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於2018年6月1日，原標題：兒童節：川震十年，“我們的娃娃”還在等一個答案。就標題中的“十年”特此說明。
作者|陳四格
製圖|盧皓龍
校對|張子尤、許樂
本文約13630字，閱讀需要大約50分鍾。
一、父親
“爸爸，我們要去救災。”
最先提議去災區的是譚作人的兩個女兒，地震後的第二天，一家人帶著整車的礦泉水從成都開往災區。去汶川的路已經塌荒，隻能停在都江堰，在往都江堰市區的路上，譚作人經過了新建小學，它的教學樓垮塌，師生傷亡嚴重，而周邊一些建於上世紀80年代的老樓卻沒有倒塌。
這個日後因調查地震死難學生而與汶川地震緊緊綁在一起的作家、環保工作者，在當時還不知道災區裏，都江堰校舍坍塌的慘況並非孤例。
同樣滯留在都江堰的還有全國各地的媒體，整體坍塌的校舍成為報道焦點。後來的統計數據顯示，都江堰僅中小學就死亡超過800人，超過都江堰總死亡人數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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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盧皓龍
2008年5月16日，譚作人第一次進入倒塌校舍現場——北川中學。北川縣是汶川地震中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可統計到的遇難者人數超過1.5萬人，縣城大麵積被毀。縣裏唯一的高中北川中學，也是整場地震中傷亡最重的學校，遇難師生過千人——接近全校人數的一半。災後重建時，縣城劫後餘生的北川縣城居民被政府安置到23公裏外的新城，“老北川”則建起地震博物館，街道和建築也被保留下來作可開放參觀的地震遺址。
北川中學的兩棟教學樓原本有五層高，地震後整體下塌，餘下在地麵上的不足兩層高，譚作人形容成了一堆碎片。旁邊的卻有舊建築“奇跡般”沒有倒下。
“遍地都是丟的書本、壓碎的筆……唉，遍地都是，那個對我的震撼、對我的衝擊，比那種到處都是屍體還要厲害。”十年後的譚作人回憶。當時，54歲的他穿著墨綠色短袖襯衫，外套綁在腰間，胸前掛著白色口罩，蹲在北川中學碎成一地的磚塊上，把縫裏的筆撈起來。
與譚作人一同到北川中學的媒體記者，跟他作采訪。他向著鏡頭說：“對著這些學生、上千學生的亡靈說一句話，我一定對得起你們用過的筆。”說到“上千學生”時，他幾乎要哭了出來。
那天，他剛走出北川中學，有一個男人走過來。他是北川中學的老師，女兒已罹難在教學樓的廢墟之下，他詳細地描述了一遍地震當日的情形，並提到地震後不到10秒鍾，教學樓搖了幾下，就整體塌下來。
同一天，官方媒體人民網在其“強國論壇”上，請來了住建部、教育部、建設部的領導與網民在線對話，由網友提出的18個問題中，有8個都與學校坍塌有關，以致人民網編輯直接以“教育部、建設部、地震局官員學者談震區校舍倒塌”為標題。有網友提問查不查“豆腐渣”工程，時任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司長韓進的回答是：“對工程質量的調查也要進行，如果確實存在問題一定嚴肅查處，絕不姑息，會給社會一個滿意的交待。”
也是在那一天的清早，北川中學高一學生陸芳的遺體被抬出廢墟。她的父親陸世華是最早質疑北川中學校舍質量的家長，那時他已經在學校守了四天。地震當日，從外地回來的陸世華和女兒一起吃午飯，沒人會料到，那是這個16歲女孩的最後一頓飯。
那一天，陸世華沒有看到慷慨陳詞的譚作人。他看到女兒的遺體後，已經虛脫了，躺進了救災帳篷裏。
陸世華在帳篷醒來時，往老家片口鄉的路還未通，弟弟帶著他先到綿陽。休息幾天後，他走進了一家打印店。
“致512北一中各位傷亡學生家長的倡議書”傳單一張張從打印機裏吐出。這張正好鋪滿一版A4紙的倡議書，直接寫道“劣質的建築才是造成重大傷亡的主要原因”，他倡議全體家長在7月1日集中到學校公祭死難者，並要求有關部門給出合理解釋和家屬安撫安排。從綿陽回片口的路上，陸世華沿路派發傳單。很快，他就遇到“麻煩”了。
但這些“麻煩”沒有達到成效，接下來的幾個月裏，陸世華給省領導寫公開信，想盡辦法要去討說法。那時候沒有人能攔住，陸世華覺得自己死都不怕了，他告訴前來阻攔的人，如果女兒能回來，他可以立刻把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割下來，直到死去。
像陸世華這樣提出校舍質量問題的家長並非少數，有人在十年後的今天依舊在上訪。與家長行動對應的是“封鎖”，地震發生約一個月後，一些重點災區已經派人把守，外人尤其是媒體難再進入，遇難學生家長無處訴說。
