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生育真正起效,恐怕需要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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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昨天," 三孩政策 " ——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孩子的人口政策正式出爐。

這個人口政策的調整,可謂 " 神速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後 20 天,中國的人口政策就出現了一個重大轉向。

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次遲到的調整。畢竟,中國的生育率在近 30 年的時間裏低於 2,無法維持人口更替的正常水平。在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中,中國的生育率已經跌至 1.3 ——在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列。

更不樂觀的是,人口問題一旦出現,意味著解決人口問題的最佳時機已經過去了——這是人口發展的內在規律。

攜程公司的創始人、人口學家梁建章提出的生一個孩子獎勵 100 萬的政策建議雖然顯得有點驚世駭俗,但確實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提高生育率、扭轉人口趨勢之難。

鼓勵生育的政策需要長期實施才能顯示出一些效果。

縱觀全球多個經濟體,在金錢,政策,環境,文化等多方麵作出巨大努力的幾十年後,有部分國家的生育率開始有微小的進步;還有部分國家或者地區,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願仍然不見起色,一路向下。

在中國,這一次,要想止住生育率下降的頹勢,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呢?

△ 某醫院產科,護士給新生兒做護理。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哪怕在生育最友好型的社會

生育率的提高也是極為脆弱的

北歐可能是對女性生育最為友好的社會。

在瑞典,育兒假 18 個月—— 480 多天。

育兒假期間,瑞典社會保險局會為他們支付超過 80% 的薪水。孩子 1 歲多即可以進入公立的托兒機構。學費與父母收入掛鉤,最高約合人民幣每月 1100 元。

瑞典的公司通常會為員工的育兒生活提供一定便利。孩子 12 歲以前,父母每年有最多 120 天的 " 孩子病假期 "。在首都斯德哥爾摩," 晚高峰 " 出現在下午 4 點多。

爸爸們通常會承擔大量家務和照顧孩子的工作。

整體而言,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國家的鼓勵生育的政策 " 工具包 " 包括四個方麵 :

經濟補貼——每月發放的育兒津貼(在 2014 年,瑞典每個月發放的津貼合人民幣近 1000 元);一次性獎勵 ( 孩子出生、上學的補貼 ) ; 孩子成長各階段的教育、醫療服務補貼;住房補貼等。

良好的社會支持係統——瑞典規定,地方政府有責任為 12 歲以下兒童提供全天候的托育服務,除了提供一定時間的免費托育服務外,在向個人收費時也有政府補貼。

鼓勵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政策—— 延長夫妻的育兒假假,瑞典的育兒法定假期 18 個月,同時還鼓勵夫妻共享育兒假。

對女性友好的社會氛圍——反歧視立法,保障就業性別平等。

當然,以上的福利政策都是有代價的,瑞典超過 3% 的 GDP 支出用於育兒福利,在歐盟國家中也是占比最高之一。

同時,瑞典的總和生育率也是發達國家中的 " 優等生 ",近年始終保持在 1.8 左右。

過去幾十年間,瑞典的生育率可謂 " 過山車 "。

70 年代末期,該國的出生率降低到 1.60 左右。政府就采取一係列措施保障孕婦權益,鼓勵生育,比如提供免費醫療保健、較高的育兒補貼,立法禁止解雇孕婦等。

隨後,政府大力推廣托育服務,並鼓勵男性共同做家務、帶孩子,還繼續延長產假。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到 1989 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 2.1。

不過 20 世紀 90 年代,一場經濟衰退讓這些福利縮水了。或許還出於對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瑞典家庭又一次減少了生育。90 年代末,生育率降至 1.5。

經濟衰退結束之後,政府將育兒假最長延長到 480 天,並提高育兒津貼的金額。近幾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 1.8-1.9 之間,高於絕大部分發達國家。

瑞典的故事告訴我們,將接近 1.5 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付出怎樣大的努力。這努力的結果,又是多麽脆弱、容易反複。

東亞的努力為什麽成效甚微?

