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都欠這群“90後”一個熱搜

來源: 書單於 2021-05-31 09:58:05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17291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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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這是一個極度割裂的時代。

在網上，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兩種聲音，吵得麵紅耳赤：

一派人催我們不斷加速，要更高、更快、更強；

而另一派則努力宣揚“反內卷”……

青年人到底該聽誰的？

也許你會發現，其實答案還有第三種。

《九零後》。

這部電影很特別，光是主演有16個人，他們平均年齡高達96歲：

楊振寧、許淵衝、楊苡、馬識途、鄭哲敏、王希季、潘際鑾......

坦白講，這樣的寶藏陣容，書單君以前是不敢想的。

但《九零後》卻成功做到了。

答案無他，正是因為他們都擁有一個共同身份——

西南聯大校友。

遷校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北京、天津相繼淪陷。

就在前一天，18歲的高中女孩楊苡，剛剛被保送南開大學。她剛照完畢業照，日本人的炸彈就炸中了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沒有了。

為保文化火種不滅，教育部決定：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南遷長沙，聯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

然而隨著日軍南下，不得不再次向昆明搬遷。

國難當頭，學生們都不想逃走。

當時的政府代表陳誠說：

“你們是國家最後的希望，是‘國寶‘。倘國之大器，皆為炮灰，將來國家形勢必定更加嚴峻，我們應當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死中求生’。中國奮起，建國更需人才，中國最好大學的學生，要完成的是後者。”

於是，1938年1月20日，“中國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開始了。

教授坐車，女生乘船，大多數男同學，選擇了徒步。

他們給步行團起了個優雅的名字，叫“湘黔滇旅行團”。

當時19歲的楊苡，也跟著大部隊離開天津。

在經過中國邊界的時候，她們就一起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唱《鬆花江上》，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如今，101歲的她，想起那時的情景，仍然眼含熱淚：

“這是我們自己國家的土地啊！可是，我們必須要先到上海，然後到廣州、經過香港，從香港到海防，從海防坐火車······我們要繞這麽大圈才能夠到雲南。”

經過3600裏的長途跋涉，1938年4月28日，隊伍終於抵達昆明。

六天後，學校正式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訓——剛毅堅卓。

這一年，聯大第一批新生開始報道。一個叫許淵衝的18歲青年，來到西南聯大外文係。他當時的心思隻有一個：抗日！

他之所以選外文係，並非因為熱愛，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因為理科不行，隻能選文科。”

但他有兩個理科很好的同班同學：

一個叫王希季，讓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的中國人；另一個叫楊振寧，中國第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

然而當時，還沒人在意這批窮書生。

求學

起初，西南聯大連校舍都沒有。

第一批搬來的學生，隻能暫時租借民房、中學和會館來上課。

為了搭建校舍，校長梅貽琦請來了建築學家梁思成。

梁思成很快交出了一所現代化大學的設計方案，但很快就被否決。

原因很簡單：沒錢。

接下來，梁思成的設計方案一改再改，校舍從三層改到二層，再從磚牆改到土牆，就連屋頂也從青瓦變成了鐵皮和茅草。

當他改完最後一稿時，學校幹脆告訴他：

“除了圖書館屋頂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實驗室可以使用鐵皮之外，其他建築的屋頂一律改用茅草覆蓋；磚頭木料再減一半，麻煩您再作一次調整。”

憤怒的梁思成忍無可忍，他把設計圖紙狠狠摔在校長梅貽琦麵前：

“改！改！改！你還要我怎麽改？茅草房？每個農民都會蓋，要我梁思成做什麽？”

梅貽琦向來寡言少語，他將地上的圖紙一張張撿起，無奈地說：“大家都在共赴國難，思成，以你的大度，請再諒解我們一次。”

梁思成接過圖紙，哽咽道：“你知不知道農民蓋一間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梅貽琦強忍淚水，聲音更加顫抖：“思成，等抗戰勝利後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來建一所世界一流的清華園，算是我還給你的……行嗎？”