這段時間，譚作人加入了探險家、環保人士楊勇組織的龍門山地震帶地質考察隊。他們開著帶有中科院字樣的車進災區，很少受阻。“別人（遇難學生家長）一看到來車了，就興奮地圍著我們的車，七嘴八舌地講。”譚作人知道，在外界看來事情已經過去，看似風平浪靜，但內裏卻是個“火藥桶”，家長依舊以淚洗麵，這事情過不去。
汶川地震百日祭時，譚作人發出了一篇《龍門山，請為北川孩子作證》，其中直接提到了天災裏的“人禍”。
2008年中秋節前夜，看過這篇文章的陸世華，把他的公開信和倡議書用短信發給了譚作人。那時候一條短信大約能承載70個漢字，這1300多字的內容，被分割成18條短信。收到短信時，譚作人正坐在汶川縣映秀鎮的百花大橋殘端上，喝著悶酒。地震之後，他隨著考察隊頻繁進入災區，在災區的晚上，不喝點酒無法安睡。
過了一陣，陸世華的電話直接打來了：
“譚老師，短信收到了嗎？”
“收到了。”
“我們好苦哦。”
“我知道，早點睡吧。”
“幾個月都沒有睡好覺了，你要幫我們反映情況哦。”
“我也沒辦法……”
電話掛斷時，已經是淩晨三點，下著細雨，譚作人獨自在山裏走，想著此刻龍門山另一端的北川，是否也下著雨，這雨裏還有多少個絕望的父親？在災區的日子裏，譚作人已經聽過太多類似的傾訴：乖巧的孩子死在垮塌校舍裏，追責的家長反被“控製”。
這通電話，連接了兩個素未謀麵的人。他們有兩個共同的身份：四川人和父親，此刻同因地震陷入痛苦，一個無法為死去的女兒討回公道，一個聽過太多傾訴，目睹了北川中學的慘狀，卻“沒辦法”。
二、“我們的娃娃”
2008年，綿竹市的富新二小是輿論的漩渦中心，據當地遇難學生家長回憶，學校教學樓是周邊唯一整體倒塌的建築，有127個學生葬身此地。
絕大多數被質疑是“豆腐渣”工程的學校都已經找不到責任方，家長想找到有力的證據更是難。但富新二小是“證據確鑿”的，當年的施工者多次接受媒體采訪，直言工程圖紙是一張鄰鄉學校圖紙的複製圖，施工時臨時加了一層，又把矩形梁變細。
追責卻沒有因此而更順利。五月中旬，家長在學校廢墟前架設靈堂，在操場的黑板上、靈堂前都寫著“人禍”的字樣，但他們覺得領導並沒有重視“學生的冤情”。
5月25日，家長們決定自己找領導，他們計劃徒步到德陽市政府——那是管轄綿竹市的上級政府。家長隊伍裏拉起一條高約八十公分的長白布條，上麵用黑色大字寫著：“我們堅信黨和政府會還冤死的孩子一個公道！”。路上多數家長都手捧著孩子的遺照，在黑色相框裏的都是六到十三歲之間的小學生。時任綿竹市市委書記蔣國華想把家長勸返，四次下跪，但隊伍就徑直從他身邊走過。
陳麗那天也拿著兒子的遺照，那是一張放大了的證件照，小男孩還戴著紅領巾。她指著照片，反問跪在地上的蔣國華：“跪了，我兒子能回來嗎？”
市委書記下跪成了網絡熱點，加上校舍施工者接受了采訪，富新二小的報道量自然高於其他學校。美國電視台HBO以富新二小為主線拍攝了紀錄片《劫後天府淚縱橫》，後獲得了奧斯卡記錄短片提名。
陳麗回憶5月25日當天：“我們有一百多個家長，圍觀的有很多人，還有很多誌願者，一起去的記者，當時的記者特別多。”
一年之後，《唐山大地震》的作者、傳媒研究學者錢鋼分析了川震校舍倒塌報道被禁始末。他指出中宣部關於校舍報道的第一道禁令早在5月15日下發，但顯然這如同一張廢紙，連人民網都沒依從這道命令。在全國哀悼日至6月初，更出現了接連三波的報道潮。
報道潮裏，大量倒塌校舍的問題隨之曝光：都江堰的聚源中學在選址和預製板質量都有問題；都江堰的向峨中學在修建時就評為危房，卻依舊修完並投入使用；青川縣木魚中學曾在2006年遞交危房自查報告，卻毫無回音；綿竹的富興二小施工圖紙是複印過來的，還擅自改動結構，工程問題百出；綿竹的東汽中學教學樓早已年久失修，但改造計劃卻一再拖延直至地震倒塌……
但在震後第一個月之後，稍微“擦邊”的內容都遭到嚴厲批評，校舍坍塌報道幾乎銷聲匿跡，這與愈加嚴格的禁令直接相關。與此同時，禁令也激發起民間的記錄行動。
廣州學者、紀錄片導演艾曉明動身去災區時，是同年的6月。在救災熱情最高漲時，她撰文說，不必每個人都要去汶川，做好身邊的日常事也是一種“救災”。但現在，她必須去了，災區校舍的報道已經消失在報端，傳媒銷聲促使她要親身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出發之前，艾曉明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拍“校難”。後來成了紀錄片《我們的娃娃》。
