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麵富可敵國，一麵窮得離譜/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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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編社 5天前
作者 | 良叔；來源 | 良大師；源自 |水流高山
中國有6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有9億多人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
前些天，當李克強總理提出這個話題的時候，很多人表示瞠目。
6億人？1000元？
也就是說，全國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他們每天的收入還不夠買兩斤豬肉。
這怎麽可能？！
因為我知道還有很多人的收入不足1500元。
注意，1500元是年收入，不是月收入。
而這些人在哪呢？
就在中國經濟的最強省——廣東。
1
廣東的兩副麵孔
有人說，廣東富得流油。
這話我沒法反駁。
畢竟自1989年起，廣東已連續30年穩坐各省GDP總量第一的寶座。
“萬年老二”的江蘇，一直喊著要超過廣東，但結果呢？
去年廣東依然第一，江蘇還是老二。
2019年，廣東的經濟總量超10萬億人民幣，與韓國、俄羅斯等國的經濟總量相當。
說廣東“富可敵國”，真不是吹的。
但作為一個在廣東待了20年的人，我卻高興不起來。
因為我很清楚，廣東富的是珠三角，富的是深廣佛莞惠珠，富的是馬化騰許家印楊惠妍；
而不是粵西粵東粵北，不是地裏的農民、不是流水線上的工人、也不是寫字樓裏的基層白領。
所以我常常說，廣東有兩副麵孔：
一麵富可敵國，一麵窮得離譜。
早在1988年，據說在一場全國的貧困地區經驗交流會上，廣東省的代表曾遭到其他省份的靈魂拷問：
“廣東的同誌也來了，你們廣東這麽富，還來參加窮人的會議？”
22年後，我又聽到了一句“語驚四座”的話：
“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
這是廣東之恥，是先富地區之恥。”
誰敢說這話？
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
而且這是2010年他在廣東河源調研時，當著記者的麵說的。
這句話還引發了一波討論。
因為大家都知道廣東的富，卻很難相信它的窮。
但對於這句話，我也沒有多意外。
幾年前為了見一位故友，我從深圳開車到湛江，不到10小時的車程，沿路的風光卻堪稱當代中國經濟地域差異的縮影。
從深圳出發，途經廣州、佛山、中山、肇慶；再往西，便是雲浮、陽江、茂名……
從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大都市，到廠房和煙囪遍布的工業地帶，再到一望無際的田野和蕭條的村莊。
這就是這一路變化的風景。
唐朝詩人孟郊說：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我想說的卻是：
秋風蕭瑟馬蹄疾，一路粵盡富與貧。
▲廣東韶關
確實是這樣，廣東的確是全國貧富差距最大的一個省。
舉個例子：
2019年，廣東最富的是深圳，最窮的是雲浮，前者的GDP是後者的多少倍呢？
29倍。
而“萬年老二”的江蘇，它最富的是蘇州，最窮的是宿遷，而前者的GDP隻是後者的6.2倍。
同樣，在排名第三的山東省，最富的青島和最窮的棗莊之間，GDP的差距也隻有6.9倍。
廣東各區域間的貧富分化，遠甚於其他省。
再具體到每個人，廣東的貧富差距更超乎想象。
比如說，每年的全國胡潤百富榜，廣東人都要占去近半壁江山，上榜數穩列全國各省第一名。
在2019年的富豪榜中，僅前10名廣東就占了整整6名。
但與此同時，截止到2018年，廣東還有3個國家級貧困縣，13個省級特困縣，12個山區貧困縣。
在廣東這片被譽為“遍地黃金”的土地上，還有很多人依舊吃不飽，穿不暖，家徒四壁，甚至無處容身。
2
地上有金子，他們卻看不見
2010年，央視的《新聞調查》欄目組，曾深入到粵北地區進行采訪。
