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他用口罩幫助中國控製住一場瘟疫

1910年末，中國東北出現了一場致命的瘟疫，它蔓延到了大城市哈爾濱。數萬人咳血，皮膚發青，變成紫色。最後他們都死了。

這次疫情讓清政府陷入混亂，他們不知道是什麽疾病導致了這些人的死亡，更不用說如何控製它了。所以他們請來了當時亞洲最為訓練有素的醫生之一伍連德醫生。進行屍檢之後，伍連德發現了鼠疫杆菌，它與在西方引發黑死病的細菌類似。他認為滿洲的瘟疫是一種呼吸係統疾病，並敦促所有人戴上口罩，尤其是醫護人員和執法人員。

中國當局聽取了他的呼籲，除了戴口罩，還在巡警監督下實施了嚴格的封鎖。伍連德被召來四個月之後，瘟疫結束了。雖然在西方國家經常被忽視，但在世界曆史上，伍連德被公認為公共衛生的先驅，他幫助改變了一種由飛沫傳播的呼吸道疾病的進程，在20世紀初，這場疾病可能摧毀中國，並且可能傳播到中國之外。

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遵循了這些策略，但在新冠大流行期間，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很難讓人們聽從他們的建議。中國也在早期遭遇了挑戰，但該國從以往病毒暴發中獲得的係統性記憶幫助扭轉了局麵。隨著許多美國人放棄口罩，在那些感染風險仍然很高的地區推動正常化，並對接種疫苗猶豫不決，一些公共衛生專家開始關注伍連德的成功，不僅是為了應對新冠，也為應對未來的疫情尋求經驗。

但一些研究伍連德的學者認為，人們從他的遺產中得出了錯誤的教訓：一個人無法拯救一個國家。“我們不能總是等待曆史人物的出現，”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醫學社會學家和曆史學家亞曆山大·懷特(Alexandre White)說。相反，他和其他專家表示，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需要考慮其不公平的、令人擔憂的公共衛生係統，這樣才能更好地應對健康威脅。

伍連德於1879年3月10日出生在馬來西亞半島外的檳榔嶼，是中國移民的後代，名字原本寫作Ngoh Lean Tuck，後來改為Wu Lien-Teh，有時寫作Wu Liande。

17歲時，伍連德獲得獎學金，前往英國伊曼紐爾學院(Emmanuel College)學習，並留在倫敦聖瑪麗醫院(St Mary 's Hospital)學習醫學。作為培訓的一部分，他曾在利物浦熱帶醫學院(Liverpoo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和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學習傳染病。

他於1903年返回馬來西亞時，是最早從西方畢業成為醫生的華裔之一。

1908年5月，伍連德和妻子前往中國，被任命為北京附近的帝國陸軍軍醫學堂的副監督，因此，當滿洲的人們死於一種未知疾病時，他可以對此進行調查。

伍連德進入了一個像他這種專家供不應求的地方。當時，中國正處於政治動蕩之中：俄國和日本都在爭奪滿洲的控製權，雙方都把這場瘟疫視為推進自己目標的機會。當時的西方國家普遍認為中國是“東亞病夫”，一個疾病纏身、鴉片成癮、政府無能的國家。

研究中國的曆史學家說，政府接受並且認同這個標簽。但當伍連德上任後，他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力成了變革的催化劑。

伍連德經常被譽為“口罩背後的人”，是他發明了用口罩防止呼吸道疾病傳播的方法。同樣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工作的醫學曆史學家瑪爾塔·漢森(Marta Hanson)說，這種說法大部分是他在自傳中自稱的。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口罩，在伍連德抵達哈爾濱之前，一些中國人已經戴上了日式防毒麵具。

事實是，伍連德向中國公眾介紹並鼓勵了一種誕生於西方的觀念。他設計的口罩是根據維多利亞時代的呼吸器設計的：用棉布和紗布做填充層，再用繩子把口罩固定在頭上。這種口罩很便宜，而且容易製造。

