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敲鑼女的傳家寶 ｜雷人咖啡?：第五集
— xiaoxing (@xiaoxin11786630) June 15, 2020
這些被洗腦的人真是可悲請看完整的視頻：*****8BHTDWpYHG.comwatchv=UFVt5ruknWI pic.twitter.com/WT2xBoeUm6
#CCPVirus 方艙醫院真神奇？CCP更神奇？咳咳咳！大家一起懂事了！ pic.twitter.com/ABbmxoCn0Y
— Himalaya Hawk Squad (@HimalayaSquad) March 19, 2020
（大社老記：顧萬明 1982年畢業於複旦大學新聞係，1982年2月至2011年6月在新華社當記者，前8年在黑龍江分社，後22年在廣東分社，2011年退休）
孫子：
你爺爺我好久沒有來你家了，疫情以來，你爺爺宅在屋裏，更來不了你家了。這幾天忽然在網上看到你那封”一位高中生給方方阿姨的信＂，爺爺心裏直納悶：我孫子過去從來對文學不感興趣，怎麽突然向方方奶奶大談起文學來了。你爺爺是個記者，也喜歡文學創作，中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雜文都有作品，也對文學理論有所研究。早知道你對文學如此感興趣，爺爺我就多教教你。不知道是哪個庸才老師教你的，你對方方奶奶大談的文學觀簡陋、平庸、錯誤百出，基本是極左思想的代表，是十年運動中整文學家、文學界的那套極左的文學理論。
孫子，你講的那些文學理論，早在41年前、你還沒有出生的1979年6月，《河北文藝》發表了李劍的文章：《歌德與“缺德”》。那時十年運動剛剛結束，文學界突破極左的文學思想，大膽創作了一批＂傷痕文學＂，那篇文章是對“傷痕文學”的一篇“大批判稿”。那文章就像你老師教你的極左文學觀，認為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歌德”———歌頌光明麵，而不是“缺德”———專門揭露“陰暗麵”。從這個觀點出發，文章把寫“傷痕”、揭露陰暗麵的作品斥責為“缺德”，嘲笑文藝界一些人“沒有歌德之嫌，卻有缺德之行”，並進而狹隘地主張社會主義文學隻能是“歌德”。
此文“規定”創作的主要任務是“為無產階級樹碑立傳，為‘四化’英雄們撰寫新篇”，誰這樣做，就是“歌德”，就有“黨性”，就受表揚；誰不這樣做，就是“缺德”，就成“修正主義”，就被辱罵。作者之所以要“歌德”，是因為現代的中國人“並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衣無食之慮，日不怕盜賊執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麵的大漢輕輕扣門。河水渙渙，蓮荷盈盈，綠水新池，豔陽高照。”如果不按著這種調子來粉飾生活，而在創作中批評落後的東西，鞭撻黑暗的東西，那就是“缺德”、“昧著良心”、“詛咒紅日”，就是“懷著階級的偏見對社會主義製度惡毒攻擊”……。
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同誌對這篇文章進行了批評，對那時的＂歌德＂還是＂缺德＂的爭論一錘定音：所謂“歌德”完全違反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歌德派”也成為我國文藝界乃至文化界對於隻會“歌功頌德”的一流人的謔稱。你看看那個叫李劍的“歌德派”描寫的所謂的光明麵：“並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衣無食之慮，日不怕盜賊執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麵的大漢輕輕扣門。河水渙渙，蓮荷盈盈，綠水新池，豔陽高照。”就是在40多年以後的今天還是空中樓閣，它是虛假的東西。