隨後，他們推出一期名為《“窮廣東”調查》的節目，其口號是：
“顛覆一個熟悉的富廣東，重建一個沒有貧窮的新廣東。”
廣東到底有多“貧窮”呢？
在節目中，一位村民告訴主持人：
三餐都比較困難，但如果是喝粥就不會餓。
另一位村民則告訴記者，如果出去打工，她家的年收入是幾千塊。
孩子小的時候沒有出去，結果那時連洗衣粉也買不起，孩子發燒了還得向別人借錢。
還有一戶村民，他家裏的房子不到10平方，煮飯、吃飯、住，都在裏麵。
四壁熏得烏黑，沒有像樣的家具，鋪蓋、臥具又黑又硬。
看著這番情景，當時韶關市社會保障局的劉海翔眼淚都快出來了，他感慨道：
“沒想到城市差距會那麽大，改革開放都30年了。”
▲廣東韶關
當年，《南方日報》也做了一係列關於《“窮廣東”調查》的報道。他們派出7位記者，分赴7個貧困村駐村采訪，涵蓋了粵東、西、北，甚至還有一個村子就在珠三角。
比如說，在粵西的雷州，東塘村的村幹部就自嘲道：
“這裏是雷州的撒哈拉。”
由於土地貧瘠，沙化嚴重，雨季有積水，旱季有時又長時間滴雨未下，這裏的糧食畝產量最多隻有500斤。
而在其它地區，畝產千斤早已不稀奇。
當時東塘村有3957人，處於貧困線以下的有2021人，貧困率超過51%。按世界銀行的統計，這裏的生活水平還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
村裏唯一的一所小學依然沒有廁所，學生想上廁所隻能到學校附近的樹林解決。時間一久，樹林裏臭烘烘。
“不能入，一不小心就踩著”，校長鄭景豪說，現在隻要有東西遮著，學生就會就地解決。
由於條件艱苦，師資力量匱乏，很多教師是小學畢業後就留校任教。
他們連普通話都說不好，於是“雷州普通話”便代代相傳。
▲ 圖片來源：《南方日報》
等上了中學，每學期200元的寄宿費和每星期20元的夥食費，又成了村民們沉重的負擔。
村支書王南介紹，整個東塘村目前約有130人就讀初中，但其中超過100人，上不完三年初中就會中途退學。
校長鄭景豪說，他們的教學質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的“鴻溝”。
但他更憂慮的是，“鴻溝”兩端的孩子，遲早會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
果不其然，一批批從東塘走出去的年輕人，在外艱難闖蕩一兩年後，又铩羽而歸。
他們接過父輩的鋤頭，結婚生子，終其貧窮而平凡的一生。
貧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改變命運，實在是太難了。
3
“民工荒”
當張五常說“深圳將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當粵港澳大灣區高喊著要建成世界級城市群。
粵西粵東粵北的貧窮，似乎顯得“不合時宜”。有人說，珠三角明明出現了“民工荒”，為什麽還有人窩在村裏挨餓？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大約是從2004年，我們開始頻繁地從媒體上看到3個字——“民工荒”。
緊接著，很多學者也說“劉易斯拐點”要來了。
所謂“劉易斯拐點”，是指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富餘勞動力在向非農業轉移時，勞動力由過剩走向短缺的轉折點。
“劉易斯拐點”意味著城鄉一體化的形成，城鄉收入也將趨於平衡。
但中國的“劉易斯拐點”真的來了嗎？
不妨做個對比。
2009年，我國的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為2.9億，占總數的38.1%。
而2010年，美國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比重僅為0.7%，加拿大為2.0%，日本為4%。
中國農村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還遠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家。而在這2.9億人當中，還有一億多是農村的富餘勞動力。所以，“劉易斯拐點”並沒有來，這是個假“拐點”。