什邡市的紅白鎮，艾曉明跟拍了一位母親辦理女兒小蘭死亡證明的過程，小蘭生於1994年，遇難時14歲。那個司法所隻是一個帳篷，電腦裏有500多張遇難者的臉部遺照，其中絕大部分是學生、幼童。這位母親一張接一張地往下翻，要找出女兒的遺照，大多數的照片裏，孩子的臉都被砸得血肉模糊，難以辨認。她最終定到了編號412的照片，“這個就有點像我女兒，頭發都已經打亂了”，她一邊說著一邊把手伸向電腦顯示屏，用左手小指做出幫孩子撥頭發的動作。
這個片段在《我們的娃娃》裏再現，艾曉明對此印象特別深：“因為太難受了，對於我們為人父母的，我們是不能承受自己的孩子在肉體上受到這麽巨大的傷害，這樣痛苦地離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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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娃娃》視頻截圖，截圖來源：youtube
長約一小時的紀錄片中，家長拿著孩子生前的照片、校園表演的錄像、母親節的祝福短信、留在手機裏的語音信息講述曾經的日常，往日回憶穿插著瞬間塌成廢墟的教學樓，“掏娃娃”的呼喊聲、撕心裂肺的哭聲、校舍質量的追問聲。最後，一條滾動字幕走過，是汶川地震垮塌校舍名錄，總共63所，跨越了幼兒園到高中。
一年後，官方給出了遇難及失蹤學生的統計人數：5335人，這一數字在公民調查的統計中是5679人。足見承受著如此傷痛的家長有上萬人。
三、十年，放得下嗎？
失去孩子是一種傷痛，孩子的死因得不到說法，則是另一種傷痛。郭光榮承受著這雙重傷痛。
2008年，郭光榮的獨生女在富新二小遇難，此後十年裏，他一直在維權。他翻開手機，家長群裏隨手便能翻出他們上訪被攔的圖片和視頻。上訪正變得越來越難，很多時候，他們根本到不了目標地就被遣送回家。坐在公園裏，郭光榮不時警惕地往後看，接受訪談是一項被禁止的事情，而且郭光榮清楚知道自己的手機和微信都是“透明的”——被有關部門監控著，這種情況在積極維權的家長中並不少見。
在地震八周年前夕，遇難學生家長嚐試用法律訴訟來維權。當時一同遞交民事訴訟的家長有數十人，最後法院隻接納了郭光榮遞交的訴訟材料，他要起訴富新二小的建築承包商和學校法人，這份訴訟中並沒有經濟賠償要求，隻是要求賠禮道歉。事實上，這也是多數遇難學生家長最基本的訴求：為孩子討得一個公道。
但法院最終沒有予以立案，在立案庭裏，法院工作人員告訴郭光榮，這案不屬於他們管，應該去找政府，而不予立案的書麵回執也不能給他。這結果與2008年時一樣，當時富新二小家長起訴了建築承包商、校方、綿竹市教育局、鎮政府，總索賠金額是768萬元，同樣沒有予以立案。
不隻是無法立案，他們的案件也找不到代理律師。郭光榮曾到過當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對方一聽說訴訟內容，就說不敢接。
“你看，這是16年，在綿陽市政府。”
“這個在德陽，去找德陽。”
“你說不要起訴，去找政府，那就找吧。”
郭光榮又一次翻出手機裏的視頻，說起自己“找政府”的經曆，結果都不外乎是被趕走。
當年下跪截訪的市委書記蔣國華，後來接受媒體采訪時說，自己下跪不是心中有愧，是為了避免群體性事件。在同一篇報道裏，這位書記的朋友評論說，這體現了官員所承受的心理壓力，“穩定壓倒一切”的壓力。
不過，在下跪當天政府領導給富新二小家長的承諾：一個月內給出校舍質量調查結果，並沒有兌現。“我們被騙了！”十年後，陳麗憤憤地說。
譚作人認為，在災後重建階段，以穩定為重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災後重建已經完成八年後，還不處理校舍問題，那就是“賴賬”。而且，校舍問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影響穩定的因素，給家長一個調查結果，那麽穩定才能回來。
今年49歲的郭光榮，理著一個寸頭，頭上的白發特別明顯。在地震一年後，他和妻子再生了一個兒子。今年初，郭光榮妻子的身體出了狀況，四肢無力難以工作，但檢查也查不出病因，他自己也無法外出打工，經濟壓力不輕。
他把9歲的兒子送到城區裏上學，每天接送得花不少時間，但他覺得城區教育更好，而且富新二小是他的傷心地，再也不想去了。如今的富新二小，叫作頂新小學，“頂新”是一個財團名字，財團在地震後捐資一千萬元原地重建了這所學校。校門口豎著的校名柱上，有兩塊“校園重建碑記”的銅牌，其中一塊以此八字結束：“勒石立碑，永誌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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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新二小原地重建的頂新小學，拍攝：陳四格
