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guancha.cn/HuangYingYing/2020_08_21_562314.shtml
大家好，我是黃盈盈，我今天講的是“小姐研究二十年”。我第一次研究是1999年的寒假，在深圳下沙，這樣的一個農民樓裏麵。我記得特別清楚，當時我住在501，是500塊錢一個月。
深圳下沙的農民樓
那個樓裏住的基本都是到深圳打工的打工妹、打工仔，當然也包括小姐。我的樓下是四個媽咪的地盤，在附近的小巷子裏至少有十幾家小發廊。剛開始我就在這個巷子裏遛來遛去，希望可以認識一個小姐，讓她帶我坐進發廊。
大概在一周以後我如願以償，後來那些認識的媽咪跟小姐就跟我說，瞅著你吧，天天在那裏遛來遛去，也不接客，看著也不像是便衣，也不像是記者，我們琢磨著你大概是個被香港人包養的二奶。
我的研究就是這樣的一個開場。我們師門的田野調查故事寫在了這本《我在現場》裏麵，出版的時候已經是2017年了。
黃盈盈與學生們合著的田野調查筆記《我在現場》
這二十年裏，我從一個碩士一年級的學生，到現在留校任教，我的生活發生了蠻大的變化，下沙以及我們去過的紅燈區基本上也已經麵目全非。小姐的生活，她們的處境又怎麽樣了呢？我時常在想，小姐於我的意義是非常顯在的，可是我對於小姐的意義又在哪裏？
作為一個研究者，我越來越感受到自己能力的局限，以及一種深深的無力感。今天之所以還有信心站在這裏，大概是這麽多年來至少我還在堅持著一些觀察跟思考，當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心平氣和地走進小姐人群，了解她們的生活。
1999年-2002年：四川、深圳、東北
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在三個大背景下展開的，1999年到2002年的時候，我關注的是勞動力市場、非正規就業、職業流動，這樣一些議題。
我記得特別清楚，在四川，當時有一個家裏開發廊的男大學生，他跟我們聊天，他就說，四川是一個小姐培訓基地，小姐到這從事了這一行，熟悉了就開始流到其他地方去了，比如說流到深圳。四川的那個小鎮非常有意思，90年代初招商引資，想建成開發區，可是開發區沒有建成，紅燈區建成了。
後來我們去了東北，東北那個時候有非常嚴重的下崗潮，很多婦女瞬間就被甩出了體製之外，相當多的人進入到了性產業，比如說足療、按摩。
1999年-2002年：新疆、雲南、四川、寧夏、廣西
差不多是在2001、2002年的時候，我們開始在艾滋病防治的背景下關注小姐以及嫖客。我們的研究不光是關注小姐，當時我們在四川跟雲南，跟不同階層、形形色色的嫖客做了180多個訪談，試圖從他們的角度看一看性產業。
2010年至今：山東、天津、深圳、雲南、廣西
2010年開始一直到現在，整個環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大家可能知道大掃黃。這個時候我跟潘老師（潘綏銘），我們去了六七個地方，看掃黃帶來的影響，包括這個產業裏的人如何去應對掃黃，以及掃黃的效果怎麽樣。2014年到現在，我跟學生也會關注那些服務於小姐人群的草根組織的發展，他們非常了不起，但是他們的處境很困難。
二十年來，小姐研究的田野調查地點
在一個跨時空、多主題的比較與聯係裏，包括跟不同的主體對話，我覺得可以看到一幅比單一的田野點更為完整的小姐景象。
這張圖大致可以描繪出小姐的人物關係，我通常稱之為性產業ABC掃盲圖。大家可以看到，或者說你也能想得到，在這幅圖中處在中心位置的是媽咪、小姐跟嫖客。
可是很多人不會注意到，這個圖裏其實卷入了非常多的社會力量，包括研究者、警察，包括草根組織的人，也包括小姐的男朋友、她老家的人，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在這個紅燈區裏。