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事實，也佐證了這一點。
於是， “民工荒”和“貧困的農民”同時出現，似乎成了巨大的悖論。但再一琢磨，卻發現並不矛盾。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工廠都缺工人。
據2011年的一項數據統計，那些雇工難的企業所提供的工資更低，而且工作時間更長，福利條件也更差。
如果企業平均月工資達到1800元以上，福利待遇較好，基本不會缺工。
月收入1800元是什麽概念呢？
當年，在深圳，即使租住較為便宜的農民房，比如說在拆遷之前的白石洲，一間房的租金大概也要600～800元/月，再加上吃穿用度，每月支出少說也要一千多。
而當時農民工的平均月薪，卻隻有1521.14元。
▲深圳非熟練農民工平均工資 資料來源：深圳市統計局
一個人背井離鄉，假如他的工資隻能滿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無法保證基本生活，他還願意外出務工嗎？
顯然不願意。
於是就出現了“民工荒”。
所以，我們所麵臨的真正問題，不是缺少勞動力，而是企業缺錢（當然，也有農民工缺乏技能等其他問題）。
《南方周末》的記者曾在廣東采訪了一個鞋廠，該廠老板說：
製鞋業的平均利潤隻有微薄的五六個點上下，如果工資上漲30%，利潤就要再下降一個點。
再加上改善員工福利等投入，“投資鞋廠恐怕還不如把錢存在銀行裏，起碼省了辛苦”。
早在2008年，經濟學家張五常就在東莞觀察到了一個現象：一些企業主正打算把工廠遷到東南亞。
之後，這種現象很快像瘟疫一樣在中國的沿海地區蔓延開來。
企業之所以選擇搬遷到東南亞，是因為那裏的勞動力更為廉價。換言之，他們嫌我們的農民工還不夠廉價。
農民工和企業主，到底孰對孰錯？
無法斷言。我隻能說：各有各的苦。
▲專門記錄打工族的影片《我的詩篇》
4
“先富”如何帶動“後富”？
疫情期間，有位揭陽的讀者向我訴苦。
他說以前常常私底下罵老板，罵工廠，罵“萬惡的資本家”。
因為流水線上的工作實在是辛苦而乏味，沒有前途，工資還低得離譜。而今年因為疫情，工廠遲遲沒有複工的消息。
他開始懷念起流水線上的日子，因為至少那時不用擔心會餓肚子。
我問了他近期的打算，卻沒敢問他將來的夢想。因為“夢想”對他而言，也許太過虛無和沉重。
他讓我想起了另一個年輕人——“打工詩人”許立誌。
2014年，他在富士康墜樓身亡。
這位敏感而有才華的年輕人，也來自於粵東地區的揭陽。
那裏貧窮落後，為了生存，為了夢想，大量的人來到珠三角打拚。
在那首《我就那樣站著入睡》中，許立誌這樣寫道：
眼前的紙張微微發黃
我用鋼筆在上麵鑿下深淺不一的黑
裏麵盛滿打工的詞匯
車間，流水線，機台，上崗證，加班，薪水……
我被它們治得服服貼貼
我不會呐喊，不會反抗
不會控訴，不會埋怨
隻默默地承受著疲憊
駐足時光之初
我隻盼望每月十號那張灰色的薪資單
賜我以遲到的安慰
為此我必須磨去棱角，磨去語言
拒絕曠工，拒絕病假，拒絕事假
拒絕遲到，拒絕早退
流水線旁我站立如鐵，雙手如飛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樣，站著入睡
其實早在2010年，富士康就因為“11連跳”事件而站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在工人的嘴裏，這裏冷漠、壓抑，工人們的生活枯燥而乏味，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影片《我的詩篇》
人們嘴裏雖然抱怨，卻仍前赴後繼地湧入這個“沒有感情的製造工廠”。因為這裏的工資，比別處更高。
這就是現實。
前些年有句廣為流傳的話：北上廣容不下肉身，老家放不下靈魂。這顯然是出自都市白領之口，因為他們回到家鄉隻能當老師，當公務員，然後朝九晚五混吃等死。
但換做是農民工，他們大概會說：北上廣容不下的肉身，老家同樣容不下。
因為回到家鄉的他們，所麵對的隻有一塊荒蕪的土地。
他們連當老師當公務員的資格都沒有。
現實告訴他們，餓著肚子的人，還不配談論“靈魂”。
▲影片《我的詩篇》
還有一點頗值得玩味：
在廣東，“村民”這個詞被賦予了兩種含義，分別代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
