的黨組織。今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文件，要求在“打贏脫貧攻堅戰”後，仍要向重點村莊派駐第一書記和工作隊，“抓黨建促鄉村振興”，“加強組織領導”。
村委會是農村基層自治組織，並非政府機構。不過，羅猛說：“村兩委的經費大部分都來自街道辦申請，日常工作主要也是執行街道下發的任務，聯係非常緊密。”羅猛剛剛接到街道辦的通知，要求他統計村裏所有廁所沒有接入排汙管道的樓房，並要求他們改造升級。這是習近平在2015年提出的“廁所革命”的延續。不過，羅猛覺得很難辦：“通知下來了，經費沒下來。”
大塘村的黨委副書記也回憶，2018年因為環保督查，街道辦要求他們清理大塘村的生雞養殖戶。“上麵壓下來就一句話，說要把養殖場清掉，怎麽清？養殖戶幾十萬的損失，跟你提賠償，上麵就說沒有賠償，政策不允許。”他說，最後軟磨硬泡加上威脅，才讓養殖戶自己把雞賣掉，清空了養殖場。
他將這些事情都總結為“黨建”：“不是開會學習才叫黨建，我們黨組織在村裏推進工作，增加黨組織的影響力，都是黨建。”關於建黨100周年，他說，大塘村沒有辦慶祝活動，因為上麵沒有通知：“這是政治宣傳，要麽不搞，搞不好會出事情的。”
在習近平的公開講話中，農村的貧困和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有很大關係，必須“選好配強”領導班子，讓村黨組織成為“戰鬥堡壘”。而2020年前後的村“兩委”集體換屆正是一個改選的契機。
羅猛提到，大塘村換屆後，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村集體經濟組織理事長都是一個人，即所謂“一肩挑”。“書記是管主任的，主任是管錢的，如果他們在工作上有不同的意見，村子很多工作很難開展下去。”大塘村黨委副書記告訴我，他認為“一肩挑”是件好事，有利於“搞經濟”。
大塘村的選舉並非孤例。201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全麵推行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委會主任，推行村‘兩委’班子成員交叉任職，提高村委會成員和村民代表中黨員的比例。加強黨支部對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根據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鄉村振興研究中心主任趙強社的研究，2017年中國農村“一肩挑”比例超過30%的隻有3個省市，而所有省市都提出了2022年超過50%的目標。
2020年底，幾乎在大塘村支部換屆的同時，廣東羊村拖了半年多的村兩委換屆也開始進行。何麗在管轄羊村的鎮政府當公務員，換屆選舉前的一年，她被派駐到羊村，為選舉做鋪墊。
“本來早就應該換屆選舉了，但是如果他們馬上選舉的話，區裏屬意的村黨支部書記就會選不上，所以故意延遲了選舉時間。”何麗說，羊村被定性為“黨組織軟弱渙散村”，村兩委的領導班子長期被本地家族勢力占據，2018年“掃黑除惡”時已經處分了許多人。
延遲換屆後，何麗的工作是協助舉辦村兩委換屆紀律教育培訓班，以及督促村支部按照“黨章”完善入黨程序：“發展黨員需要經過流程，要考察、公示，他們這邊以前基本上就是關起門來自己商量好了，覺得一個人能入黨就給他入了。”但如何確保上級物色好的村支書被選上，何麗說，這超出了她的職責範圍，總之，“區裏會搞定的”。
大塘村的黨委副書記說：“現在很少聽說有一個農村黨組織，發展黨員敢不按照黨章規定走。”他告訴我，和過去人們慣常認為的不同，如今農村黨組織的政治生活變得越來越嚴肅。隔壁村有一個預備黨員轉正的時候，因為黨組織會議安排的時間問題，轉正期提前了一個星期左右，為此，這個村的黨支部書記、副書記、組織委員，和這名黨員本人都被上級黨委談話了解情況。
2019年，中共中央修訂了1999年發布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強調縣級黨委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負有“主體責任”，明確指出農村黨建會影響市縣鄉三級黨委書記的考核。和舊條例相比，新條例對農村黨組織提出了詳細規範和要求，包括委員會的人數，及組織生活的指引。
從嚴治黨，和無止境的政治學習
“但我自己並沒有那種信仰。”陳曉說，從大二開始，後悔入黨的情緒一直揮之不去。尤其是入職這所中學後，學校把所有老師的護照和港澳通行證都收走了，並告訴黨員身份的老師，每年隻能因私出境一次。
整頓不隻是針對農村“軟弱渙散”的黨組織，事實上，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麵“整風”早已開始。
2016年中共召開十八屆六中全會，習近平表示中國共產黨麵臨“一些地方和部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麵從嚴治黨不力”的問題，他用一長串的“主義”批評了“對黨不忠誠”的幹部，並指名已經落馬的周永康、薄熙來等人作為負麵典型：他們不僅有經濟問題，還有政治問題，因此必須進行“黨的思想政治建設”，讓黨“自我淨化”。