孫子，沒有想到41年後，你又挑起了＂歌德＂還是＂缺德＂的文學觀的爭論。這反映了極左思想還是很有市場的，在當今的環境下，極左思想有死灰複燃的現象。你的信裏的文學觀點就是現在極左的文學思想的表現。你的一些話也類似於＂歌德派＂，要求作家隻能唱讚歌，要求方方奶奶在疫情大災難中也隻能唱讚歌，不能把她目睹的大事件到來時，社會發生的真實的、震撼人心的人、事表現出來。
你鸚鵡學舌，學一些人的文學觀說：＂作家就是有使命感，用優秀作品鼓舞人、激勵人的人！＂＂作家是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一種力挺您，說您偉大，敢於直言，勝似當代魯迅；一種認為您眼裏隻有現實中的不足，沒有看到這個社會的正能量。到底誰對誰錯？＂你兩次說到了＂正能量＂這個時髦詞，還虧你是理科學生，你物理老師怎麽教你的？稍有物理知識的都知道宇宙能量隻有正能量，沒有負能量，要求作家隻能歌頌光明，隻能寫正能量的東西，是完全錯誤的。
孫子，你這個年紀懂什麽魯迅，起碼等你長了胡子才能懂一點。你說：＂今天時代已經不是那個時代，魯迅時代的使命還是今天作家全部使命嗎？在一個光明時代，作家的主要精力是多用在提振民族精氣神上，還是一味地聚焦不足之處，不停地揭露和追問呢？＂＂對於一個用匕首刺破黑夜的鬥士，魯迅是那個時代的英雄。如今的中國不是那時的中國，現在的中國是個光明且讓大家有信心的中國，您說是嗎？＂你的話還是要作家隻能歌頌光明。
俄國大作家高爾基說：＂反省是一麵瑩澈的鏡子，它可以照見心靈上的玷汙。＂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說：＂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隻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
孫子，你這個年齡根本不可能懂辯證法，不懂得文學寫社會光明麵與寫社會陰暗麵的辯證關係。文學揭露社會陰暗麵的作品，給人以走向光明的希望，反之，虛假地歌頌偽造的光明的作品，則給人沒有希望的陰暗、黑暗的感覺。這就是現代文學的光明麵與陰暗麵的關係。你老師教你的文學理論是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文學觀，落後於時代幾百年啦！
方方奶奶寫的日記真實記錄了她在疫情中的所見所聞，是在特殊環境下對人性、社會的反思，是一種時代的記錄者，有很大的文學價值，所以在網民中產生了巨大反響。你說為什麽那麽多作家都沒有寫，就她一個人寫了？我敢說，一定還有更多的作家在時代使命感、責任感的驅使下，創作了有關疫情的作品。他們礙於現在還沒有適合發表的土壤，或者是還沒有修改完、寫完，一旦時機合適，有關疫情的文學創作作品將如火山爆發般湧現出來。
你說：方方奶奶“你是這場疫情最大的贏家＂，好像是說新冠肺炎病使許多病人蒙受了苦難，有的失去了生命，而方方奶奶卻在災難中名聲大爆，是＂吃人血饅頭＂。這是完全混蛋的文學觀點。在過去的戰爭年代裏，許多作家冒著槍林彈雨，用手中的筆寫出了傳世巨作。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雨果的《悲慘世界》、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曲波的《林海雪原》等等，不勝枚舉，難道他們都是戰爭的最大贏家嗎？
你說：＂我們政治老師講，任何政權都不是十全十美，任何政黨都不可能完美無缺，任何政治製度都不可能沒有瑕疵。＂你以為你搬出“政治老師”的話來就政治正確了，恰恰他的觀點以當前的政治標準來衡量也大錯特錯。這個觀點混淆了不管什麽政權、政黨、政治製度都一樣，都不是＂完美無缺的，十全十美的，都不可能沒有瑕疵＂，那麽極左派口口聲聲說的＂體製優越性＂哪裏去了？你的“政治老師”左了半天，結果他的立場站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中間去了！
