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日悼“知青二姐”
雪梨子
二姐，按鄉俗我和妹妹平時都叫她小姐。但考慮到“小姐”這詞在當下語境中已變味兒，改用二姐稱呼吧？
我家兄弟姊妹五人，二姐居中。父母曾開玩笑說她是家裏“最幸福的人”，因為她“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二姐也以為然，很有幸福感。隻是，現實中她卻成了我們兄弟姊妹中運勢最差的。
1958年的全家福，坐著幼兒即為二姐
二姐生於農曆1957年6月20，正值“大躍進”初，全國狂熱，民眾憧憬著“超英趕美”，好多人家都將自己的孩子取名“躍進”。誰也沒想到這將是人類史上自造最大悲劇的開始，這個“大躍進”導致了後來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改開以來有司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而稱“三年困難時期”。這幾年間，本邑和全國的大多數地區一樣，59-61年出生的人特別少。因為吃不飽，婦女連月經都不正常，咋能懷孕呢？這讓我有了基本經驗：見到同事朋友中有59-61出生的，大體上可猜測他/她的父母是城市政府機關的幹部或是部隊的軍官，十有八九猜中。
在我之前，父母是每三年生一個孩子，哥哥、大姐和二姐，我的出生則推遲至“三年自然災害”完全結束後。我家祖母在清末及民國的動蕩年間生了七個孩子，大姑母也是在抗戰至“三年自然災害”前的期間完成七個孩子的生育，他們都是舊社會普通的城鎮居民，因此，新社會的父母也有信心生七個孩子的計劃。但因這麽一“大躍進”，家庭生孩子的“小目標”就無法完成了。
二姐的嬰幼兒時正好是食品供應短缺期，發育相對差，在我們兄弟姊妹中個頭最矮，運氣也最差。她的學齡時期遇到史無前例的文革，在學校基本都是幹“學工學農”的體力活，加上學寫文章“批判資產階級”。在念高中時好像學過農業機械，畢業後就被迫下鄉，成為一名“知青”。 本來，早期的知青還有些招工的機會，但在文革後期下鄉的這些知青就沒有那麽好運，此時城市工人階級的隊伍已經很龐大了，無需再來充實。於是，“知青”二字就成了二姐的終身標記。
最初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我還小，沒能感受到哥哥與大姐去農村的辛勞與父母對子女離別的痛楚。到二姐下鄉時就明顯不同了。據說最初知青下鄉是全城敲鑼打鼓，知青們坐在敞篷解放牌卡車上繞城區 “遊街” 一圈，滿麵春風地與沿途群眾揮別，家長們則“興高采烈”歡送的。到二姐下鄉時，這個方式還在，隻是車上知青們的臉上似乎沒有了傳說中的“滿麵春風”，街上送行的都是些街道居委會積極分子、無關群眾和像我這樣看熱鬧的小孩子。很明顯，大家都清白這些伢們又要去“造業”了。
印象中二姐臨走時父母隻是在家裏給她叮囑幾句，沒到街上送行。但我說要外出看二姐“遊街”，父母未像以前那樣阻攔我獨自外出玩。我一直跟著緩緩行駛的卡車從市中心到城東後，才因體乏腿酸而作罷。回家後我興致勃勃報告“遊街盛況”，父母既不接茬，也不阻止我的喋喋不休，隻是沉默不語。現在想來，他們是很想多看自己的女兒幾眼，卻又擔心上街送行時掩飾不住臉上的悲哀被街道幹部們發現批評，於是才破例同意我去觀察、返回匯報二姐在“遊街”時的離別情形的—我現在都不能確定自己當時是否很好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大約是毛去世的那年暑假，我征得父母同意去二姐知青隊玩，雖時間隻有十天，記憶卻是終生。