問到郭光榮，妻子不會勸他放棄維權嗎？在外人看來，停止維權的原因是顯然易見的：得不到結果、被監控、養育小兒子的種種現實壓力。
他說妻子不會勸，接著沒有繼續說這個話題，而是開始講他已去世的女兒，她是一個學霸，一個“太聽話”的娃娃，每天把飯菜做好等他們下班，把地拖得幹幹淨淨，洗衣服都是自己洗。說到最後，他留了一句：“放得下嗎？”
四、遇上了，就不能轉身逃避
譚作人把北川中學學生的筆帶回家，一直保存至今。
2008年5月到12月，譚作人一直在等——等別人發起遇難學生和校舍質量的調查。他沒有直接解釋為什麽要等別人來做。十年後，在譚作人家中，談及調查過程時，他突然長呼了一口氣，緩緩地說出“其實我很不適合做這個工作”，他把煙捏到煙灰缸裏，煙頭與玻璃摩擦之間，煙灰由灰轉黑，“我會受他們（家長）的影響，會沉浸在他們的描述裏麵”。
他也曾經在《龍門山：請為北川孩子作證》裏寫道：“在校舍問題上，我沉默了兩個月，不是不敢寫，而是‘寫不出來’。”
並沒有等到“別人”。譚作人形容自己是陰差陽錯卷入到校舍問題裏，但既然遇上了，就不能轉身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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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譚作人在成都家中，拍攝：陳四格
2008年12月，譚作人的調查開啟：調查的重點放在了死難學生的具體數據和真實死因上，當時關於死難學生人數出現過好幾個不同版本，且數字差距不少。也是相近的時間，在北京的藝術家艾未未也開始統計遇難學生名單。
謝貽卉是譚作人的調查夥伴，兩人在成都讀書會上認識，她後來成為了紀錄片導演。兩人劃分出三個調查範圍，計劃分三期進行。
川大西區49號郵箱被譚作人租用，專門接收家長的問卷和表格。家長版的調查問卷總有十個問題，涉及到對師生死亡人數的了解和對死因的看法，賠償的滿意度，政府宣傳的信任度等等，而另一份表則是詳細的傷亡師生名單表。
在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中，兩人用了16天時間作入戶調查，往返10個重點受災縣市七次，累計裏程近三千公裏。調查的三個多月裏，譚作人和謝貽卉也遇到一些問題：在調查點被阻攔、租下的郵箱無法正常收件，甚至電腦被盜，但調查仍然按部就班地進行——包括譚作人在被約談時，似乎用道理說服了相關人員，至少調查沒有被叫停。
2009年三月開始，公民調查的消息隨著網絡征集行動而進入公眾視野。譚作人借用同在成都的作家冉雲飛的博客發出《關於建立5·12學生檔案的倡議書》，這份倡議呼籲網民參與到調查中，最後共建起一個得到死難學生家長認可的“512學生檔案”和網絡墓園，同時附上了他們設計的統計表和問卷。
此時，艾未未也開始在博客上更新公布誌願者調查所得的遇難學生名單，他和誌願者在當時還未“被牆”的Google Group 上共享資料，裏麵現在還存有253個主題貼，都是調查日誌和誌願者申請信息公開的資料。艾未未繼續用網絡公開征集更多誌願者來參與這項行動。
那是一個網絡行動活躍，相信“圍觀”改變中國的時期。在倡議書文檔的頁眉寫著“哪裏有網民，哪裏就有公開和公平。中國網民們，來為孩子們做點事吧！”。
3月25日，譚作人第一次匯總各個學校的資料，寫了一個手稿，這些資料存在U盤裏，交給了謝貽卉。三天後的早上，譚作人在家中被警察帶走，連同電腦、大批一手調查資料被沒收，這時距離原定調查結束還有六個月，但原始資料已經喪失，調查被迫止步在“初稿”。
在譚作人家中，當年由家長填寫的問卷隻剩下五份了，裏麵有兩道問題，五份答案完全一致：
——你對依法維權有沒有信心？
有信心
——如果依法維權困難，你是否準備放棄？
不放棄
五、失獨
大概在2011年，李紅對調查結果就不再抱有希望了。
地震後，她拿到了一份兒子所讀學校的建築采樣和分析表，但這表格跟鑒定結果還有一定差距，裏麵沒有明確的建築質量結論。現在，她形容它們為兩張“廢紙”，稱當年的領導為“大騙子”。
“小腿能贏大腿啊？”，“到現在我們也想要一個結果啊，想是想，但是它不現實的……這隻是我們一廂情願。”李紅覺得，要結果已經沒戲了。但在今年512前夕，她還是連續發了幾個朋友圈，貼出當年的分析表，並問這兩張保存了將近十年的“廢紙”還有沒有用？
2008年，李紅的兒子到了綿竹市城區上初中，也是那一年，夫妻兩人決定一同到浙江打工。