一種“村民”住在韶關的梅花村、清遠的大成村、雷州的東塘村……他們麵朝黃土背朝天，卻過得捉襟見肘。
另一種“村民”住在廣州的獵德村、深圳的崗廈村……
他們可能趿著拖鞋，穿著汗衫，腰間別著一串鑰匙，每月定期收著房租，即使不工作也能輕輕鬆鬆月入幾萬，甚至幾十萬。
他們是廣東的“隱形富豪”。
當後者享受著時代的紅利，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中一騎絕塵，而前者卻仿佛被時代遺忘，他們成了大時代下“掉了隊”的人。而在馬太效應的作用下，強者恒強，弱者更弱。
當廣州獵德村的“房二代”，和雷州東塘村的“農二代”相遇，這種“鴻溝”會更加明顯。
2010年，當央視《新聞調查》欄目組深入到粵北地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的丁力教授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
小平同誌，中國的改革他是這樣設計的，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然後先富幫後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前麵半句話，我們政府是很有經驗了，怎麽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但是小平同誌後麵那句更長的話，我覺得我們長期以來實際上是不同程度地有所忽視了。
實際上，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遠不隻是一句“忽視”那麽簡單。
作為一名小小的作家，我並不能給出什麽解決方案，隻能借此文章，展示一些實像。
你可能會說我不夠正能量，我卻想說，既然有那麽多人弘揚正能量，也不差我一個吧？
因為，世界很少把聚光燈打給那些掉隊的人，但是，這不代表他們就不存在。就像賈樟柯所說：
“當一個社會急匆匆往前趕路的時候，不能因為要往前走，就忽視了那個被你撞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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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編社 5天前
作者 | 良叔；來源 | 良大師；源自 |水流高山
中國有6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有9億多人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
前些天，當李克強總理提出這個話題的時候，很多人表示瞠目。
6億人？1000元？
也就是說，全國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他們每天的收入還不夠買兩斤豬肉。
這怎麽可能？！
因為我知道還有很多人的收入不足1500元。
注意，1500元是年收入，不是月收入。
而這些人在哪呢？
就在中國經濟的最強省——廣東。
1
廣東的兩副麵孔
有人說，廣東富得流油。
這話我沒法反駁。
畢竟自1989年起，廣東已連續30年穩坐各省GDP總量第一的寶座。
“萬年老二”的江蘇，一直喊著要超過廣東，但結果呢？
去年廣東依然第一，江蘇還是老二。
2019年，廣東的經濟總量超10萬億人民幣，與韓國、俄羅斯等國的經濟總量相當。
說廣東“富可敵國”，真不是吹的。
但作為一個在廣東待了20年的人，我卻高興不起來。
因為我很清楚，廣東富的是珠三角，富的是深廣佛莞惠珠，富的是馬化騰許家印楊惠妍；
而不是粵西粵東粵北，不是地裏的農民、不是流水線上的工人、也不是寫字樓裏的基層白領。
所以我常常說，廣東有兩副麵孔：
一麵富可敵國，一麵窮得離譜。
早在1988年，據說在一場全國的貧困地區經驗交流會上，廣東省的代表曾遭到其他省份的靈魂拷問：
“廣東的同誌也來了，你們廣東這麽富，還來參加窮人的會議？”
22年後，我又聽到了一句“語驚四座”的話：
“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