我尤其要提醒一下的是，在這個網絡圖裏有一群非常重要的人，但是卻經常被忽略，就是社區裏的老鄉、鄰裏，比如說賣鞋的，賣穿的，還有一些小診所。
如果你這個關係處理得好，那是一個保護力量，或者是支持型的力量，這個關係處理不好，可能就會成為一個舉報者。我不知道大家對於舉報是什麽感覺，抓現場是很難的，抓到了通常都是因為被舉報。
中國有多少小姐？
我做小姐研究被問到蠻多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到底有多少小姐？我沒有答案，因為我不知道大家對於小姐的定義是什麽樣的。
當然在法律裏有一個說法，在不特定的男女之間以金錢、財物為媒介發生不正當性關係，這樣的行為是賣淫嫖娼。可是這個跟非小姐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如果你界定都不清楚，怎麽讓我去說到底有多少小姐呢？我覺得沒人知道這個數據。
比如有一批小姐是兼職小姐，白天去小賣部當營業員，晚上可能就去夜總會，去站街。那咱們怎麽算這一批人呢？
誰是小姐？哪位小姐？
這個產業裏的分層也是很嚴重的，站街的小姐跟天上人間的小姐，那可差了去了，這能是一樣的小姐嗎？我朋友跟我說，這個差距大概不亞於教授跟助教的差別。
我們自己的研究涉及比較多的是小發廊，一百塊錢到兩百塊錢的小費，大概是這樣價格的小發廊。主要是因為天上人間太貴了，田野調查都做不起。
我們在雲南的時候，在一些小公園裏也碰到過被當地人稱為“織布雞”的一批女孩，她們一邊織毛衣一邊在公園裏站街，大部分客人都是從礦區來的。她們的價格就寫在腳底板上，客人來了之後，一隻腳一抬，寫著三十塊錢，你要是嫌貴，講價，就另一隻腳一抬，二十塊。
還有2005年在四川做調研的時候，我們去板板茶裏訪談嫖客，來的基本上都是五六十歲的嫖客，咱們也不要叫老嫖客了，就是嫖客，五塊錢你可以擺一下午的龍門陣，喝一下午的茶，然後再花二三十塊錢順便找一個小姐。
在雲南還有一種形式叫摸摸舞廳，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聽說過，基本上是花十塊錢進入一個舞廳，然後燈光開始暗下來，大概會放四五支曲子，故事就發生在這四五支曲子期間。
所以你能看到，小姐工作的場所實際上差異性非常大。即便是同一類場所，它們內部的管理形式，以及權力關係也是非常不一樣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麽想象媽咪，你們會不會想起來還是像韋小寶那個電影裏，有一顆大黑痣那種特別凶的老鴇？但實際上在紅燈區裏，怎麽說呢，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我們確實碰到過有一些雞頭或者媽咪控製力比較強，可是在深圳，還是2001、2002年，我們也碰到過這種情況：幾個小姐合起來雇了一個媽咪。如果你這個媽咪有能力幫我上街拉客，客源好，那我們付給你台費，如果你能力不行，對不起，我們另雇一個。
為什麽做小姐？
我被問到最多的一個問題可能還是，這些女孩子到底為什麽做小姐？這個問題也很難回答，你要是問我為什麽當老師，我也得給你編半天。因為一個人要做什麽事情，尤其是做什麽職業，你想一想，沒有一個特別單一的理由——喔，我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理想去幹了這樣一個事情——我覺得這是很難的。
但是我們不妨可以去聽一聽，這些女孩子自己是怎麽看待這樣的事情的。從1999年一直到現在，我聽到了非常多的想法，我稍微挑出來一些。
這裏每一句話背後都是一個人生故事。比如這位，說“這是我的命”的姑娘，她剛開始是去勞動力市場找工作，結果碰到了媽咪，那個媽咪帶著一點哄騙性質地把她帶到了紅燈區，開始端盤子做台。
後來她不想幹了，就出去了，在勞動力市場又找了另外一份工作，給人家當保姆。接下來會發生什麽事情呢？大家如果腦補一下電影場景可能可以猜得到，她被男主人欺負了，就又出來了。