地震那天，這個14歲的男孩隨著教學樓斷掉的欄杆一同跌落，李紅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在老家的弟弟來電話時說，孩子受了重傷，讓她回去。隔天，工廠幫李紅夫妻買了機票，原本一直很平靜的李紅，突然開始哭，“我當時說不清楚心裏怎麽想的，反正一直從那天上午到11點到家，真的哭得受不了”。
那年之後，李紅夫妻再沒離家打工。
映秀地震遺址裏，建了有一塊碎裂的大鍾，時間停在14：28——地震發生的時刻。李紅的時間就如同這個鍾一般，停止在兒子去世的時刻。
現在，年過五十的李紅穿著打扮整潔時尚，戴著細邊框的眼鏡，能說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光看外表很難聯係到她的遭遇。她早年在杭州和上海交界處打工，十幾年前的日子怎麽過的，假期去哪裏玩，上哪買衣服，她都記得清清楚楚。但談到最近十年的生活，她反複用著簡單的四個字來概括：行屍走肉。
前段時間，李紅失眠得很厲害，到醫院開了藥，她在地震後患上了抑鬱症。當地領導曾說過可幫她安排心理谘詢，但她覺得當地醫院的谘詢師不靠譜。事實上，她也不想做谘詢，孩子走後，她就把自己封閉起來，不想再向人敞開心扉了。
“看著鄰居都是歡天喜地的過節，我們都是孤苦伶仃的，又沒有孩子，想想孩子在的話，也挺熱鬧的，不想出去也不想看。”大多數的節日，李紅和丈夫隻會把自己關在家裏。她覺得，孩子走了後，生活徹底失去動力，她也曾想過再生，但一直沒懷上。
四川省什邡市是全國最早試點“一胎化”計劃生育的地方之一，而全省的計劃生育也執行得相當嚴格。據四川省計生部門的統計，汶川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傷殘的獨生子女家庭近8000個。
李紅是在網文上知道失獨母親這個名稱的。那是一篇沈陽失獨媽媽的帖文，那一刻李紅忽然意識到：“原來我是失獨家庭”。在這之前，她從不知道“失獨”這個概念。買了智能手機後，李紅讓侄女幫她安了一個聊天軟件QQ，開始自學——為的是加入失獨家庭的聊天群。
2016年6月15日，李紅第一次參加失獨家庭的維權活動。她對失獨家庭的身份認同度很高，她朋友圈裏，基本隻有兩類內容：失獨家庭的資訊和外出遊玩的圖片。
現在，失獨補助金和養老金是李紅夫妻的主要收入來源，加起來每人每月有1450元，在鎮上生活沒多大問題，令他們擔心的是以後的醫療和養老支出。李紅說道：“關於死了以後怎麽，我也不管，管他隨便往哪一扔，我隻關心活著的時候，養老醫療給我解決了，我也不多想。”
512前夕，李紅給我發來了遇難學生家長們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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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盧皓龍
六、記錄的責任
“提筆就死”，這四個字譚作人說過兩次，一次在他的文章《龍門山：請為北川孩子作證》裏，另一次是在紀錄片《公民調查》裏，坐在北川縣城的廢墟上，麵向著堰塞湖。“提筆就死”的大意是，哪怕會死，也要把真相寫出來。收到導演艾曉明發來的文稿後，他都不記得自己有說過，看完片第一反應是“我哪有這麽高大上的東西啊？”
沒有人料到，那天譚作人說出的那句“判個三年五年”，竟是一語成讖。
回想這段經曆，譚作人多次強調自己不是那麽“高大上”的人，所做之事全是為了自己良心好過，“自己既然遇上了，不應該轉身逃跑，轉身逃跑的話，我會一輩子看不起自己，一輩子活在後悔中間，今後日子就沒法過。”
他的這段話，讓人不禁聯想到辯護律師夏霖為他寫的辯護詞：“其所思所想，所求所願，所作所為，無非’作人’二字而已！”
2009年4月30日，譚作人正式被批捕，罪名是“煽顛”——一個他認為過於“高大上”的罪名。來自民間的512遇難學生調查並沒因此噤聲，甚至引起了更大的關注。4月15日，謝貽卉把初稿整理成的《四川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征求意見稿）》公布到網絡上。
艾未未工作室的“512公民調查”小組的統計仍在繼續。2009年9月，“512公民調查”小組統計出五千多個遇難學生名單，其中能核對確認姓名、年齡、班級、學校、地區和家屬的名字有4851人。這4851個名字被製作成一部1小時26分鍾的影片，在黑色的畫麵中，學生名字按照姓氏首字母逐一排列，長長的名字在畫麵中央向上滾動，沒有旁白也沒有圖像，隻有名字。艾未未看重有名有姓，因為那些死去的孩子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不該隻有一個籠統的遇難人數。