這是廣東之恥，是先富地區之恥。”
誰敢說這話？
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
而且這是2010年他在廣東河源調研時，當著記者的麵說的。
這句話還引發了一波討論。
因為大家都知道廣東的富，卻很難相信它的窮。
但對於這句話，我也沒有多意外。
幾年前為了見一位故友，我從深圳開車到湛江，不到10小時的車程，沿路的風光卻堪稱當代中國經濟地域差異的縮影。
從深圳出發，途經廣州、佛山、中山、肇慶；再往西，便是雲浮、陽江、茂名……
從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大都市，到廠房和煙囪遍布的工業地帶，再到一望無際的田野和蕭條的村莊。
這就是這一路變化的風景。
唐朝詩人孟郊說：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我想說的卻是：
秋風蕭瑟馬蹄疾，一路粵盡富與貧。
▲廣東韶關
確實是這樣，廣東的確是全國貧富差距最大的一個省。
舉個例子：
2019年，廣東最富的是深圳，最窮的是雲浮，前者的GDP是後者的多少倍呢？
29倍。
而“萬年老二”的江蘇，它最富的是蘇州，最窮的是宿遷，而前者的GDP隻是後者的6.2倍。
同樣，在排名第三的山東省，最富的青島和最窮的棗莊之間，GDP的差距也隻有6.9倍。
廣東各區域間的貧富分化，遠甚於其他省。
再具體到每個人，廣東的貧富差距更超乎想象。
比如說，每年的全國胡潤百富榜，廣東人都要占去近半壁江山，上榜數穩列全國各省第一名。
在2019年的富豪榜中，僅前10名廣東就占了整整6名。
但與此同時，截止到2018年，廣東還有3個國家級貧困縣，13個省級特困縣，12個山區貧困縣。
在廣東這片被譽為“遍地黃金”的土地上，還有很多人依舊吃不飽，穿不暖，家徒四壁，甚至無處容身。
2
地上有金子，他們卻看不見
2010年，央視的《新聞調查》欄目組，曾深入到粵北地區進行采訪。
隨後，他們推出一期名為《“窮廣東”調查》的節目，其口號是：
“顛覆一個熟悉的富廣東，重建一個沒有貧窮的新廣東。”
廣東到底有多“貧窮”呢？
在節目中，一位村民告訴主持人：
三餐都比較困難，但如果是喝粥就不會餓。
另一位村民則告訴記者，如果出去打工，她家的年收入是幾千塊。
孩子小的時候沒有出去，結果那時連洗衣粉也買不起，孩子發燒了還得向別人借錢。
還有一戶村民，他家裏的房子不到10平方，煮飯、吃飯、住，都在裏麵。
四壁熏得烏黑，沒有像樣的家具，鋪蓋、臥具又黑又硬。
看著這番情景，當時韶關市社會保障局的劉海翔眼淚都快出來了，他感慨道：
“沒想到城市差距會那麽大，改革開放都30年了。”
▲廣東韶關
當年，《南方日報》也做了一係列關於《“窮廣東”調查》的報道。他們派出7位記者，分赴7個貧困村駐村采訪，涵蓋了粵東、西、北，甚至還有一個村子就在珠三角。
比如說，在粵西的雷州，東塘村的村幹部就自嘲道：
“這裏是雷州的撒哈拉。”
由於土地貧瘠，沙化嚴重，雨季有積水，旱季有時又長時間滴雨未下，這裏的糧食畝產量最多隻有500斤。
而在其它地區，畝產千斤早已不稀奇。
當時東塘村有3957人，處於貧困線以下的有2021人，貧困率超過51%。按世界銀行的統計，這裏的生活水平還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
村裏唯一的一所小學依然沒有廁所，學生想上廁所隻能到學校附近的樹林解決。時間一久，樹林裏臭烘烘。
“不能入，一不小心就踩著”，校長鄭景豪說，現在隻要有東西遮著，學生就會就地解決。
由於條件艱苦，師資力量匱乏，很多教師是小學畢業後就留校任教。
他們連普通話都說不好，於是“雷州普通話”便代代相傳。
▲ 圖片來源：《南方日報》
等上了中學，每學期200元的寄宿費和每星期20元的夥食費，又成了村民們沉重的負擔。
村支書王南介紹，整個東塘村目前約有130人就讀初中，但其中超過100人，上不完三年初中就會中途退學。
校長鄭景豪說，他們的教學質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的“鴻溝”。
但他更憂慮的是，“鴻溝”兩端的孩子，遲早會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
果不其然，一批批從東塘走出去的年輕人，在外艱難闖蕩一兩年後，又铩羽而歸。