她出來後又找工作，在同一個勞動力市場又碰見了原來那個媽咪，她就覺得，我也甭折騰了，這就是我的命吧。這是她的一個宿命論式的總結。
說“刮風下雨也要去”的是一個大姐，那是在2010年，正好大掃黃。我們當時想，掃黃這麽厲害，你們都不要命的嗎？為什麽還要去做摸摸舞廳？好像也賺不了太多錢。這位大姐說，她老公在醫院住著，兩個孩子她養活，我不去賺錢誰去賺錢？而且她說我也沒有什麽其他的技能，我現在隻能靠這個。
這位說“這是我的生活方式”，大家聽到可能會覺得有點詫異，這不是現在，這是十八年前我碰到的一個姑娘。那個姑娘家境並不是太壞，她父母是中專的老師，她自己是獨生子女。她入行之前是做了準備工作的，她問了她的醫生朋友怎麽保護自己。
她就覺得我想過一過這樣的生活，覺得比較自由。她說，這就是我為什麽現在要在這個地方，先耍一段時間，我自己就是這樣想的。
最讓大家跌眼鏡的可能是最後一句吧，“我從來不敢說，其實有時候我還挺享受的”。這個話在平常的研究中我們也是聽不到的，你想有誰會這麽說？大家都知道小姐是受歧視的，你做小姐都已經要被人罵了，完了你還說我挺享受的，絕對會被罵死。
這句話是在我們在認識了她四五年之後，在一個內部的討論會上她跟我講的。但最觸動我的，是她在講完了之後深深地歎了口氣，說，黃老師，我今天終於可以把這個話說出來了。
大家知道它為什麽觸動我嗎？她並不是沒有這樣的想法，可是我們周圍的環境，不允許這樣的說法出現。可是實際上這麽想的人，或者說有這樣認識的人，一定是少數嗎？不見得。
她說要驕傲地活在陽光下
說這句話的人就是小美媽媽，小美媽媽是在四十多歲的時候，才從內地到香港去做“一樓一鳳”。“一樓一鳳”是這樣的，在香港，一個房間裏有一個小姐，沒有問題，它不是違法的。但如果你上街去拉客，就違法。你如果一個房間裏有兩鳳，不隻有一鳳，也違法。
小美媽媽現在五十多歲了，她是那種非常積極地學習知識，非常積極去做生意的人，她還上了很多課，有一堆的證書。
她有一套理論，她覺得客人也不容易，既然來找你，也是為了尋求某一種安慰。所以“來者是客”，特別善意地對待他們，她說話特別得人心。
下麵這張就是她在我們中國性研究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她說，不管你是因為什麽原因做了小姐，你要活得自在，要驕傲地活在陽光下。
小美媽媽在中國性研究國際研討會上的PPT
因為我要來一席演講，前兩天我給她發了一個微信，我說小美，我要做一個公開的演講，我能不能用你的故事，放你打了碼的照片？她說沒問題，然後她告訴我，她現在在海邊買了一個小房子，正在積極地籌劃老年生活。
小美媽媽是特例嗎？不是。1999年，我在深圳下沙認識了另外一個姑娘，叫阿鳳，她是我當時關係比較好的一個姑娘。當然她們裏頭我有關係好、有關係差的，有些姑娘我實在處不來。
阿鳳就是跟我關係特別好的，也是她帶我坐進了發廊。她自己做小姐，偶爾也會做媽咪。在她的床頭上，我現在都記得她擺著一本書，是關於怎麽處理男女關係的。她會積極地去想怎麽能多賺錢，跟我抱怨了好多次她的媽咪不會做生意。
她有一次就跟她的媽咪說，哎呀你看，楊姐，這個日光燈白兮兮地打在人的臉上，什麽斑點都看出來了，你得繞上一些彩紙，這樣的話燈光打下來才會柔和，斑點都看不見。
雖然有一些小姐確實不是這麽積極，可是阿鳳跟小美媽媽這樣的例子，至少在我的研究中並不少見。
小姐可能是自願的嗎？
有人或許會說，小姐可能是自願的嗎？他們覺得，在性產業這樣的環境裏，在性別不平等如此嚴重的背景之下，這些女孩子一定是被迫的，而這些女孩子因為自己身在其中，她可能不知道，就像魚在水裏不知道自己身上是濕的(Fishnever know she is wet)，所以不可能有自願的情況。
我自己總覺得，在現實麵前，這樣的論述多少有一點輕飄飄，是帶著很大啟蒙色彩、高高在上的傲慢。在生活中磨煉出來的生存之道與生活智慧不應該被忽視，它們有很大的力量。
小姐擔心什麽？
這種力量不僅僅是用來做生意，還要用來處理工作中會碰到的各種風險。可能會有什麽風險呢？首先當然是被警察抓、罰，以及來自警察跟客人赤裸裸的身體暴力。