在艾未未工作室，牆壁上貼著數張大白紙，密密麻麻的都是遇難學生的名字。那時候，在災區調查的風險正在增加，2009年512前後去往災區的第三批誌願者中，有十數人曾被拘留，甚至在現場被搶包、被打，他們把這些過程記錄下來，又接著前往下一個地點。
拍攝紀錄片時，艾曉明遇到了很多艾未未工作室的誌願者，大多是年輕人，她並不認為他們在開始參與調查時，會覺得這是一件危險的事。汶川地震發生後，誌願者精神得到極大鼓勵，人們捐錢捐物，甚至到前線救災，艾曉明覺得這提供了一個踐行公民責任的途徑，並激發了大家的責任心，而公民調查誌願者和其他類型的誌願者沒有本質差別。
艾曉明也發起了一個“365封信藝術行動”：把孩子生前留下的作文和書信，父母的信件，網友給孩子家人的回信，都整理好發布到網絡上，做成一個係列。萌生這個想法是，艾曉明留意到很多家長保存了孩子生前的資料，把這些作文、書信發出來，是想傳遞孩子們的聲音，同時也希望公眾都能如實履行公民責任，去推動解決這個問題。
但這個行動最終夭折——艾曉明的博客被封了，“你還是花了很多心思去寫，去配圖，但一下子被封了之後，很多人就看不到了，而且再往後寫也會被刪嘛，我就不願意做這種無用功了。”現在，網絡裏還能搜到一些當時的博文，信件的更新停在了第十九封。
從博客時代到移動手機端，刪文封號的管製手段依然在繼續，艾曉明覺得，如此讓人白白耗費精力，實質是一個精神上摧殘的過程。
去年，艾曉明重發了其中的一封信《映秀小學生馬馮豔的一份公民建議書》。馬馮豔遇難時，是映秀小學六年級學生，在她的作文本上，有一封寫給校長的建議書，落款是2008年4月1日。她說學校屋頂有漏水的問題，還擔心被雨泡過的牆會塌下，建議校長找教育局拿經費或者讓當地公司捐錢，來修好這個屋頂。
看完這封信，艾曉明很感動：“孩子這麽小，真的有公民的責任心，寫了這麽一封信，後來變成了遺書。”
這篇重發文章的末尾，艾曉明寫道：“這說明，我們是多麽需要更新我們的記憶，記住，我們才會不懈地承擔社會責任。”在去年512當天，她把紀錄片《我們的娃娃》上傳到百度雲盤上，那是市麵最常用但管控嚴格的網絡雲盤，被刪除是可以預料的結果，不過她說：“但我不管，我做了我自己能做的。”
2010年2月9日，譚作人案開庭審理，這時他已經被囚禁了318天。判決結果是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四個月後，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裁定。
2月10日，譚作人案審理結束的次日，艾曉明獨自走在四川大學裏，她準備去見艾南山——川大的地理學者，也是譚作人案的證人。她提著行李、攝像機、腳架，兩年多的拍攝裏，從未如此的孤單，一起調查、拍攝的同伴此時不是已被限製自由，就是被嚴密監控，現在隻剩一個人了，還拍什麽？
“我走不動了。”艾曉明知道，這個係列就到此結束了。
譚作人案審理的經過，拍成了紀錄片《國家的敵人》。這是艾曉明川震係列作品的第五部，也是最後一部，五部作品貫穿了震後兩年的變化，圍繞校難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家長的哀傷與追責、公民獨立調查、災後變遷、譚作人案。問到艾曉明，拍攝川震係列不是想推動問題解決？她說不排除有這種想法，但自己也不覺得一定能有用，因為困難來源自一個僵化體製。
“不意味著我們就不去記錄。”艾曉明又著重地補上一句。
艾曉明認為，記錄本身就很重要，更是我們應該承擔的責任。當然，她希望觀眾通過紀錄片知道這些事情：“知道發生了什麽，具體情況是什麽樣的，家長們是怎麽想的，孩子們是怎麽死的，我希望整個社會的公眾，來回應這些。”
七、“他們的情況不是外人能懂的”
今年清明節，有市民自發到北川地震遺址祭奠，紀念地震十周年。
陸世華沒有去拜祭女兒，他知道，如果自己在這些“特別”的時間點出現在北川遺址，會有“麻煩”。他明白到這一“生存之道”，包括5月12日這天，女兒的死忌，他都不會到墓地裏拜祭——2011年北川中學遇難學生的骨灰被政府統一安置到集體墓地裏，墓地就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紀念館的旁邊，而紀念館位置則是北川中學原址。
清明節裏，陸世華做了一件整整十年都不敢做的事：整理女兒陸芳的遺物。“掉了一下午的眼淚，還好女兒和老婆都不在。”說到這裏時，他眼眶也有了淚光。
一同整理出來的，還有“遇難學生家長承諾書”，“承諾書”是伴隨著三家基金會募集到的6萬元救助金下發的，承諾內容包括自覺維護社會穩定、投入到恢複生產和重建家園的工作中。陸世華沒有簽字，他覺得這太可笑了。