作為全球生育率倒數的劣等生,東亞地區最早在 90 年代也開始鼓勵生育 ——提供育兒津貼、鼓勵爸爸休育兒假、縮短勞動時間、提供平價托育服務 ……

但收效甚微:日本的生育率維持在 1.4 ——低於生育率陷阱的水平,韓國和中國台灣更低—— 0.84 和 0.99,倒數第一和倒數第二。

在東亞國家和地區中,日本最早麵臨少子化問題。不過,直到 1989 年,日本的生育率降到 1.57 時,日本政府才開始出台一係列政策。

1994 年 , 日本提出要 " 構築快樂育兒的社會,力圖讓父母保持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具體做法是,要求托兒所和幼兒園延長托管時間 , 讓女性在撫養幼兒的同時也可以工作。

不過,這一政策作用不佳,生育率仍然下降迅速,因此繼續投資擴充托兒所功能、充實學校教育和校外活動、減輕家長負擔。

2003 年日本製定《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重點推進育兒假製度、鼓勵父親參加養育子女、縮短勞動時間等。

然而,生育率還在繼續下降。2005 年,日本總和生育率降低到 1.26,創下曆史新低。

之後,日本應對少子化的政策,繼續層層加碼。

其中,最有誠意的一次加碼,當屬 2017 年 9 月提出的 " 育人革命 "。這一計劃提出,將用三年時間,投入約 2 萬億日元 ( 約合 1163.6 億人民幣 ) ,以提高日本人的生育積極性。

如今,日本人生一個孩子,可以得到 42 萬日元(約合人民幣 2.4 萬元)的生育補貼。

孩子 15 歲前,每月可獲得 10000-15000 日元(約合人民幣 581-872 元)育兒津貼。3-5 歲幼兒可以免費上幼兒園(學費較高的私立園仍需交一定費用);如果家庭年收入低於 260 萬日元(約合 15 萬人民幣),則 0-2 歲也可免費上托兒所。此外,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學還可以得到補助。

不過,雖然政府拿出真金白銀刺激生育,日本的人口出生率隻是略有上升,仍保持在 1.4 左右的超低水平。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東亞其他地區。

早在 2005、2006 年,韓國和中國台灣已意識到少子化的問題,並開始采取大量鼓勵生育的措施。

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一次性生育獎勵、育兒津貼、托育服務、父母育兒假等方麵,投入金額不斷提高。

近幾年,在韓國和中國台灣,生第一胎,都可獲生育獎勵約合人民幣 2000-3000 元,每月育兒津貼約合人民幣 550-700 元,第二胎及以上金額還會增加。多個縣市都有公辦的親子遊樂中心,免費或象征性收取費用。此外,政府還開辦或補貼社會力量開辦大量托兒所,嬰兒 6 個月左右即可入托。

韓國的政策更進一步:育有 8 周歲以下或小學 2 年級以下孩子的父母可申請最長 1 年的育兒假,父親也可以休育兒假。超過三個孩子,可享受電費、燃氣費、火車票打折,以及國家獎學金優先、學費減免、買房優惠等等。

不過,這些措施並未能挽救生育率繼續下跌的趨勢。

到 2020 年,韓國和中國台灣兩地的總和生育率,比日本更低——分別為 0.84 和 0.99。

多年來,東亞多個國家和地區一直致力於鼓勵生育,投入諸多。為什麽效果如此不明顯?

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誤判人口形勢,錯過了最佳應對期,在生育水平已過低、接近 " 低生育率陷阱 " 時才開始鼓勵生育。" 低生育率陷阱 " 理論認為,一旦總和生育率低於 1.5,那麽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轉其下降趨勢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比日本反應更慢,中國台灣和韓國在開始鼓勵生育時,總和生育率已分別跌到了 1.18 和 1.08。

其次,雖然投入了大量資金,但仍然不足,影響了政策實施的效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丁英順在《日本應對低生育政策再探討》一文中指出,日本的相關投入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處於較低水平。" 法國、英國、北歐等把 GDP 的 3% 投入到育兒方麵,而日本勉強達到 1%,這些福利還遠遠不能把生育率提高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