大家都知道做小姐在中國是非法的，最近剛剛把收容教育取消了，但是行政處罰法依然是存在的，也就是被處以五千元以下，十五日以內的行政處罰。
雖然明文上寫的是處罰五百到五千塊錢，可是在現實中，我碰到過非常多案例，可能你花了幾萬塊錢，這個人依然被關在裏麵。因為有人會趁機說，你看你被抓起來了，你給我一點錢，我有關係幫你把人撈出來，實際上不一定能撈得出來。
可是當你走投無路的時候，你可能也會相信這樣的話。然後你花了很多的錢，出來了，你就要做更多的生意把這個錢給賺回來。
大家不要小看被警察罰的恐懼，我現在印象都很深刻，1999年我在下沙的發廊裏坐著，忽然有一個姑娘大叫一聲說，大簷帽的來了，也就是警察來了，大家“嘩”一下就散掉了，我就“嘩”地跟著她們跑。
然後跑了一半我就想，我跑什麽勁兒呀？我一般是很小心的，我兜裏會揣著學生證，還有我們係裏開的證明。可是在那個場景之下，人的恐懼是很自然的一個反應，不是理智可以決定的。
而有一些客人就欺負你是非法的，我就欺負你不敢報案，所以還存在威脅、搶劫，甚至小姐被殺害的情況。還有一些客人在做了這樣的事情之後，甚至帶有某一種道德優越感，覺得自己好像還為民除害了。
在這個產業裏麵還有一個風險，因為它的歧視性，就會有一個匿名的色彩。
如果你們還記得我剛才說的，那個刮風下雨也要去摸摸舞廳的姐姐，她當時還接著說了一句話，“掃黃我不怕，頂多就是我受一點苦，但是如果在這個過程中被媒體曝光了，我就跳樓。”
所以我在這裏也說一下，警察叔叔跟記者朋友們手下留情，至少你打個碼。
大多數人能夠想得到性病、艾滋病，可是實際上性病、艾滋病在蠻多小姐的日常邏輯裏排在比較靠後的位置，也就是第五、第六位，因為她們覺得這個是可以預防和治療的。但是剛才說到的那些風險，反而是天天要去麵對的。
性等級
小姐為什麽會需要麵對這麽多風險？顯然跟這些女孩子以性來謀生有關。這樣商業性的性行為，在很多社會，在很多性與性別的文化裏，是被歧視的。
Gayle Rubin是我非常喜歡的性研究者，也是一位人類學家。她在《關於性的思考》中用到了一個概念，叫性等級，或者性階序。每個社會都會根據一定的道德規範，在性方麵把不同的人群進行分層。社會對待處在不同等級位置的性與性別人群的社會態度不同，法律製度的介入也不同。
圍繞著“好的性”和“壞的性”，社會的很多力量卷入了長時間的爭論裏。好的性，比如說一夫一妻的、婚姻內的、為了生殖目的的、異性戀的性，可能會被歸類為好的、正常的、自然的性，受到推崇，置於性等級的頂端；而變性的、異裝的、SM的，包括商業的性，就被認為是違反自然的、有罪的，壞的性。
它的意義不僅在於告訴我們，性方麵是被分了等級的，更重要的是提醒我們，這個等級是如何被劃出來的？誰有權力來劃這條線？憑什麽有些人因為性與性別的不同，不符合某些人設定的規範，就要受到歧視，甚至麵臨被清掃的境地？
當然，這個等級在不同的社會中是不太一樣的，而且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變化。
性產業也發生了變化
不說長久的，就最近二十年以來，我們觀察到了性產業的一些變化。比如匿名性受到挑戰，我剛剛說，因為歧視，一般人是不希望家裏人知道自己在幹這一行的，你要跑得遠遠地去幹。
可是2012年，我們在廣州做調研的時候，我訪談完兩個女的出來之後，當地人問我說，黃老師，你知道她們是什麽關係嗎？我說不知道，因為剛才分開訪問的，也沒有細問她們的關係，我理解的就是兩個小姐合租做生意。人家說不是，她們倆是婆媳關係，婆婆帶著媳婦在賣淫。
大概2014、2015年，我去雲南，在一個朋友的帶領下去了當地的紅燈區。其實不是做研究，但是有職業病，到哪都得去看看紅燈區。去了就發現有一個女孩子，她以前做小姐，現在做媽咪了，然後她媽媽也在，幫她管理賬目。這樣的事情還是蠻挑戰我們以前的認知的。
