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報》敲響喪鍾，23日午夜停運，告別26年曆史。三名留守到“末日”的在職記者，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表示百感交集，“我隻不過是想做個稱職的記者，為什麽要承受這些？”
《蘋果日報》是香港公信力排名第三的報章，被視為香港唯一未被“染紅”的主流媒體，因而一直遭北京封殺。圖為6月19日，香港市民到法院外聲援被捕的壹傳媒高層。
（德國之聲中文網）機器隆隆作響，油墨味在廠房中彌漫，幾十名《蘋果日報》記者淩晨即興來到印刷廠，希望在“末日”前見證報章印刷。
負責“帶隊”的資深港聞專題組記者Anson（化名）說：“這些機器運作了四分一個世紀，現在很嘈吵，想到停運後會變成一片寂靜，就很傷感，這一切都不應該這麽快結束的。”
6月23日，《蘋果日報》宣布基於員工安全及人力考慮，午夜起停止運作。而在兩天之前，母公司壹傳媒的董事會已預告《蘋果》進入倒數，將結束26年的報業王國。
當晚消息傳出後，《蘋果》記者們百感交雜，有人吃飯時提議到印刷廠看看，Anson於是帶著數十位同事到印刷廠參觀。
同行的包括靜態組記者Emily，她說自己第一次踏入蘋果印刷廠房，內心很激動。“看著一份一份報紙印出來，做報紙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也很不簡單，由我們采訪丶寫稿，到美術設計丶排版，再到印刷丶發行，都是大家齊心合作的結晶。”她近距離看到印刷工人工作，替他們擔心，“他們的工作很專門，公司停運後，這些工人能找到其他工作嗎？這些機器，會變成廢鐵嗎？”。
她約3年前加入《蘋果》，2019年反送中運動在前線采訪，和同事在抗爭現場並肩作戰，“看到大家都穿著記者背心，會覺得是同生共死的戰友”，形容《蘋果》人都很有記者的使命感，“很硬頸，不會屈服，不畏強權，充滿求真精神”。
眼見公司被逼上絕路，Emily表示傷心和悲憤，近日情緒很波動，看到相關新聞圖片都會忍不住哭，“就好像被分手，而明明你還很愛那個人”。
6月17日早上，香港警方根據《國安法》突擊搜查壹傳媒總部，帶走記者的電腦
七一大限
去年8月10日，《蘋果》創辦人黎智英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不獲保釋，至今仍在還柙。今年四丶五月，香港政圈開始傳出消息指，北京及港府會在七一中共建黨百周年丶香港回歸24周年的“死線”前取締《蘋果》等媒體。
港聞記者Anson說，他當時對傳聞不以為然，“一直覺得完全無可能，我們行得正企（站）得正，他要怎樣搞我們？”，沒想到是自己“太天真”。
6月17日早上，香港警方根據《國安法》突擊搜查壹傳媒總部，拘捕五名高層。Anson收到消息立即趕回公司，目睹約500名警員氣勢洶洶搜查編輯室，帶走記者的電腦，是繼去年黎智英被捕後警方第二次同類行動。他坦言，這是任職記者近20年來最難忘丶亦最想忘記的畫麵。“就是有一班不值得被尊重丶甘為權力爪牙的武裝份子，踩踏進一個如同聖殿般的新聞媒體基地肆意搜刮，而作為新聞工作者，我正麵直視這一切卻是無能為力。”
“存在就是罪”
《蘋果》五名被捕高層分別是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丶總編輯羅偉光丶副社長陳沛敏丶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誌偉丶壹傳媒營運總裁周達權。其中張劍虹和羅偉光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是國安法首度向新聞工作者“開刀”。
兩人6月19日提堂，逾百人到法院外聲援，Anson入內旁聽，他形容檢方的指控超出想像，令在場人士嘩然，“我不能講庭上說了什麽，但大家聽到真的‘嘩’一聲，那些指控很荒謬，好像存在就是罪”。
