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10年來由知識人主導的道德事件可謂層出不窮，抄襲剽竊，學術造假，粗製濫造，謊報成果，盤剝學生，不倫之戀，貪汙受賄，應有盡有，學術風氣之敗壞、學術道德之墮落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充分體現出知識人前所未有的“精英之恥”。從我的觀察角度來看，我更關注的是和政治相關的道德事件，因為它們涉及到公共道德領域，比個人私德會產生更大的影響。限於篇幅，我以三個道德事件為典型案例。
事件一：新左學者集體奔向重慶事件。2012年，我寫過一篇論文《奔向重慶的學者們》，對於新左學者和一些著名大學、研究機構蜂擁奔向重慶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其中提到了這些人物：崔之元、李希光、王紹光、溫鐵軍、張維為、黃宗智、張旭東、戚本禹、朱永嘉、張宏良、蕭功秦、張木生、楊帆等，他們或者是新左學者，或者是毛左分子，或者是文革餘孽，或者是“邊緣學者”，身份雖有差別，但都對當時的“重慶模式”及其領導人給予了高度評價。我為此評論道：“左派的思想資源在重慶匯聚，得到製度整合，形成極大的聲勢，這在近三十年來的中國地方發展和思想界，均是極其罕見的現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學術的新左，首次在重慶的旗幟下匯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擋之勢”。與此同時，各類“官學”或具有官員和學者雙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也紛紛前往重慶，其中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副院長，北京大學校長和書記，人民大學校長和書記，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和書記，都先後奔向重慶“朝聖”，和重慶簽下市校合作協議。更有數十所大學聘任了重慶市當時如日中天的公安局長為兼職教授，最為荒誕的是，四川美術學院也聘請這位公安局長擔任該校兼職教授——看起來真像是一個政治行為藝術。之所以有這麽多的學者和大學競相奔向重慶，動機肯定是“司馬昭之心”，都是衝著重慶當時的領導人去的，是去遞投名狀的。後來的結局就不用再說了，這個事件最典型地反映出知識人和政治權力之間極其扭曲的關係，學者基本的職業倫理和個人操守在現實政治中喪失殆盡。
事件二：百名作家集體抄寫“講話”事件。作家出版社為紀念毛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70周年，曾經搞了一個“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講話珍藏紀念冊”，每位參與者抄寫“講話”中的一段話，然後結集出版，出版社向每位參與者支付稿酬人民幣一千元。此項活動在社會上公開後，引發熱議，我寫了評論文章《價值一千元的靈魂》。我首先關注的是抄寫者的名單，名單中既包括一些老的革命文藝工作者，比如賀敬之、鐵凝、高占祥、瑪拉沁夫、周巍峙、劉大為、王昆、田華等，也包括王蒙、莫言、二月河、陳忠實、賈平凹、葉兆言、韓少功、麥家、張潔、周國平、池莉、蘇童、葉延濱等，正是後麵這批人也參與到抄寫“講話”的隊伍中，讓社會公眾大跌眼鏡，因為這些人所創作的作品，按照社會主義文藝的標準，明顯地脫離了工農兵的火熱生活，離開了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宗旨，不是迷戀於色情描寫追求低級趣味（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廢都》），就是沉陷於西方資產階級現代主義的泥坑（蘇童、韓少功、莫言、葉兆言等），或者迷失在抽象人道主義的歧路上（張潔等），至於像二月河、海岩、麥家這樣的作家，占盡了市場的風光，寫出來的暢銷書和“講話”有什麽關係？大概正是因為社會熱議鼎沸，葉兆言很後悔，感覺到丟人了，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寫道：“黃泥巴掉在褲襠裏，不是屎也是屎”，“吃蒼蠅的感覺很不好，對於‘講話’，自小沒什麽好感。我為自己的不當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當回事。在抄寫時，寫到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為人民大眾，既覺得好笑，又覺得慶幸，今天似乎已沒有這些詞匯了。我以為它已經不能再傷害我們，但是事實顯然不是，這個紙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另一個吃後悔藥的是周國平，他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成了他自責的理由，他認為，紀念講話就是紀念自己的心路曆程，在中國當時的政治語境中，知識分子是有原罪的。我在評論中對這些作家的質疑是：“在講話的指引下，中國的文學曾經是一個什麽樣的狀態？對人民的心靈世界究竟起到了什麽樣的影響？對於中國向世界呈現出何種文化精神麵貌？作家們心裏最清楚，如果始終按照講話的精神來寫作，請問王蒙、莫言、蘇童、葉兆言、周國平，你們會有何種創作感受？作家是最珍惜心靈自由的人，你們真的願意把講話套在你們的心靈上嗎？”
