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 三孩政策 " ——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孩子的人口政策正式出爐。
這個人口政策的調整，可謂 " 神速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後 20 天，中國的人口政策就出現了一個重大轉向。
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次遲到的調整。畢竟，中國的生育率在近 30 年的時間裏低於 2，無法維持人口更替的正常水平。在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中，中國的生育率已經跌至 1.3 ——在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列。
更不樂觀的是，人口問題一旦出現，意味著解決人口問題的最佳時機已經過去了——這是人口發展的內在規律。
攜程公司的創始人、人口學家梁建章提出的生一個孩子獎勵 100 萬的政策建議雖然顯得有點驚世駭俗，但確實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提高生育率、扭轉人口趨勢之難。
鼓勵生育的政策需要長期實施才能顯示出一些效果。
縱觀全球多個經濟體，在金錢，政策，環境，文化等多方麵作出巨大努力的幾十年後，有部分國家的生育率開始有微小的進步；還有部分國家或者地區，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願仍然不見起色，一路向下。
在中國，這一次，要想止住生育率下降的頹勢，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呢？
△ 某醫院產科，護士給新生兒做護理。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哪怕在生育最友好型的社會
生育率的提高也是極為脆弱的
北歐可能是對女性生育最為友好的社會。
在瑞典，育兒假 18 個月—— 480 多天。
育兒假期間，瑞典社會保險局會為他們支付超過 80% 的薪水。孩子 1 歲多即可以進入公立的托兒機構。學費與父母收入掛鉤，最高約合人民幣每月 1100 元。
瑞典的公司通常會為員工的育兒生活提供一定便利。孩子 12 歲以前，父母每年有最多 120 天的 " 孩子病假期 "。在首都斯德哥爾摩，" 晚高峰 " 出現在下午 4 點多。
爸爸們通常會承擔大量家務和照顧孩子的工作。
整體而言，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國家的鼓勵生育的政策 " 工具包 " 包括四個方麵 :
經濟補貼——每月發放的育兒津貼（在 2014 年，瑞典每個月發放的津貼合人民幣近 1000 元）；一次性獎勵 ( 孩子出生、上學的補貼 ) ； 孩子成長各階段的教育、醫療服務補貼；住房補貼等。
良好的社會支持係統——瑞典規定，地方政府有責任為 12 歲以下兒童提供全天候的托育服務，除了提供一定時間的免費托育服務外，在向個人收費時也有政府補貼。
鼓勵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政策—— 延長夫妻的育兒假假，瑞典的育兒法定假期 18 個月，同時還鼓勵夫妻共享育兒假。
對女性友好的社會氛圍——反歧視立法，保障就業性別平等。
當然，以上的福利政策都是有代價的，瑞典超過 3% 的 GDP 支出用於育兒福利，在歐盟國家中也是占比最高之一。
同時，瑞典的總和生育率也是發達國家中的 " 優等生 "，近年始終保持在 1.8 左右。
過去幾十年間，瑞典的生育率可謂 " 過山車 "。
70 年代末期，該國的出生率降低到 1.60 左右。政府就采取一係列措施保障孕婦權益，鼓勵生育，比如提供免費醫療保健、較高的育兒補貼，立法禁止解雇孕婦等。
隨後，政府大力推廣托育服務，並鼓勵男性共同做家務、帶孩子，還繼續延長產假。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到 1989 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 2.1。
不過 20 世紀 90 年代，一場經濟衰退讓這些福利縮水了。或許還出於對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瑞典家庭又一次減少了生育。90 年代末，生育率降至 1.5。
經濟衰退結束之後，政府將育兒假最長延長到 480 天，並提高育兒津貼的金額。近幾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 1.8-1.9 之間，高於絕大部分發達國家。
瑞典的故事告訴我們，將接近 1.5 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付出怎樣大的努力。這努力的結果，又是多麽脆弱、容易反複。