他們接過父輩的鋤頭，結婚生子，終其貧窮而平凡的一生。
貧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改變命運，實在是太難了。
3
“民工荒”
當張五常說“深圳將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當粵港澳大灣區高喊著要建成世界級城市群。
粵西粵東粵北的貧窮，似乎顯得“不合時宜”。有人說，珠三角明明出現了“民工荒”，為什麽還有人窩在村裏挨餓？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大約是從2004年，我們開始頻繁地從媒體上看到3個字——“民工荒”。
緊接著，很多學者也說“劉易斯拐點”要來了。
所謂“劉易斯拐點”，是指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富餘勞動力在向非農業轉移時，勞動力由過剩走向短缺的轉折點。
“劉易斯拐點”意味著城鄉一體化的形成，城鄉收入也將趨於平衡。
但中國的“劉易斯拐點”真的來了嗎？
不妨做個對比。
2009年，我國的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為2.9億，占總數的38.1%。
而2010年，美國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比重僅為0.7%，加拿大為2.0%，日本為4%。
中國農村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還遠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家。而在這2.9億人當中，還有一億多是農村的富餘勞動力。所以，“劉易斯拐點”並沒有來，這是個假“拐點”。
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事實，也佐證了這一點。
於是， “民工荒”和“貧困的農民”同時出現，似乎成了巨大的悖論。但再一琢磨，卻發現並不矛盾。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工廠都缺工人。
據2011年的一項數據統計，那些雇工難的企業所提供的工資更低，而且工作時間更長，福利條件也更差。
如果企業平均月工資達到1800元以上，福利待遇較好，基本不會缺工。
月收入1800元是什麽概念呢？
當年，在深圳，即使租住較為便宜的農民房，比如說在拆遷之前的白石洲，一間房的租金大概也要600～800元/月，再加上吃穿用度，每月支出少說也要一千多。
而當時農民工的平均月薪，卻隻有1521.14元。
▲深圳非熟練農民工平均工資 資料來源：深圳市統計局
一個人背井離鄉，假如他的工資隻能滿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無法保證基本生活，他還願意外出務工嗎？
顯然不願意。
於是就出現了“民工荒”。
所以，我們所麵臨的真正問題，不是缺少勞動力，而是企業缺錢（當然，也有農民工缺乏技能等其他問題）。
《南方周末》的記者曾在廣東采訪了一個鞋廠，該廠老板說：
製鞋業的平均利潤隻有微薄的五六個點上下，如果工資上漲30%，利潤就要再下降一個點。
再加上改善員工福利等投入，“投資鞋廠恐怕還不如把錢存在銀行裏，起碼省了辛苦”。
早在2008年，經濟學家張五常就在東莞觀察到了一個現象：一些企業主正打算把工廠遷到東南亞。
之後，這種現象很快像瘟疫一樣在中國的沿海地區蔓延開來。
企業之所以選擇搬遷到東南亞，是因為那裏的勞動力更為廉價。換言之，他們嫌我們的農民工還不夠廉價。
農民工和企業主，到底孰對孰錯？
無法斷言。我隻能說：各有各的苦。
▲專門記錄打工族的影片《我的詩篇》
4
“先富”如何帶動“後富”？
疫情期間，有位揭陽的讀者向我訴苦。
他說以前常常私底下罵老板，罵工廠，罵“萬惡的資本家”。
因為流水線上的工作實在是辛苦而乏味，沒有前途，工資還低得離譜。而今年因為疫情，工廠遲遲沒有複工的消息。
他開始懷念起流水線上的日子，因為至少那時不用擔心會餓肚子。
我問了他近期的打算，卻沒敢問他將來的夢想。因為“夢想”對他而言，也許太過虛無和沉重。