此外,丁英順還提出了另一個重要原因:日本的社會性別平等意識仍然欠缺。日本政府為保障女性就業製定了一係列措施,但大部分人仍然支持 " 男主外、女主內 ",這很大程度上導致大量女性為避免放棄事業而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

這也是東亞部分國家和地區共同麵臨的問題。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在發布於 2019 年的報告還以韓國為例,提到了東亞地區生育率低的一個特殊原因:傳統的勞動分工深深紮根於父權文化、工作時間長且不靈活和高度競爭的教育係統。

" 二孩政策 " 實施 10 年後

也許不用參照其他國家,回頭看看中國過去 10 年所進行的人口政策的調整,以及調整後的 " 成果 ",也能一窺端倪。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趨勢,緩解養老壓力,2011 年 11 月,全國所有省份放開父母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家庭生育二孩,也就是 " 雙獨兩孩 " 政策。

△ 2013 年 12 月,某地 " 生育二孩 " 的宣傳欄。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政策實施後,出生人口並沒有明顯增長。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 年出生人數 1635.01 萬人,僅比 2011 年增加 31 萬人左右。人口大省河南 2 年僅有 600 多對家庭申請生二胎。

盡管如此,立即放開全麵放開二胎的建議,還是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其核心議題是,全麵放開二胎會造成多少人口出生堆積?將對社會、經濟等造成怎樣的衝擊?

按照當時學者的分析,如果 2012 年直接全麵放開二胎政策,即便是隻有 70% 的女性有生二胎的意願,中國也將多生出 9700 萬孩子。

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這樣的人口增長,對醫療、教育、就業、居住等,無疑都是巨大的考驗。

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實在是多慮了。

當中國還是決定逐步放開—— 2013 年將二孩政策放寬到 " 父母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家庭 ",2016 年開始真正的 " 全麵二孩 " 政策後,預想中的 " 嬰兒潮 " 卻沒有出現。

2016 年,中國出生人口 1786 萬,達到十年峰值。此後,遭遇生育懸崖,出生人口連年下跌。到 2019 年出生人口 1465 萬人,首次刷新了 1961 年的最低記錄。

今年 5 月剛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則顯示,2020 年出生人口進一步降低至 1200 萬,生育率隻有 1.3。

全麵二孩政策執行 5 年,出生率不增反降,年出生人口又創新低。

過去 30 多年,獨生子女、晚婚晚育等政策,已經深入人心,甚至形成新的社會模式。人們對待生育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

統計數據顯示,每對夫婦期望已經從生育孩子數量已經從 6 個降低到了 1.8 個。

人口學者、複旦大學社會學係教授王豐對江蘇農村 1.8 萬名女性追蹤調查發現,3 年內隻有 6% 生了第二胎。很多城市男女甚至不婚不育。

此外,過去十年的二孩政策隻放開了 " 生 " 的限製,缺少配套政策,沒能分擔家庭高昂的生育成本,也造成了生育二孩意願不強。

全國婦聯的一項調查顯示,53.3% 的一孩家庭沒有意願生育二孩。主要原因就包括 " 入園、升學情況 "、" 生活地區環境狀況 "" 孩子看病就醫的便利程度 ",同時父母精力、孩子的照料問題、家庭經濟狀況等都是影響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

2016 年的上海兩會上,就有人提出,在上海養大一個孩子需要大概 200 萬元,37% 的家庭因經濟原因不打算要第二個孩子。

有了前車之鑒,這次的人口政策,明顯步子大了一些。除了全麵放開三孩,在 " 育 " 上略有不同,新政還提出了一些配套的支持措施,比如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降低教育開支、完善生育休假與保險製度等。

不過,此前多個國家的經驗表明,止住生育率下滑趨勢不是一日之功,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社會資源和幾代人的努力,而努力的結果又總是脆弱而容易反複。

三孩放開政策公布的同時,新華社做了一項 " 三孩來了你準備好了嗎 " 的投票,在這個 3.1 萬人參與的調查中,2.8 萬人選擇了 " 完全不考慮 ",超過總人數的 90%。

在投票發出後的一個多小時,新華社刪除了這條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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