除了這個之外，這個產業的性別多元化開始更加地顯現，不是說以前不存在，但是至少這幾年見光度越來越高。我今天講的主要是小姐人群，但實際上這個產業裏還有MB人群（money boy），就是男性性工作者，還有跨性別性工作者，像東北他們有時候自己就叫自己“妖”，我有朋友在做這樣的研究。
還有嫖客的老年化，依然是說以前不一定沒有，而是最近幾年在社會的可見度上在增加，我也有朋友專門是做老年嫖客的研究。我自己在2010年的時候，當時在天津，也是在朋友的幫忙下，跟一些站街的小姐，其實是老姐了，跟老姐們聊，就真的有大爺是拄著拐杖來的，找小姐。
實際上有一個問題是，大家是怎麽理解“嫖”的？其實“嫖”可能不一定是赤裸裸的那種性，有可能他要找的是一種安慰，或者是找人跟他聊聊天，肌膚的接觸。
還有就是在小姐人群內部，也出現了蠻大的代際差異，70、80、90，現在00後都開始出現了。
我們當時訪談的70後，也就是我這個年代的小姐，她們就覺得現在的小姑娘太不一樣了，她們當時辛辛苦苦賺錢、養家，或者把錢存下來以後做點小買賣，“你看看現在這些90後，沒錢了去賺，賺完了就玩，也不知道做點理財之類的。”
當時2010、2011年左右，我們在雲南的一個小夜總會裏邊，進去之後嚇一跳，門廳那兒掛著一個警示牌，大概是經理寫的：禁止跟客人搶歌唱，禁止跟客人搶酒喝。那就意味著有一些小姐是這樣，姐自己要玩開心了，我不僅是賺錢。所以客人肯定是會投訴了，這到底是誰給誰服務？經理幹脆就把那個警示牌，直接當成是員工守則一樣地掛在那。
睜眼看現實的勇氣
其實剛才講的所有這些事情，我們都可以放在更大的社會背景下去看。邊緣的議題，往往反映的是主流的問題。小姐身處邊緣，但她們處在被討論、被治理的中心。
尤其是在社會急劇變遷、社會問題層出的時代，小姐常常成為替罪羊和出氣口，這樣的議題也特別容易挑戰人們的神經。Rubin也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性的議題上，經常是魔鬼學的成分大於性社會學的成分。換句話說，我們缺乏的是睜眼看現實的態度和勇氣。
當然，現實是複雜的。社會學告訴我們，社會是分層的，生活邏輯是多樣的。曆史學告訴我們，我們的認知跟情感是在變化的，汙名也是有曆史的。
賀蕭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曆史學家，她在《危險的愉悅》這本書裏寫到：
民國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爭史上有著積極的論述與地位，但是隨後在同情憐憫的語境中，娼妓被描繪為是可能蔓延性病，敗壞風氣，攪亂社會秩序的無知基層女性，進而被構建為是關乎國家健康與民族進步的社會問題。
那麽，“小姐”到底是個什麽問題？
（20世紀初）一位上海婦女向男人出售性服務究竟意味著什麽，是因娼門層次的高下和時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的。所有的參與者都在無形之中影響了對娼妓問題的認識理解……於是，研究娼妓業及其變遷對理解上海社會多個階層的思想和社會習慣具有啟示作用。又因為娼妓問題的辯論往往在地區或全國性書刊上進行，故這一研究也能勾勒出20世紀中國社會有關（性）社會性別與現代性爭論的概貌。
這裏的20世紀初，我個人覺得換成21世紀一點問題都沒有。隻是我們關於性、性別、階層、經濟、政治這樣的議題呈現了更加多重性的特點，而這裏的書刊可能變成了網絡。小姐不會消失，爭論依然會繼續。
最後我想說的是，當我們試圖用文明、道德的利刃，去指向他人的生活時，請不妨停下來想一想，我們是在用誰的道德標準，綁架的又是誰的生活？
在複雜的現實與社會的分層之中，請更為公允地去思考道德秩序。而在不同的生活境遇與生計可能性之下，也要正視不同人的活法，更為善意地去對待我們與她人的關係。
都不容易，我活，也要讓別人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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