半年後，用一堆堆茅草和鐵皮覆蓋的西南聯大校舍建成了。

一個茅草房20張雙人床，上下鋪，一共擠40個人。

臭蟲躲在被窩裏和木床接頭的地方，一到晚上就出來咬人。

每到下雨天，教室漏水不說，屋頂的鐵皮還“乒乒乓乓”響，學生連老師講課都聽不清楚。

由於戰爭原因，物價漲了30多倍，街上餓殍遍地。

學生們吃得最多的，是學校裏的“八寶飯”——老鼠屎、穀糠、砂石的混合物。

每次吃前，都要先往碗裏舀一勺湯水，然後用力攪拌，等大多數雜質都沉澱後，飯才能入嘴。

教授們也苦，但當有趣的靈魂走在一起，苦難就變成了詩。

一向清高的聞一多，不得不靠賣文、做印章來賺錢養家。但即使如此，也隻吃得起豆腐渣和白菜幫。

冬天為了省柴火，他居然以“鍛煉身體”為名，讓孩子們跑到村頭的小溪，去洗冷水臉。

數學家華羅庚，屋裏的燈隻有豆粒那麽大，為了節省燈油，他總是燈芯撚得小小的。

他常常嘲諷自己“清高教授”的身份，說所謂的“清”，意思是隻喝得起清湯寡水。

最出名的“梗”，來自朱自清。

有一次他在街上被一個乞丐纏著，無可奈何之下，隻好說了一句：“別跟我要錢，我是教授”，說罷，乞丐扭頭就走。

連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許多教授達到了學術的巔峰。

馮友蘭在昆明寫出了著名的《貞元六書》；

錢穆完成了《國史大綱》；

朱自清寫出了《經典雜談》；

傅斯年寫出了《性命古訓辯證》；

華羅庚完成了他《堆疊素數論》······

報國

“寧願閉起雙目，以免再看見人間的不平；寧願堵住兩耳，以免再聽到壯烈的聲音。”

這句詩，出自西南聯大經濟係學生繆弘的《趕快》，也是他的遺詩。

1942年，日軍入侵緬甸，雲南成了前線，大批西南聯大學生投筆從戎。

繆弘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的他，奔赴前線去當翻譯官。

在一次進攻中，與他同組的美國兵怕死，都退到了山下去。

作為翻譯官，繆弘本可以跟著下去，但他還是選擇同戰士們一起衝鋒，最終被敵人的狙擊手擊中要害。犧牲時，他年僅19歲。

跟繆弘一樣投筆從戎的詩人，還有穆旦。

在一次戰鬥中，他的戰友和馬都死了，隻剩他獨自一人走在胡康河穀的毒雨裏。

窮途末路中，他染上了一種致命性的痢疾。拖著虛弱的身子，一路上還被螞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

誰也沒想到，在失蹤五個月後，這個24歲的年輕人竟然奇跡般地活了下來，還把自己的故事寫進了一首名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穀上的白骨》的詩。

裏麵寫到: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你們的身體掙紮著想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沒有人知道曆史曾在此走過，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在昆明西南聯大舊址處，矗立著一塊紀念碑，上麵刻有832位聯大學生的名字——他們全部在抗日戰爭中報國參軍。

1946年7月，三校複員，西南聯大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但聯大的故事並沒有結束。

它在戰火中保留下來的文化火種，得以繼續出國深造，成為日後改變國家命運的重要力量。

1950年，26歲的朱光亞發表了一篇《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信中寫到：

“同學們，我們都是在中國長大的，我們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種過一粒米，不曾挖過一塊煤。

我們都是靠千千萬萬終日勞動的中國工農大眾的血汗供養長大的。現在，他們渴望我們，我們還不該趕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長，獻給祖國的人民嗎？”

在他的號召下，大批學子回國。

1950年2月，朱光亞、王希季歸國；

1950年8月，鄧稼先歸國；

1950年10月，吳大昌歸國；

1951年，巫寧坤、許淵衝歸國

......

從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2290位海外留學生從世界各地回歸祖國。

接下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

這些曾經在戰爭後方的聯大學子，以他們的方式，兌現了當年國家的期許。

也許在今天，回看這段曆史，我們會覺得一切都清清楚楚。

然而對於80多年前的這群青年來說，他們對前途、對國家的命運，同樣充滿了惶恐，就像你我一樣。

如今80多年過去，當初的年輕學子，很多已是百歲老人。

然而，你會發現，當他們談到曾經在聯大求學的日子，流露出的狀態，依然隻有“年輕”二字。

哪怕今天，他們依然奮鬥在自己的崗位上。

100歲的許淵衝，已經翻譯了一整年的亨利·詹姆斯；

90歲的焊接工程專家潘際鑾，依然每天都準點上班，工作量不比年輕人少；

105歲的馬識途，耳朵快聾了，眼睛快瞎了，但他覺得，還有頭腦沒有癡呆。

2019年，《九零後》的導演徐蓓去采訪楊苡。這個當初的17歲小姑娘，如今已經101歲了。

徐蓓還清晰地記得采訪她時的情景：

“那天中午好冷，我去采訪楊苡先生。我進屋看見她盤著腿在床上休息，一個人很入神地聽歌。

我問她，‘楊先生你在聽什麽？’她很調皮地笑了一下說，‘這是我的小快樂！’然後就把耳機塞在我耳朵裏麵。”

耳機裏放的是一首英文歌，歌名叫《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翻譯過來就是：“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終其一生，其實都是為了弄懂三個問題：

“我是誰？”

“我從哪裏來？”

“要到哪裏去？”

如何在看清生活的荒謬後，依然熱愛生活，也許就是這群“90後”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內卷還是“反內卷”，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弄清楚自己為什麽而“卷”。

做一個清醒的現代青年。

西南聯大已不在。但西南聯大精神，永遠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