地震徹底改變了陸世華的人生軌跡，他再婚了，之後又有了一個小女兒。這樣的組合家庭，在地震傷亡最重的北川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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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陸世華在家中，背後牆上貼著一張世界地圖和小女兒的獎狀，拍攝：陳四格
陸世華的人生有過兩次“切割”。
1992年，他的妻子在誕下女兒後去世，此後近兩年他陷入消沉，有時候夜裏睡不著，得喝兩瓶酒，工作也很糟糕，1994年打工回家，口袋裏隻有30塊錢。之後幾年，他磕磕碰碰在全國各地跑工程，幹包工，女兒都由奶奶帶著。2005年，女兒上初中，考試全年級第一名，看到女兒的成績，陸世華下了一個決定，把對亡妻的思念做一個切割：“我決定我不再很想老婆了，把精力放在女兒身上。”
片口鄉是北川縣北部山區的小地方，上世紀80年代才通車，地震後才鋪了水泥質的盤山公路，現在由片口鄉開車到老北川縣城都還需要近兩小時，沿路都是注意飛石的警告牌。陸世華很在意孩子的成績，心裏也有一個下一代能“走出大山”的憧憬，考入北川中學後，父女倆商量著考大學的事情，最後共識是北京師範大學——師範專業的花費比較少。
所有的計劃都被突然的地震推翻了。
那一年陸世華39歲，他很在意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男人的責任”——消沉和悲傷都是“不該有的”，維權無望後，更現實的問題是怎樣活下去？他接受了來自成都高校團隊的心理治療，再後來，他決定要再做一次“切割”，把今後的生活和對女兒的思念做一次切割。
2010年，陸世華的小女兒誕生。“我的生命能夠得到延續，但是有很大很大的壓力。”陸世華的父母已高齡，女兒還小，自己的身體也開始老去。現在，陸世華一家與父母同住在一棟三層的房子裏，一樓出租給人做店麵，地震後周邊多了一些建設工程，陸世華就到附近工地打工，但近兩年基本都完工了，沒有活的時候，他就摘山上的野菜賣。
小女兒今年八歲了，在鄉裏上小學，家中牆上貼著她幼兒園時的獎狀。陸世華得意地說，她期末考試得了“雙百”（兩個100分），他專門拿出一個文件夾，保存女兒上小學以來的獎狀。小女孩知道自己有一個去世了的姐姐，自三、四歲開始，就跟著父親一起去拜祭姐姐，有時經過老縣城，她會主動提議去“看姐姐”。
關於過去地震的事，陸世華跟小女兒說得不多。複雜的家庭組織方式和地震的敏感問題，都不好跟這個八歲的孩子解釋，他隻希望盡可能地讓女兒健康快樂地長大。
不再高調地為去世的孩子“討公道”，是陸世華對現實的妥協。清明節時，他寫了一段話，開頭是這樣的：“我們無力為冤死的孩子們討還公道……隻有在祭奠時弱弱的問一聲:十年了，孩子們你們還好嗎？天堂可有不垮的教室？”
這段話，陸世華已經可以一字不差地背下來。他也曾經想過，呼籲在北川中學遇難學生集體墓地上建一塊紀念碑，後發現不可行。
“十年來在政府的‘鼓勵’、‘幫助’下，許多家庭都再生育了子女，其中不乏病孩，他們舉步為艱，生活困難……做為‘5.12’的直接受害者，再生育家庭，他們是社會問題？政府問題？總歸是家庭問題。他們緬懷冤死的孩子，同樣為生計而勞苦，夜靜常思：我們拿什麽讓再生育孩子成人？拿什麽讓他們成材？”那段話的下半部分，陸世華繼續寫道。
陸世華還是想做點事，隨著小女兒的長大，他開始關注再生家庭的狀況。在片口鄉，外出打工多年的陸世華比多數同鄉都能說會道，四月份他走訪統計了鄉裏五戶再生家庭的情況，並一一記錄下來：
劉慶(8歲)就讀片口義校二年級，住校，距學校約十五裏，步行往返。
爺爺:向興富(86歲)雙目失明。
爸爸:向明坤(49歲)，務農。
媽媽:劉兆玉(46歲)，務農。
二哥:向正俊(21歲)，外出打工。
大哥:向正華(高一、七班)北川中學遇難。
王興順(8歲)就讀片口義校，住校，距校約40裏地，摩托或步行往返。
奶奶:何誌芳(78歲)雙足殘級。
爸爸:王應龍(53歲)多病，務農。
媽媽:揚明秀(49歲)務農或打短工。
姐姐:王雪蓮(北川中學高一.十班)遇難。
……
陸世華曾經聯係過公益組織，想為再生家庭的孩子辦公益活動，但最後都沒有成，他說當地也沒多少公益組織關注。
他細細地數出片口鄉再生家庭麵臨的種種問題：父母子女的年齡差約為40歲、片口本是山區，走山路接送孩子的艱難、務農為生的家長身體衰老帶來的壓力。和陸世華告別時，他搖著頭，嘖了一聲，又重複了一遍再生家庭的問題，那天下午他已經說過不下五次，最後陸世華用這句話來結束：“他們的情況不是外人能懂的。”
八、凍結時代
失去自由的日子裏，譚作人反複在問自己一個問題：“我錯了嗎？”
“沒有，我相信錯的不是我。”這是他的答案，和他在上訴書中所寫的一致：“我無罪，我不服，我抗議，我上訴！”