東亞的努力為什麽成效甚微？
作為全球生育率倒數的劣等生，東亞地區最早在 90 年代也開始鼓勵生育 ——提供育兒津貼、鼓勵爸爸休育兒假、縮短勞動時間、提供平價托育服務 ……
但收效甚微：日本的生育率維持在 1.4 ——低於生育率陷阱的水平，韓國和中國台灣更低—— 0.84 和 0.99，倒數第一和倒數第二。
在東亞國家和地區中，日本最早麵臨少子化問題。不過，直到 1989 年，日本的生育率降到 1.57 時，日本政府才開始出台一係列政策。
1994 年 , 日本提出要 " 構築快樂育兒的社會，力圖讓父母保持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具體做法是，要求托兒所和幼兒園延長托管時間 , 讓女性在撫養幼兒的同時也可以工作。
不過，這一政策作用不佳，生育率仍然下降迅速，因此繼續投資擴充托兒所功能、充實學校教育和校外活動、減輕家長負擔。
2003 年日本製定《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重點推進育兒假製度、鼓勵父親參加養育子女、縮短勞動時間等。
然而，生育率還在繼續下降。2005 年，日本總和生育率降低到 1.26，創下曆史新低。
之後，日本應對少子化的政策，繼續層層加碼。
其中，最有誠意的一次加碼，當屬 2017 年 9 月提出的 " 育人革命 "。這一計劃提出，將用三年時間，投入約 2 萬億日元 ( 約合 1163.6 億人民幣 ) ，以提高日本人的生育積極性。
如今，日本人生一個孩子，可以得到 42 萬日元（約合人民幣 2.4 萬元）的生育補貼。
孩子 15 歲前，每月可獲得 10000-15000 日元（約合人民幣 581-872 元）育兒津貼。3-5 歲幼兒可以免費上幼兒園（學費較高的私立園仍需交一定費用）；如果家庭年收入低於 260 萬日元（約合 15 萬人民幣），則 0-2 歲也可免費上托兒所。此外，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學還可以得到補助。
不過，雖然政府拿出真金白銀刺激生育，日本的人口出生率隻是略有上升，仍保持在 1.4 左右的超低水平。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東亞其他地區。
早在 2005、2006 年，韓國和中國台灣已意識到少子化的問題，並開始采取大量鼓勵生育的措施。
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一次性生育獎勵、育兒津貼、托育服務、父母育兒假等方麵，投入金額不斷提高。
近幾年，在韓國和中國台灣，生第一胎，都可獲生育獎勵約合人民幣 2000-3000 元，每月育兒津貼約合人民幣 550-700 元，第二胎及以上金額還會增加。多個縣市都有公辦的親子遊樂中心，免費或象征性收取費用。此外，政府還開辦或補貼社會力量開辦大量托兒所，嬰兒 6 個月左右即可入托。
韓國的政策更進一步：育有 8 周歲以下或小學 2 年級以下孩子的父母可申請最長 1 年的育兒假，父親也可以休育兒假。超過三個孩子，可享受電費、燃氣費、火車票打折，以及國家獎學金優先、學費減免、買房優惠等等。
不過，這些措施並未能挽救生育率繼續下跌的趨勢。
到 2020 年，韓國和中國台灣兩地的總和生育率，比日本更低——分別為 0.84 和 0.99。
多年來，東亞多個國家和地區一直致力於鼓勵生育，投入諸多。為什麽效果如此不明顯？
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誤判人口形勢，錯過了最佳應對期，在生育水平已過低、接近 " 低生育率陷阱 " 時才開始鼓勵生育。" 低生育率陷阱 " 理論認為，一旦總和生育率低於 1.5，那麽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轉其下降趨勢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比日本反應更慢，中國台灣和韓國在開始鼓勵生育時，總和生育率已分別跌到了 1.18 和 1.08。
其次，雖然投入了大量資金，但仍然不足，影響了政策實施的效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丁英順在《日本應對低生育政策再探討》一文中指出，日本的相關投入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處於較低水平。" 法國、英國、北歐等把 GDP 的 3% 投入到育兒方麵，而日本勉強達到 1%，這些福利還遠遠不能把生育率提高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
此外，丁英順還提出了另一個重要原因：日本的社會性別平等意識仍然欠缺。日本政府為保障女性就業製定了一係列措施，但大部分人仍然支持 " 男主外、女主內 "，這很大程度上導致大量女性為避免放棄事業而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
