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的餓死人數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來說，是一個非常忌諱和回避掩蓋的話題。雖然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一直采取封鎖消息的策略，並至今未能明確公布死亡人數，但其政治敏感度亦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消退；而且針對來自香港台灣和世界的各種質疑和譴責聲音，中共領導人在毛澤東死後亦轉變曾經一貫堅持的完全否認態度，進行了各種反思和回應：
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在1958年11月20日的武昌會議上說：“除特殊外，還是要睡一點覺。現在要減輕任務。”明年的生產指標要降下來，不能總是壓得人透不過氣來，否則，“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注：指廣西餓死550人的事情），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他指著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說：“安徽要搞那麽多（嗎）？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為原則[66]。”
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劉少奇1962年7月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67]！”
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農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68]。”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說：“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69][70]。”“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麽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71]。”
前國務院副總理、長期負責經濟工作的薄一波說：“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72]。”“我國人民所經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69][73]。”
曾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鄧力群回憶這段曆史說：(1960年初)“李先念同誌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婦女穿白鞋吊喪）。怎麽造成這樣一種情況的？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嚴重的浮誇，征了過頭糧。還有特別厲害的一條是，沒有飯吃了，村子裏能夠吃的、能夠找到的都吃光了，為了保住他那個浮誇，竟不讓逃荒，讓民兵把著。這裏沒有飯吃，到別的地方去逃荒，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這個辦法，解放以後遇到大災大荒之年也都是這個辦法，不讓逃荒，強迫命令，把本來可以活下來的人餓死了。”“講到曆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時候，他（毛澤東）情不自禁地罵了一句，並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這個由所謂的“左王”鄧力群口述、朱元石記錄整理發表於《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5期標題為：《七千人大會到“西樓會議”》的文章充分敘述了中央幹部（包括毛澤東劉少奇陳雲李先念周恩來等實權官僚）對三年大饑荒時期全國各地大規模餓死農民的曆史事實是洞若觀火了如指掌的[74]。
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2004年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麽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75]。”
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曾經表示，大饑荒四川“死了1000萬人”，並直接導致四川省經濟衰退，退出比較發達省份的序列，成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樣的中下等經濟省份[76][77]。這個數字與載《中國人口科學》上海交大曹樹基教授的研究結論940萬相吻合[78]。
當時安徽副省長張愷帆在回憶錄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是548萬，除去正常死亡數、逃亡及失蹤數等，安徽餓死約500萬人[79]。中共中監委農村處處長李堅調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間餓死人的總數，將生產隊、公社，再到每個縣的統計數字逐級彙總，安徽全省餓死人總數350萬，正式上報為300萬。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在文革後表示：核實結果，安徽餓死350萬沒錯[80]。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萬人。根據丁人卜的《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錄》，無為縣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縣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餓死了320,422人，百分比為32.5[81]。
根據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中，援引山東省一位領導1960年的大會講話內容“山東省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82]。”
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在一次發言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這一年半時間內，全省非正常死亡65萬人，外流 109萬人，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匯報的還有十多起[83]。
原四川瀘州中共地委書記鄧自力說：“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長寧（縣）是個爛攤子，20多萬人口就餓死了7萬多。腫病流行，省委調撥了些糧來，社員又無錢買[84]。
其它在各種公開場合承認大規模餓死農民的中共高級幹部還包括：胡耀邦[85]、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86]、出獄後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其聲稱全國當時大致餓死500萬人左右）[來源請求]、李銳等[87]。
《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記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從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萬人[88] ；1960年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1000多萬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數應在1000萬以上。這還僅僅是1960年一年的數字[89]。
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認大量人餓死，如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鑒》、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國》和《曲折發展的歲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災害長篇紀實》等等；
中共官方主辦的各種報紙雜誌和網站亦有大量的文章承認了大規模餓死農民的曆史事實。例如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主辦的《炎黃春秋》雜誌2008年10月以《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為題報道了甘肅通渭“人吃人”的慘狀[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