事件三：北京大學教授範增等人寫九首賀詩事件。2014年10月21日，北京大學中國畫法研究院舉行學習領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研討會，會上，教授們高度評價講話是“振聾發聵”、“全麵闡述”、“精辟論述”、“高屋建瓴”、“要言不繁”、“氣宇軒昂”，新時代的文藝家，既要有上迫雲天的鴻鵠之誌，更要有腳踏實地的創造精神，愛人民要愛得深切、真摯。表現人民的生活，是文藝創作的首要任務，要使中國當代文藝從“高原”走向“高峰”，北京大學作為一個文化的重鎮，要責無旁貸地肩負起自己的使命。他們最後還意猶未盡，“限韻作詩為賀”。現摘錄部分詩作為證： 範增詩雲： 皇圖八萬沐初陽，聳嶽奔川隱佛香， 早覺神州辭厄運，欣迎大塊著文章。 龍吟昊宇當非昨，風擇高枝勝往常， 妙筆丹青輪斫手，輝鞭電掣向康莊。 萬俊人（清華大學倫理學教授）詩雲： 金秋帝廟正高陽，領袖群賢話藝常。 十翼終能淩昊宇，百花競放蘊幽香。 國中維命開新道，貞下起元換舊章。 一代天驕承大夢，千秋偉業向康莊。 周建忠詩雲： 十月天高正豔陽，桂花流溢滿城香。中興可待承明主，藝苑還應別舊章。 詩禮傳家宗國學，宅心為國豈尋常。 躬逢盛會臨滄海，願列門牆自肅莊。 朱彥民詩雲： 博雅未名傲秋陽，葉黃木紫丹桂香。 躬逢赤縣遵皇則，欣感藝壇譜錦章。七二賢能喻正道，三千文史闡綱常。 漢唐盛世期重見，大美通衢是彠莊。
讀了這些詩，讀者會做何感想？我相信大凡有點羞恥心的人多半會有不適的生理感覺，從突破文人底線而言，這些詩人肯定是超過郭沫若了。史上頌聖詩的確多了去了，曆代曆朝總是有些無恥文人願意挑戰人的生理和心理可以忍受的極限，和他們相比，當下這些詩人可能會創下一個紀錄。從範教授的經曆來看，他的節操變幻令人眼花繚亂，30幾年前他大義凜然地寫下“去國書”，像個慷慨就義之士，誰知不過幾年，他終於熬不住國外的清苦日子，幡然悔悟寫下“歸國書”，像個迷途重返的羔羊。一個人生的投機客，以為能背誦屈原的離騷就可以粉飾其小人本色，那無異於是近幾十年來最大的道德事故。那個清華大學的倫理學教授，居然拜這樣的人為“恩師”，不知他的倫理學是來自於哪個山門？如果他說是來自於馬克思，我可以負責任地說，那是對馬克思的最大羞辱。
上述三個道德事件，由不同的知識群體所主導，訴諸不同的表達方式——從政治到文學到詩歌，體現出來的是共同的“精英之恥”。從奔向重慶的這批學者們來看，他們在政治上選擇特定的政治人物並期待通過這類人物來實現特定的政治理想，這是無可厚非的理性算計和選擇，但是，他們應該知道，這也是一種道德選擇。道德選擇就意味著，既然他們將一個政治領袖視為自己的精神領袖，那就必須為自己的領袖承擔一種道義責任，有與領袖同甘共苦共進退的勇氣和擔當。但實際情況卻大相徑庭，在“西南一柱”（司馬南語）倒塌時，沒有一個新左學者出來為他們昔日心目中的政治領袖和精神領袖聲張權利，相反，是棄之如敝履，在後來的時段裏，他們從未為這位淪為階下囚的人打抱不平。看看自由主義學者對胡趙始終如一的態度，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持續關注、理解、同情和發揚胡趙的政治品格與道德人格，就可以看出新左學者們的道德境界是多麽的不堪，他們奔向重慶，不過就是政治投機行為。
從百名文學藝術家抄寫“講話”這一事件來看，那些從延安來的老一輩革命文藝工作者和那些長期受惠於黨的體製的作家們，出來幹這個活，民間輿論不會有絲毫奇怪，因為他們的政治傾向和他們的價值觀是一致的。但是，那些先鋒作家和通俗作家們出來為“講話”背書，一定是人格分裂，因為他們內心很清楚，就像葉兆言所抱怨的那樣，明知這是一個蒼蠅還是把它吃進去了。並不是所有的作家都願意吃這個蒼蠅，上海作協主席、著名作家王安憶就拒絕參加這項活動。作出這個決定，其實並不需要多高的道德境界和良知，隻要對曆史經驗稍微有點認知的作家，是不難對文學藝術和政治的關係作出準確判斷。至於那幾個吟詩唱和的詩人，已經不值得評論了，他們完全忘記了“行己有恥”的概念，自覺淪為宮廷拍馬詩人，極盡諂媚之詞，盡顯阿諛之態，達到了顧炎武所說的“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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