在獄中，譚作人一直計劃著出獄後啟動一個更大規模，且得到官方機構認可或協助的調查。他認為自己的公民獨立調查受限於個人能力和物質條件等，不可能是一個很完整和權威的調查，隻是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出獄後，譚作人聯係過“最不怕事”的艾未未，找過艾曉明、範曉等過去有一同調查的學者，還想通過他們去聯絡體製內的專家學者。
“我說我們來做一次合作，不分體製內外，也可以說完全民間的，也可以是民辦官助的，甚至批判我這個都可以，做一個更規範的、更完整的512學生報告，一個正式的作品，送給國家有關部門。”譚作人說著自己當時的想法。
事實上，譚作人並不是一個異議者，他從來都是一個樂於與有關部門溝通的建議者，這個形象還得到過官方認可——四川省人大采納了他提議的《大熊貓保護管理條例》、主流媒體把他評為“成都市文明市民”。他建議石化廠該選更合適的地方，建議政府不要為小部分的“豆腐渣工程”背黑鍋。被捕之後，他還在反思自己發起調查的時間和方法是不是有欠妥的地方。
早年的環保工作經曆令譚作人明白，有些事情光靠民間力量是無法完成的，而民間可以做的，是迫使政府入局——用事實令政府無法回避問題。沒料到的是，原本計劃首先遞交給政府參考的512遇難學生調查，因他被捕而提前在網絡公開。
更沒有料到的還有2014年後的社會環境，竟然比五年前要更加緊縮。朋友勸說他：“別做這些事了，還沒受夠罪啊？”
艾曉明沒有積極回應譚作人的新計劃，她說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不在四川本地，不太容易找到參與的形式。二是公共參與的空間已經大大縮緊了，自己也變成社區維穩監控對象，行動有困難。當年在做512校難調查的時候，調查計劃可以在網絡上公開發表、傳播，年輕人可以表達意見，並且參與其中，但現在不行了。
“還有一個，熱點特別多，現在需要回應的事情也特別多。”艾曉明補充道。
事情特別多。就在譚作人出獄未足三個月的時候，他當年的辯護律師、赫赫有名的浦誌強被捕，同年年底譚作人案的另一位辯護律師夏霖在家中被帶走，這兩位常年代理維權案件的律師，各因不同案由而獲刑：浦誌強在被羈押一年多後，被判三緩三，律師執業資格也被吊銷；夏霖被判10年，至今仍在獄中。自2015年以來，有類似遭遇的維權律師不在少數。
律師們的遭遇被作家野渡評述為“凍結時代的開端”，即進入到一個嚴格管控、社會活力和空間都大大受限的時代。
艾曉明認同這個判斷，但她也認為，社會運動是有潛流在的：“好像這個河流，你看著表麵是凍結的，但是你不可能是凍到深層的，冰下麵是有活水在湧動的，或者有時候在冰比較薄的地方，它就會爆發出來，奔湧出來。”自2018年初以來，中國高校爆發出的反騷擾“MeToo”行動便是一個佐證，艾曉明把“MeToo在中國”看作是一種社會運動的形式，同時也是社會運動往前推進的證明。
“你看到了犧牲，但犧牲也不是沒有結果的。”在2015年3月，五名女權主義者因策劃在公交車派送反性騷擾卡片而被羈留三十多天，此事被稱作“女權五姐妹事件”。艾曉明看來，如果沒有“五姐妹”提出性騷擾的問題，以及由此激發出的討論，也就沒有現在的“Me Too”。
時至今日，譚作人依然在為512校舍問題追一個答案。2016年他遞交公民建議書，送給了多個政府部門，包括中紀委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結果都是石沉大海。今年，他又再次寄送公民建議書，結果似乎更壞了，有的快遞直接被拒簽，而他自己也把的期待值降得很低：“十周年，我還是想再努一把力吧。也許按照他們的慣例，一直拖，能拖一天是一天，拖一年是一年，我都不知道會不會有這個力量一直堅持下去……但我覺得還是應該做的，不管有用沒用。”
他補充說，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寫公民建議書。
不管是2008年底發起的512遇難學生調查，還是現在的公民建議書，譚作人都在強調法律的重要性，也多次回應過對中國司法信任度的問題，他覺得不是自己有多相信法律和正義，而是“這是尋求公正的唯一途徑”。他還提煉出一個行動原則：和平、理性、合法、有序。
“上中下形成活力，下麵家長們堅持，在司法軌道上解決問題，中層，社會的各種力量，特別是媒體、律師，去介入這個問題，最上麵，如果下麵和中間這兩個層麵都有了，最上麵不會完全無動於衷的。”在這十年，經曆過天災人禍、調查、入獄、監控後，譚作人關於行動改變社會的想象似乎並未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