這也是東亞部分國家和地區共同麵臨的問題。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在發布於 2019 年的報告還以韓國為例，提到了東亞地區生育率低的一個特殊原因：傳統的勞動分工深深紮根於父權文化、工作時間長且不靈活和高度競爭的教育係統。
" 二孩政策 " 實施 10 年後
也許不用參照其他國家，回頭看看中國過去 10 年所進行的人口政策的調整，以及調整後的 " 成果 "，也能一窺端倪。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趨勢，緩解養老壓力，2011 年 11 月，全國所有省份放開父母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家庭生育二孩，也就是 " 雙獨兩孩 " 政策。
△ 2013 年 12 月，某地 " 生育二孩 " 的宣傳欄。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政策實施後，出生人口並沒有明顯增長。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 年出生人數 1635.01 萬人，僅比 2011 年增加 31 萬人左右。人口大省河南 2 年僅有 600 多對家庭申請生二胎。
盡管如此，立即放開全麵放開二胎的建議，還是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其核心議題是，全麵放開二胎會造成多少人口出生堆積？將對社會、經濟等造成怎樣的衝擊？
按照當時學者的分析，如果 2012 年直接全麵放開二胎政策，即便是隻有 70% 的女性有生二胎的意願，中國也將多生出 9700 萬孩子。
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這樣的人口增長，對醫療、教育、就業、居住等，無疑都是巨大的考驗。
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實在是多慮了。
當中國還是決定逐步放開—— 2013 年將二孩政策放寬到 " 父母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家庭 "，2016 年開始真正的 " 全麵二孩 " 政策後，預想中的 " 嬰兒潮 " 卻沒有出現。
2016 年，中國出生人口 1786 萬，達到十年峰值。此後，遭遇生育懸崖，出生人口連年下跌。到 2019 年出生人口 1465 萬人，首次刷新了 1961 年的最低記錄。
今年 5 月剛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則顯示，2020 年出生人口進一步降低至 1200 萬，生育率隻有 1.3。
全麵二孩政策執行 5 年，出生率不增反降，年出生人口又創新低。
過去 30 多年，獨生子女、晚婚晚育等政策，已經深入人心，甚至形成新的社會模式。人們對待生育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
統計數據顯示，每對夫婦期望已經從生育孩子數量已經從 6 個降低到了 1.8 個。
人口學者、複旦大學社會學係教授王豐對江蘇農村 1.8 萬名女性追蹤調查發現，3 年內隻有 6% 生了第二胎。很多城市男女甚至不婚不育。
此外，過去十年的二孩政策隻放開了 " 生 " 的限製，缺少配套政策，沒能分擔家庭高昂的生育成本，也造成了生育二孩意願不強。
全國婦聯的一項調查顯示，53.3% 的一孩家庭沒有意願生育二孩。主要原因就包括 " 入園、升學情況 "、" 生活地區環境狀況 "" 孩子看病就醫的便利程度 "，同時父母精力、孩子的照料問題、家庭經濟狀況等都是影響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
2016 年的上海兩會上，就有人提出，在上海養大一個孩子需要大概 200 萬元，37% 的家庭因經濟原因不打算要第二個孩子。
有了前車之鑒，這次的人口政策，明顯步子大了一些。除了全麵放開三孩，在 " 育 " 上略有不同，新政還提出了一些配套的支持措施，比如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降低教育開支、完善生育休假與保險製度等。
不過，此前多個國家的經驗表明，止住生育率下滑趨勢不是一日之功，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社會資源和幾代人的努力，而努力的結果又總是脆弱而容易反複。
三孩放開政策公布的同時，新華社做了一項 " 三孩來了你準備好了嗎 " 的投票，在這個 3.1 萬人參與的調查中，2.8 萬人選擇了 " 完全不考慮 "，超過總人數的 90%。
在投票發出後的一個多小時，新華社刪除了這條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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