方方奶奶在疫情以來，以她獨特的視角、犀利的筆鋒寫出了大災難下，社會的變遷、人間百態、人性的複雜，這些才是真正有文學價值的。你一個小毛孩子懂什麽文學價值，說什麽＂您這樣做，不等於把家裏好的孬的一股腦都端到大街上了嗎？遇到這麽大的疫情，我們沒有經曆過，肯定有應對不足的地方，甚至有想不到的地方，不是一直在救援，一直在改進嗎？＂你還說：＂您是一個作家呀，是靈魂工程師啊！您應該給大家信心啊！您那樣做，和把“羞愧事”拿到大街上吆喝有什麽區別呢？而且您老還一臉的理直氣壯。＂
我懷疑你小子隻看了一點點方方奶奶的日記，就胡說八道了。＂方方日記＂中既有表現在災難麵前的人性的脆弱、社會的動蕩、秩序的混亂、決策的無明，也有底層人的互助、無私奉獻、人性的頑強、對生命的熱望。既有對光明的歌頌，也有對陰暗麵的揭露，不是＂把家裏好的孬的一股腦都端到大街上＂，也不是＂把“羞愧事”拿到大街上吆喝＂。
你的信裏充滿了對西方的仇恨，是誰在你這樣幼稚的心田裏、在你還沒有辨別是非能力的時候播下仇恨的種子，教給你這樣的16歲的孩子從小就對別的國家、別的民族如此的深仇大恨？其心何其毒也！馬克思思想不是從西方來的嗎？馬克思說他的思想是在西方前人思想成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沒有西方前人的成就，就沒有馬克思的思想。一個西方包括了多少世界上的國家、民族，難道我們就一定要與這麽多國家、民族勢不兩立嗎？我們許許多多精神文明、物質文明都是從西方來的。有人就是要製造東西方的對立，以渾水摸魚、乘隙亂天下。這種仇視西方的思想要不得！這會招敵上身，使自己站在世界人民的對立麵上。我們的口號是“全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如果離開了西方世界，單單東方世界人民能是全世界人民嗎？
你說：＂父母天天對我好，自己卻渾然不知，還對父母說三道四，埋怨這不好、那不好，真是禽獸不如啊！我該記著父母做的飯，身上穿的衣！您說是不？＂你把國家比作人民的父母，這是顛倒了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人民是納稅人，國家的錢都來自於納稅人，人民才是衣食父母。國家公務員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為人民服務是應盡的義務，人民有權監督政府、評議政府。你卻罵方方奶奶“禽獸不如＂，看來你小小年紀就有了奴才思想，這都是你爸、你媽、還有你爺爺我沒有把你教育好！
在今年的防疫控疫中，人們對政府的組織工作有褒有貶，好的方麵表揚，不夠的方麵批評，都是很正常的。抗疫救災是政府的一項工作，政府應該感恩人民承受了巨大的苦難，作出了很大的犧牲，而不是人民反過來作什麽感恩！
不曾想，現在還有人教你提起60多年前的那件往事。那時有人問偉人：＂如果魯迅活到現在，他會說什麽？”偉人說“要麽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麽一句話也不說”。你問道：＂方方奶奶，偉人這句話是什麽意思，您能給我講講嗎？＂孫子，你背後的那些人，以為搬出一個偉人來，就把大家嚇倒了？！
我不知道方方奶奶同你說了沒有，恰恰爺爺我對此事很熟啊，我來說說。那是1956年，偉人到上海，偉人一貫附會風雅，喜歡與文藝界名人雅士會麵，就要上海市領導把文藝界名流招來座談，會上就有趙丹、黃宗英等人。會上羅 稷南大膽問了偉人一句話：＂如果魯迅活到現在，他會說什麽？＂偉人說＂要麽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麽一句話也不說。＂