除了口罩，官員們還實施了嚴格的衛生警戒，這是一種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方法，當時法國官員試圖控製黃熱病的傳播。旅行受到限製，政府官員奉命射殺任何試圖逃跑的人，警察挨家挨戶尋找死於瘟疫的人。與其中一些做法類似，中國在去年抗擊新冠期間嚴格限製了武漢周邊地區的交通，人們離家需要得到有關部門的許可。

鼠疫在中國得到控製後的那個春天，伍連德主持了國際鼠疫大會。防毒麵具和口罩是當時討論的焦點，許多西方學者認為它們可以有效預防鼠疫。

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間，口罩在美國和其他地方成為政治熱點，但在中國，使用口罩的觀念依然存在。1928年國民黨上台後，紗布口罩成為國民黨政治議程中的一個重要工具。公共衛生官員建議所有公民在腦膜炎或霍亂暴發期間，在公共場所佩戴紗布口罩。

漢森說，到那時，口罩已成為衛生現代化的象征，為當今中國對戴口罩的較高接納度做出了貢獻。在21世紀初期，SARS大流行再次提醒中國以及其他東亞國家的人們戴口罩和其他公共衛生幹預的必要性。

1930年，伍連德被任命為新的國家衛生組織的負責人。但是在1937年日本人入侵中國東北以及他在上海的住所遭受炮擊後，伍連德向他的故鄉馬來西亞尋求庇護。他在那裏做家庭醫生，直到職業生涯結束，於1960年去世，享年80歲。

至於伍連德為何能成功說服中國當局控製鼠疫，醫學史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有幾種解釋。

醫學史學家說，一個對伍連德有利的因素是，他使口罩變得價格合理且易於獲得。在香港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人們使用了類似的方法，為每個居民提供了一個免費的可重複使用的口罩，並在公共場所設置販賣機分發口罩。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懷特說，在大流行期間提供了重要支持以幫助公民遵守公共衛生法規的國家，其表現要好於將相同的措施留給公民自己負責的國家。

科羅拉多州健康基金會(Colorado Health Foundation)政策倡導高級主任凱爾·萊格裏特(Kyle Legleiter)說，越是價格合理且易於獲得的公共衛生措施越有可能被人們采用。

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嚴忠說，伍連德在中國取得成功的另一個因素可能是他被視為權威人士，受到居民和官員的尊重。

黃嚴忠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拜登總統在新冠問題上的首席醫學顧問安瑟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和伍連德在中國擔任的角色相似。他自1980年代以來一直是公共衛生領域的著名人物。但是，由於美國人在政治身份和信仰上更加兩極分化，所以他說的話並不總是被人接納。

萊格裏特還說，隻有當公眾認同或信任該權威人物時，公共衛生信息才會滲透到人們中間。

萊格裏特說：“一個人代表了更廣泛的機構或體係發言，他變成了他們的替身。”例如，那些傾向於保守派的人可能會將福奇和其他科學家歸為“精英階層”。如此一來，他們更有可能對這類權威人士所倡導的公共衛生政策不屑一顧，而遵從他們最認同的人的主張。

還有人則說，公共衛生從本質上與促進公共衛生的國家的合法性有關。漢森說，在20世紀初，中國陷入了困境。伍連德幫助中國擺脫了動蕩時期，公共衛生措施的實施使該國更具合法性。

同樣，當前的大流行暴露了美國、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公共衛生係統的弱點，因此一些專家認為這可以成為變革的催化劑。

懷特說：“自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人普遍將其控製傳染病的能力視為其在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的文明優勢的標誌。”那時，中國被視為世界的病人，但現在，中國的一些評論人士試圖把這個標簽貼在美國身上。

範德堡大學的醫學史學家露絲·羅加斯基(Ruth Rogaski)專門研究清朝和近代中國，她認為新冠病毒危機同樣提供了反思的機會，這可能非常具有啟發性。

“流行病可以被視作拐點，”羅加斯基說。“這是重新思考、改造甚至改革衛生方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