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曾在延安工作過的老革命沈容在《紅色記憶》一書中披露了令人難以理解的“臨時夫人”現象——給在延安工作的外國人安排“臨時夫人”。
有兩位在延安工作的蘇聯聯絡員，要求中共給他們找兩位“臨時夫人”，隻限他們在延安期間有效。他們竟然如願以償的辦到了！每人得到了一位夫人。沈容十分不解：“我從來認為戀愛、結婚是神聖的、自由的，怎麽可以由組織分配，而且還是臨時的？真是不可思議。這兩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們的夫婦生活是怎麽過的。共產黨一直宣傳民主自由，反對封建，怎麽會答應蘇聯人的這種無理要求？”蘇聯聯絡員回國時，臨時夫人結束任務，就給每位夫人發了“複員費”。而這“複員費”竟然成了沈容同伴們打秋風的對象。
共產國際駐中共區聯絡員和蘇軍情報部情報員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中就寫到毛澤東曾經問他是否需要一個“伴侶”。連日本共產黨鼎鼎大名的野阪參三先生在延安時也找了一位“臨時夫人”。對這些“臨時夫人”來說，這也許可以算是她們為革命作出的犧牲吧。
曾為中共軍事顧問的李德（德國名字奧托·布勞恩）在支援中國革命期間，先與組織安排的蕭月華（團中央粵籍姑娘）做了臨時夫妻，後來又結識了第二位妻子來自上海的漂亮女明星李麗蓮，李德在1939年返回蘇聯時請求將李麗蓮帶走，但因沒有護照簽證未得到批準，李麗蓮當場暈倒。毛澤東祝李德一路平安。李德含淚吻別李麗蓮後，依依不舍地登上飛機。從此他們天各一方，再也沒有見過麵。
日共領袖野阪參三來延安時，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但是他一直也沒閑著，與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國女子莊濤一起生活，這名女子會說流利的日語。當美女莊濤出現時，野阪參三自然讚成“衣不如新”；而當與老妻重逢時，野阪又信奉“人不如故”了。野阪參三後來對莊濤的“薄情寡義”並非沒有前兆，他早已將話向莊濤挑明：我們的戀情是沒有結果的，你不過是紅色延安為我找來的“臨時夫人”、“性伴侶”。
唯獨白求恩是個例外，領導讓他當毛主席的保健醫生，他不幹。他以與眾不同的方式——憤怒地從窯洞中擲出了一把椅子，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見。在馬海德的勸說下，他漸漸平靜下來，他說：“我不是為生活享受而來的。什麽熱咖啡、嫩牛肉、軟綿的鋼絲床，這些東西我早就有了！但為了理想，我都拋棄了！需要特別照顧的是傷員，而不是我。我為我的魯莽向你們道歉，但你們也要向拄著拐杖的傷員道歉。”後來，領導要幫他找個中國妻，他也不幹。理由很簡單，語言不通，習慣不同，在一起也不會幸福，所以，堅決不娶。
那個時候中央對幹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現象相當寬容。1948年太嶽區薄書年有妻有子，參加革命後又與閻姓女子結婚，家妻攜子找來，組織令薄與閻離婚，薄懷怨，殺閻與同寢室黃氏（副專員之妻），閻死黃殘，僅判薄15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戰夫人”的謝覺哉評論：“一人二妻，革命幹部中頗多有，因戰爭關係，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責人。一旦相遇，隻要他們自己不發生齟齬，旁人何必多管閑事。必離其一，必有一方失所。”意謂民若不舉，官何必究？
共產黨延安時期照顧蘇聯老大哥的傳統延續至今，不同的是今天的外國人絕大多數是習豬席買來的非洲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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