這是一件真實的事，當時偉人就是這樣說的。前幾年，黃宗英還同羅稷南一起回憶、核實了此事，在雜誌上撰文寫了此事。那是偉人在公開場合說的少數不多的真話，是一時興來不小心露出的心聲。當時會上的聽者不覺驚出了一身冷汗！你想他對過去大捧大吹的魯迅都是這個態度，何論他人？果不其然，過了沒有多久，偉人就搞了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先是＂大鳴大放＂，後是＂引蛇出洞＂，把一大批敢說話的知識分子打得落花流水，幾十年不得翻身。
偉人的話不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以上偉人的話就是不準作家寫批評的作品，隻準作家唱讚歌，是完全錯誤的，也違背了他自己的“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講話，難免有一天會垮台”的觀點。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我黨關於曆史問題的決議，對偉人搞的運動作了否定。
前不久，我正好作了魯迅的一些研究。魯迅在30年代通過與左聯的一些共產黨人打交道，其中包括周揚等人，魯迅對左聯、周揚等人非常不滿意，稱他們是拿鞭子抽作家幹活的＂紅色工頭＂。魯迅曾經設想自己解放後可能＂ 穿著紅背心在大街上掃馬路＂。憑著我對魯迅的了解，我作個大膽的猜想，如果魯迅沒有在1936年去世，活到1949年，他不會留在上海，他不會像胡適那樣去台灣，也不會像陳寅恪那樣去廣州，他的新立足之地一定是香港。這樣魯迅在這塊自由的土地上，可以繼續寫他的匕首一樣的雜文，也不用擔心被人抓去坐牢。
孫子，你小子乳臭未幹，不可能知道此事，一定是有人教你說的。他們通過你說這段掌故，透著冷冷的匕首一樣的寒氣，來威脅方方奶奶。何其毒也！爺爺我在此警告以你的名義出現、躲在你背後的那些“老孫子”：時代不同了，再要搞50多年前的那場運動，沒有那個社會基礎了，廣大群眾是不會跟著走的，就是偉人活到今日也是如此。
那些“老孫子”以為搞“二次運動”就可以讓方方這樣的作家銷聲匿跡，其實他們自己也是經曆過那個運動的，那些“老孫子”都是權貴階層，運動一來他們自己也逃脫不了被批判、被打倒的命運。從這封信，我聞到了大戰前的硝煙味，反左陣營與極左的、企圖搞“二次運動”的雙方都在積聚力量，準備決一死戰。有些人想曆史重演那是癡心妄想，必然失敗！方方女士，你可以繼續寫你的日記，每天安然入睡。
孫子，如果這封信真是你寫的，爺爺我不顧疫情還沒有結束，就要到你家裏來打你屁股。爺爺看你也寫不出這樣的信，那些躲在幕後的人沒有膽量公開出來叫板，隻能用一個小孩子的名義來說話，玩這樣的小伎倆，足見他們沒有底氣，成不了氣候！
40多年前，爺爺我就寫過一首詩＂倘若魯迅活著＂，在此發表作為信的收煞。
倘若魯迅活著
倘若魯迅活著，
他將說什麽？
也許他會緘口，
什麽也不說。
充一個新時代的＂聖人＂，
任人來喬裝打扮，
塗脂粉抹。
倘若魯迅活著，
他當真就此沉默？
＂倘生存，我總還要工作。＂
華夏民族的英雄，
這鐵的脊骨。
倘若魯迅活著，
他不會沉默，
十年運動蒙一身恥辱，
＂怒向刀叢覓小詩＂，
也無處去控訴。
倘若魯迅活著，
丙辰清明他痛苦肅穆。
六十年朝花夕拾，
真理被綁著投在樊籠的角落，
靜夜裏他吸著煙思索。
倘若魯迅活著，
講堂上會有他的跡足，
手抄本上有他的傑作，
揮一雙顫抖的手憤懣地演說：
＂救救孩子＂，＂沉默、沉默一一＂
倘若魯迅活著，
他或許這麽說，
他或許什麽也不說。
（1979年3月19日）
你爺爺 顧萬明 示
寫於 2020年3月20日午夜零時
引起了一場民意的悍然大波。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無奈的方方現象，是與中國特有的國情分不開的。如果沒有意識形態的單一性和排它性，如果沒有言論管控的嚴酷現實，如果中國也有千百個“方方”都在自由地寫作疫情日記，如果這個社會真正能夠容納、包容思想和文化的多樣性，相信民眾對待方方《武漢日記》