另一名《蘋果日報》財經組記者陸先生，當天亦有到庭支持上司。他說原打算穿上《蘋果》創刊26年推出的“Truth is power”上衣到場，出門前卻被憂心的家人阻止了，“其實失去新聞自由，隻是由失去言論自由的另一表征”。
他說對於《蘋果》即將停運感到無力，但情緒上較抽離，感受是“有個了斷”。他解釋，站在員工立場，《蘋果》遭國安法判定為“犯罪組織”並以此方式完結，眾高層陷入判監的風險和苦果，當然不是好事；但如果以《蘋果》的曆史責任來說，也未為是壞事，
“我會自我安慰地想，《蘋果日報》就是要揭露社會不公義丶權貴的腐朽，這樣被迫使停業，不就是最佳的證據，去揭示香港目前的狀況嗎？”。
2020年8月10日，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不獲保釋，至今仍在還柙
“肥佬黎好瘦”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蘋果日報》是少數仍會批評中國政府及港府的報章，被視為香港唯一未被“染紅”的主流媒體，因而一直遭北京封殺。在政治壓力下，在內地有業務的本地大財團都避免在《蘋果》刊登廣告，該報收入節節下跌，近年經營困難。
陸先生約7年前加入壹傳媒，當時公司已陷入財政困境，“在這幾年間每次看到公司出年報丶發盈警，我也在想‘肥佬黎’（黎智英）的身家到底有多少，能自掏腰包支撐公司多久？”。而近期政治壓力越明顯，當局預言要整頓傳媒，“即使能捱過七一，那十一國慶呢？不論是財困結業，還是以這個方式完結，說到底，同樣是中共打壓的結果”。
被問及在壹傳媒最難忘的事，他開玩笑說是看到“‘肥佬黎’好瘦”，指以前聽說黎智英駡人很凶丶很火爆，沒想到真人非常謙卑。他分享印象深刻的一幕：“經過走廊，他微彎腰丶攤開手讓我先過，那一刻我心跳加快了點，加緊腳步行過。我猜不少人都曾被他讓路，老板對你這樣做，而且他是一個大家都很尊敬的人， 他很humble丶低姿態。”
陸先生引用《聖經》的比喻，財主要進天國比駱駝穿針的孔更難，因為他們的心思在財寶上。他指，黎智英付出了很多努力才成為富翁，正常來說不會輕易放手，“但‘肥佬黎’沒有投共，還冒險拿自己的錢放在《蘋果》，所以他真是很難得的有心人。很多人說他收了外國錢，如果他是為錢就一早走了，但現在他在坐牢”。
他又提到，兩年前公司為了提振員工士氣，每日下午三點提供包點作下午茶，有時還有蛋撻，更在總部每層設有兩台汽水機和零食機，裏麵有貴價果汁和高級冰棍，給同事免費自取，“當時公司已是虧損的狀態，還這樣對員工，真是瘋狂的公司丶瘋狂的老板”。而他作為員工也處處為公司著想，食物省著吃，做調查報道時也省著查冊，每份文件都是看完有需要才買，“因為想公司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蘋果日報》23日午夜停運，24日出版的報紙將是最後一份，結束26年曆史。
“香港新聞自由已死”
但能否營運下去，由不得《蘋果》。香港保安局引用《國安法》條文，未定罪就凍結3間與《蘋果》相關公司的資產，涉款1800萬港元，公司將出現資金鏈斷裂，難以支付員工薪金，800多名員工麵臨失業。
陸先生表示失去飯碗有點旁徨，但更讓他痛心的是香港新聞界的骨牌式淪陷。“失去《蘋果日報》，下一步就會到《立場新聞》等媒體，再沒有具公信力的媒體後，我不知道香港會變成怎麽。”
他想到身陷囹圄的抗爭者，他們日後再不能夠在獄中透過《蘋果》了解香港時事。“我們每日都要開‘鋤報會’，有一日報紙出現一個低級錯誤，因為排版出錯，一篇文章重覆了在它的正下方。排版同事在會上道歉，而最後發言的（副社長）陳沛敏認真斥責，大概內容是：‘手足每日在獄中就是看《蘋果日報》接收資訊，因為這個錯誤，他們就少了一則資訊，這樣對得起他們嗎？不可以這樣馬虎。’”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6月22日回應《蘋果》事件時，否認打擊新聞自由，強調警方的執法行動與一般正常新聞工作無關，而是針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港聞記者Anson反駁稱，自2020年6月30日晚國安法生效起，傳媒人就要自我審查，“製裁中國不能寫，香港獨立不能寫，連受訪者講了‘光複香港丶時代革命’口號也不能寫”，采訪時的資料也要小心處理掉，以保障個人和受訪者的安全。他直言“香港新聞自由已死”，“隻有自由與不自由，‘部分自由’（partially free）也是不自由”。