這場中國共產黨的年度會議頒布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前者與1980年對文革進行撥亂反正而製定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相呼應，但新條例的要旨在於確立習近平在全黨的核心地位，方式是“全麵從嚴治黨”。第二年，“全麵從嚴治黨”寫入黨章和中共十九大報告。
同樣在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要求黨員開展“學黨章黨規、學係列講話，做合格黨員”（簡稱“兩學一做”）政治學習，和2015年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指“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有明顯不同，這次政治思想教育不隻麵向縣處級以上的幹部，而是麵向所有的中共黨員。第二年開始，“兩學一做”被確定為黨員“常態化製度化”的任務，而且新的政治學習主題也隨之而來，任務越來越繁重。
今年剛大學畢業一年，在浙江一所公立中學教英語的陳曉，開始被“黨史學習教育”追著跑。
6月下旬，陳曉接到了學校黨委老師的電話，要求她一天半之內完成一本黨史指定教材的筆記：每一頁都要圈圈畫畫，每幾頁都要有批注的文字。陳曉負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厚度大約有1.5厘米。
後來，陳曉從其他老師那裏得知，其實這是幫學校領導“分擔任務”——教育局要檢查三位領導的書本筆記，但他們的書至今仍是空白的，隻好分配給學校裏的12位新人黨員教師，一人負責一本，“千叮嚀萬囑咐，書上不能寫名字。”
陳曉是在一所二本院校讀大學時，被一步步“推著”入黨的。在一次宣講中，誤以為是必須完成的任務，她們全班都“很乖”地填寫了入黨申請書。由於成績和人緣都比較好，陳曉順利地被同學投票選為入黨積極分子，接著是發展對象、預備黨員，大三正式入黨。
“但我自己並沒有那種信仰。”陳曉說，從大二開始，後悔入黨的情緒一直揮之不去。尤其是入職這所中學後，學校把所有老師的護照和港澳通行證都收走了，並告訴黨員身份的老師，每年隻能因私出境一次。陳曉原本計劃去台灣旅行，她向同事抱怨，結果同事並不理解為什麽要去台灣，她們說自己非常討厭台灣。
黨史學習教育是應中共建黨100周年，中共中央在今年2月份開展的“重大政治任務”，和麵向全體黨員的“兩學一做”相比更進一步，這次的政治學習對象延伸至軍隊和群眾。今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在全社會開展“四史”（即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宣傳教育，引導人民群眾“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陳曉所在的學校也把任務派發給了黨員老師。
一開始，陳曉沒有把學習放在心上，市委黨史學習教育領導小組巡回檢查之前，她請學生幫忙在四本書上隨意劃了幾處重點，不少老師也和她一樣潦草應對。不過，黨委書記發在群裏的範例筆記，每段文字用三種不同顏色做了滿滿的標記。“真的會有人去做這個，我要嚇死了。”陳曉感慨。
陳曉是政治學習的“後進生”，她已經連續兩個月“學習強國”的積分沒有達標。今年六月初的時候，黨委書記在群裏警告，要對這些老師進行約談，並做檢討。學校要求黨員教師每天必須在“學習強國”上刷滿40分，大概需要花半小時，非黨員也要刷夠30分。
有一段時間，黨支部搞“刷分”有獎競賽。陳曉被分到與黨委書記一組，她每天拿到40分及格分就結束，依然受到批評：為什麽不刷到60分？
陳曉每周要給學生上14節英語課。每天早上，她必須在7點20分之前到教室，監督學生早自習，晚上8點半，學生晚自修結束後她才能下班。“白天的空閑時間隻夠批改學生的作業，晚上回家後還要備課。”陳曉忙起來的時候，常常會忘記“學習強國”，“沒時間做，我認為它是在浪費我的時間。”
但在一些老師眼中，政治學習似乎遠比教學重要。辦公室裏一位老教師好心勸她，多在政治學習上用點心，以免影響她評職稱，否則，評比的時候可能會被講“這位同誌思想有問題，（黨組織的學習任務）什麽都不做”。陳曉對此很憤慨，不理解為什麽這種政治性任務總要和個人工作成績掛鉤。
根據2016年頒布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的要求，黨員必須“時刻牢記自己第一身份是黨員”，必須參加組織生活（包括“三會一課”、民主生活會、組織生活會等），必須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對陳曉來說，“組織生活”似乎永無止境。每個月的25日是學校黨支部定下的“主題黨日”，黨員大會也在同一天舉行。陳曉說，到了這一天，學校黨支部會在一個APP發布活動，“但其實這個活動根本就沒有舉行”，他們隻需要在這個市級黨員組織的APP上定位並簽到，再到學校會議室裏聽黨委書記講話，一起合影，五分鍾之內就能結束。
麻煩的是，如果當月的25日是周末或節假日，黨員教師們也必須趕去學校開黨會，不允許請假。陳曉並不想浪費休息日的時間跑去學校“拍個照”，她嚐試過向書記請假，但並沒有獲批。後來，陳曉再也不在明麵上請假了，而是把賬號托給關係好的同事，請他們幫忙定位、簽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