— Cai Chu (@caichu88) April 27, 2020
方方最新發文：中國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
小時候，因為父親熱愛閱讀，對我的影響非常大。父親學工，卻喜愛文學。他常給我講《唐人小說》，那是他伯父(編注：即南京大學教授汪辟疆)編撰的。“南柯一夢”“柳毅傳書”這類故事，都是從父親那裏聽來。
閑時他還給我們講古文。中學年代我把“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當座右銘。“文革”時許多書被禁，哥哥借來一本《第三帝國的興亡》，立即被父親霸占。場景非常有趣：哥哥白天看，父親一回來就立即讓位。父親看時，旁邊還要放一本地圖，以便核對。而父親一走，哥哥又全盤接管。
在家裏，父親隨時都在看書。當年父親上廁所前找不到書大發脾氣的場麵，直到今天，家人聚會時還當笑話說。
父親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可謂一言難盡。他懂五國語言，那麽有才華，那麽勤奮，但大半輩子都在政治運動中蹉跎。
“文g”中有一種批鬥方式叫“坐飛機”，即從身後架起被鬥者的雙臂，令其彎腰，又從其身後揪扯他的頭發，令其抬頭望著群眾。父親擔心自己挨鬥時會經受不住，就把頭發剪得很短，以免被人揪扯，又天天在家裏練習坐飛機。
他在門背後練習時，我就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有時父親會問我動作標不標準。少年時不懂其中滋味，但三十多歲後，想起這些，真覺得悲涼入骨。
一個人的人生觀是許多事、許多人，以及個人經曆、甚至包括閱讀所共同塑造的。父親這代人以及父母家族所有人的命運，都讓我看到個人的渺小和在命運麵前的無望。無數個人的悲傷，無數個人命運的不可抗拒，導致我的悲觀。
我的宿命感好像與生俱來。人活著就是一件虛無的事，這沒有辦法。人生來就知自己有死的一天，活著是通向死的必然通道。隻是人不是一個人活著，是與很多人一起活著。大家結伴而行，能好好走，就好好走吧。
19歲那一年，我當了搬運工。這是我很感激命運的事，仿佛上了人世間一堂大課。
最初接觸搬運工，我很受驚。比如他們總是隨地大口吐痰，脫口罵髒話，還有女工們追逐著脫男人褲子。有天一個青工上班時說：我老娘在我跟前囉嗦，我煩不過，一腳把她踹到牆角，她半天都爬不起來。
他說時興高采烈，一邊還比劃，聽得我驚心動魄。
當我來到棚戶區，也就是我的小說《風景》中寫到的“河南棚子”之後，所受的震動更大。
一個同事家隻有五六個平米，他跟父親睡上下鋪，桌子是一個紙盒子，裏麵裝衣服，平常鋪塊塑料布當飯桌。即便如此，他們對生活還是持一種達觀態度。當然，這種達觀中也有無可奈何，用他們的話說：怎麽辦呢?隻能這個樣子呀。
他們的狀態，不可能不影響我的人生觀，以及我多年的寫作態度。
知識分子相對自私，工人則豁達得多。這當然也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所造成的。知識分子多數不關心他人之事，有時這是好事，但更多讓人有冷漠感。
工人卻不。他們對朋友很仗義，江湖氣比較重。他們活得有強度也韌性，扛得住人生的艱辛勞苦。知識分子眼裏的苦難，在他們那裏可能什麽都不是。他們沒有那麽矯情，表現得很自然，很放鬆，很坦蕩。
我寫過不少底層人物，像《萬箭穿心》的李寶莉，她是我很喜歡的人物。她大大咧咧的，粗糙而沒文化，但遇到大事卻不糊塗，能扛得住事。在這點上，我是像她的。我遇事不會害怕，不會退縮，典型吃軟不吃硬的那種人。年輕時我也很衝。
1982年我還在上大學，一次詩會上，老詩人讓我這個在場唯一的大學生發言。我說，很多老詩人已經寫不出詩來了，可他們還在使勁寫，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詩已經沒人讀了。