這一段話，來自台灣《自由時代周刊》的標語“爭取100%自由”。1989年4月7日，《自由時代周刊》創辦人鄭南榕為堅持言論自由丶拒絕因刊登台灣新憲法草案遭判亂罪起訴逮捕，於雜誌社自囚71天後自焚身亡。
Anson說，8年前曾在台灣參觀鄭南榕紀念館，記得自焚的總編輯室現場還有燒焦的味道，“我那時候眼框濕濕，在想香港人會不會有一天，也要為捍衛言論自由而付出沈重的代價？”
](https://www.dw.com/zh/蘋果日報末日前夕-三名記者的自白/a-58016098#)
國安法首度向新聞工作者“開刀”，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他與總編輯羅偉光一樣不獲準保釋。
辭職能保安全嗎？
如今報館被搜丶上司被控，《蘋果》記者都在計算風險和代價。年資較淺的Emily說，為了安全已遞交辭職信冀“留得青山在”，但在此局勢下也不能保證什麽。“理性地想，他們（當局）隻是想公司關門，但關門後是否其他同事就沒事丶不會被清算？這很難講，你不知道他想做到多盡，這就是白色恐怖。”
告別三年多的記者生涯，她表示十分光榮也毫不後悔，“做對的事，對得起自己和香港人”，卻同時因為新聞工作和時局變化而心力交瘁，“要走在前線見證著香港每日很瘋狂的事，但又要很冷靜和抽離地寫”，生活和情緒都飽受困擾，因此希望轉行“當是休息一下”。
但轉行並不容易，Emily說很多公司都封殺《蘋果》，而且不限於新聞界，“不隻其他傳媒機構不請《蘋果》記者，連其他行業，例如公關丶文字工作的公司，很多都把我們列入黑名單”。
財經記者陸先生也遞了辭職信，即將離開新聞界，甚至有意離開香港。“香港再沒有空間做我想做的新聞，所以我寧願從新開始，由低做起，都不想繼續‘磨爛席’丶糾纏下去。”他說家人一直很擔心他的安全，曾多次勸他離職，所以這次得悉他要離開也很開心。
寫到最後一刻
年資有近20年的Anson也擔心影響家人和年幼的兒子，“如果有一日我被捕，我會很傷心，很遺憾，很難受，因為不能陪兒子成長”，又反問：“我隻不過是想做個稱職的記者，為什麽要承受這些？”然而話鋒一轉，他又表示“不能擔心太多”，“我們在做對的事，怕什麽？為什麽要活在恐懼中？”。
同事們陸續請辭，但他一直未遞交辭職信，“公司一日未解雇或遣散我，我也還是員工，會留下來做好眼前的每一天”。他受訪時還在忙著工作，要在最後一期報章寫《蘋果》的“福壽版”——這是香港記者的術語，意思是為去世的名人或公司撰寫紀念特稿。
《蘋果》“去世”後，未來的路怎麽走？Anson認為該報的精神是講真相丶擁抱公義丶支持民主自由，即使報館停運，其核心價值也不會消失，他也斬釘截鐵表示會繼續做記者，但要打破舊有框框，“可能是在Facebook上寫”。
他強調，在極權統治下，記者一定不能獨善其身，但越是沒有新聞自由的地方，就越需要新聞，記者的崗位反而變得更重要。他又說作為記者，每次感到無力，就更努力做好工作，“在現在的香港，無力是必然的，當你知道是必然，就不會被無力感困住，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蘋果日報》喪鍾響起，但印刷機還沒停下，“末日”稿還是要出，報紙還是要印。Anson說完又埋頭處理“福壽版”，完成《蘋果》最後的出版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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