他讓我想起了另一個年輕人——“打工詩人”許立誌。
2014年，他在富士康墜樓身亡。
這位敏感而有才華的年輕人，也來自於粵東地區的揭陽。
那裏貧窮落後，為了生存，為了夢想，大量的人來到珠三角打拚。
在那首《我就那樣站著入睡》中，許立誌這樣寫道：
眼前的紙張微微發黃
我用鋼筆在上麵鑿下深淺不一的黑
裏麵盛滿打工的詞匯
車間，流水線，機台，上崗證，加班，薪水……
我被它們治得服服貼貼
我不會呐喊，不會反抗
不會控訴，不會埋怨
隻默默地承受著疲憊
駐足時光之初
我隻盼望每月十號那張灰色的薪資單
賜我以遲到的安慰
為此我必須磨去棱角，磨去語言
拒絕曠工，拒絕病假，拒絕事假
拒絕遲到，拒絕早退
流水線旁我站立如鐵，雙手如飛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樣，站著入睡
其實早在2010年，富士康就因為“11連跳”事件而站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在工人的嘴裏，這裏冷漠、壓抑，工人們的生活枯燥而乏味，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影片《我的詩篇》
人們嘴裏雖然抱怨，卻仍前赴後繼地湧入這個“沒有感情的製造工廠”。因為這裏的工資，比別處更高。
這就是現實。
前些年有句廣為流傳的話：北上廣容不下肉身，老家放不下靈魂。這顯然是出自都市白領之口，因為他們回到家鄉隻能當老師，當公務員，然後朝九晚五混吃等死。
但換做是農民工，他們大概會說：北上廣容不下的肉身，老家同樣容不下。
因為回到家鄉的他們，所麵對的隻有一塊荒蕪的土地。
他們連當老師當公務員的資格都沒有。
現實告訴他們，餓著肚子的人，還不配談論“靈魂”。
▲影片《我的詩篇》
還有一點頗值得玩味：
在廣東，“村民”這個詞被賦予了兩種含義，分別代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
一種“村民”住在韶關的梅花村、清遠的大成村、雷州的東塘村……他們麵朝黃土背朝天，卻過得捉襟見肘。
另一種“村民”住在廣州的獵德村、深圳的崗廈村……
他們可能趿著拖鞋，穿著汗衫，腰間別著一串鑰匙，每月定期收著房租，即使不工作也能輕輕鬆鬆月入幾萬，甚至幾十萬。
他們是廣東的“隱形富豪”。
當後者享受著時代的紅利，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中一騎絕塵，而前者卻仿佛被時代遺忘，他們成了大時代下“掉了隊”的人。而在馬太效應的作用下，強者恒強，弱者更弱。
當廣州獵德村的“房二代”，和雷州東塘村的“農二代”相遇，這種“鴻溝”會更加明顯。
2010年，當央視《新聞調查》欄目組深入到粵北地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的丁力教授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
小平同誌，中國的改革他是這樣設計的，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然後先富幫後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前麵半句話，我們政府是很有經驗了，怎麽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但是小平同誌後麵那句更長的話，我覺得我們長期以來實際上是不同程度地有所忽視了。
實際上，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遠不隻是一句“忽視”那麽簡單。
作為一名小小的作家，我並不能給出什麽解決方案，隻能借此文章，展示一些實像。
你可能會說我不夠正能量，我卻想說，既然有那麽多人弘揚正能量，也不差我一個吧？
因為，世界很少把聚光燈打給那些掉隊的人，但是，這不代表他們就不存在。就像賈樟柯所說：
“當一個社會急匆匆往前趕路的時候，不能因為要往前走，就忽視了那個被你撞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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