那時太年輕，說話太不客氣，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結果被批了很久，嚇得我好幾年開會都不敢發言。其實不過是說了真話罷了。
我說話向來直率，時間一長，大家也習慣了，有時候還笑我“童言無忌”。至少在湖北，我的坦率直接是很有名的。自然有人會不高興，不過我想，你不高興也不關我的事。我其實多是對事不對人。
我也認真思考過：是改變自己性格的難度大呢，還是扛住別人、尤其是上級的厭煩難度大？後來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煩我，又怎麽樣？誰想煩就讓他煩好了。多大個事呢？
如果一個人無所求，就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和說話，沒什麽可以畏懼的。我可以扛住我自己所作的任何選擇，以及性格帶給我的所有：幸和不幸。
在我看來，在對一件事情或一個人的判斷上，偽知識分子多以對自己有利無利為標準，真知識分子則站在一個健康社會共同認定的價值標準上進行判斷。當下的知識分子圈比起從前嚴重退步，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
我寫過一篇小說，《惟妙惟肖的愛情》，談到父子兩代知識分子。前一代人雖然也有問題——比方被各種運動折騰得精神畸形，但到底有底線。他們至少尊重知識，尊重規則以及尊重大學。
現在卻是無底線的為所欲為時代。官本位的學校已沒有大學的尊嚴，沒有學術自由的空氣。大量知識分子迅速向權貴靠攏以及盡可能諂媚，盡可能為己謀利。說退步，還太溫和了，知識分子一直都在退步，而現在，用墮落一詞更準確一點。
我家的人都對政治不感興趣。文壇有很多派，但我不屬於任何一派。我也曾有機會當官，三十幾歲時被選去當省人大常委。大家告訴我，這是要培養你了，但我就是沒興趣。
我這輩子就是想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作家，這是我最大的歡喜。但我也不算特別叛逆的人。比方讓我當省作協主席，我也不想當，但同事們希望我不要拒絕，我想，隻要能讓我繼續寫作，當也可，不當也可。多大個事呢?
像我這樣的作協主席不是公務員，不是黨員，基本也不管事。但這個身份還是會影響我說話的尺度。我認為自己隻代表個人，但人家不這麽看。
比方我在微博上批評魯迅文學獎評委“重人情而輕文學”，雖然這是事實，但到底還是不太合適。畢竟評委是作協請來的，而我是這家作協的主席。
妥協的事自然也會有。比如黨組領導常是空降來的，他們從未在文學圈待過，會有一些不合適的決定。
所謂妥協，就是我不參與。若說有沒有限製，還是看自己的人生態度，隻要自己不拿自己當個主席使也就沒什麽。
我覺得這個社會的問題還是出在體製本身，改革是必須的。我常跟人說，看中國的改革有沒有深入，就看作協和文聯這樣的機構有沒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
在眼下這樣的社會，作為作家，精神上的痛苦當然是有的。它們來自看到全社會墮落和潰敗的失望感，看到文化被破壞得難以挽救的悲觀感，還有看到人性之惡已然放大到無以遏止地步的絕望感。
事到如今，我們卻還不回頭。
最基本的常識和真相在這個國家是有罪的，哪怕你用幹癟的文字如水般的敘述出來。胡叼盤所謂的被“打倒”是文革時期的文人自殺吧？方方被罵竟然還能還嘴，還能替自己辯護，離被打倒遠著呢。方方是武漢封城的親曆者，封城對於城裏的每個人來說都是最大的時政。寫日記還非得跟著黨的步伐走，去歌頌讚美？ pic.twitter.com/ehXnO5qsEn
— ranran (@ranran20201) April 22,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