我先坐幾小時的長途汽車到二姐所在的公社，然後和一位前來接我的知青--我叫他“軍哥”再步行一個多小時才到。據說以前知青下放都是住在老鄉家，但出現很多問題，首先增添了農民負擔；雖然大部分的城裏伢與所住農民家相處和睦，但還是有些問題滋生—這裏不一一列舉。後來這些知青父母的所屬單位就在農村集資修建了知青隊宿舍，將城裏伢與農民隔離開來。知青隊房子坐落在某個村莊對麵田邊，顯得孤零零。這一排平房宿舍和食堂，宿舍的大門在中間，進去後是一個簡陋的大堂，將男女宿舍分開，大堂後麵是一個大院子，麵對農田，可以養雞養鴨的，而男生宿舍那邊則與食堂相連。
這些知青們每天淩晨五點多起床，不吃飯就出工，八點鍾左右回來吃早餐，接著再去田裏幹活，中午回來吃飯，午飯後再出工，天黑前收工。這樣據說可以掙得一個工分。食堂由兩三位知青專門負責，他們除了需要做全隊一日三餐外，還得養雞、種蔬菜，印象中還養了兩頭豬，每天的工作很辛苦。但相比那些披星戴月到田間勞碌的知青，他們是最舒服的。如果政治麵貌不好、表現不行和沒有父母關係是很難成為知青食堂工的。
......
那個時候，知青食堂的夥食極為清淡，好在每個知青都有自己關係好的農民朋友，可以到他們家去偶爾打點牙祭。我的觀察，這種組合是相互自願的。知青們在外孤單，需要有類似親戚家的慰籍；而淳樸農家一則可憐這些城裏伢，二來覺得攀上一個知青，那天他們離開農村，萬一飛黃騰達，也可以幫助自家的子女走出農村這塊苦地。
大家今天都回憶知青當年的痛苦，其實他們的同齡人農村青年更苦！不光是農村青年苦，隻要身份是農民，都苦不堪言。隻是城裏人覺得他們天生是農民，習以為常了；而農民在過去與今天都沒有什麽話語權來申訴、痛陳自己的苦難，那些恢複高考後進城的農家子弟今日為自己父輩申訴、為自己同輩或下輩的農民工子弟請命的比例似乎也不高，這是令人遺憾與悲哀的。所以我後來看到梁漱溟先生與太祖爺曾在五十年代政協會議上的爭論，說“農民處於九地之下”，並冒死呼籲政府“施仁政”，我是深以為然，景仰不已的。
我曾跟著一位男知青“軍哥”到他的關係戶家吃過一種美食，叫“軟餅”，是當地一帶的做法，用雞蛋加米粉香蔥炕成，味道很不錯。二姐也有自己的關係戶，姓L，是大隊的會計。我也曾隨二姐到L家吃過飯，L家幾乎將自己的好東西傾囊拿出款待。現在回想，那時的農民們可算是家徒四壁，但L家和其他農民們對待知青們的真情厚意，作為旁觀者的我都記憶猶新。L會計一家後來和二姐乃至我們全家人至今都保有密切的往來，這是二姐的“知青緣”。
既然生活如此清苦，我出了個“鬼點子”：提議晚上去抓青蛙吃。軍哥覺得主意不錯，吆喝另一位知青大哥一起找到三個手電筒，帶著三個裝化肥的大袋子，一人一根短竹竿，夜晚到田裏塘邊抓青蛙。那個時候好像從沒人這麽做過，當地的青蛙毫無戒備，用手電筒一照，一動也不動，任我們用竹竿一拍就暈了，撿起來放到袋子裏，不到兩個鍾頭，三個袋子就裝滿了。晚上放到知青食堂，有些青蛙醒來竟然鳴叫，吵得大哥哥姐姐們都沒睡好覺，但第二天清晨聽說可以喝青蛙湯、吃青蛙肉，都誇獎我好主意。聽說後來知青們開始經常抓青蛙了，不知是否會影響到當地農田的生態平衡？ 想來都是“造孽”啊！
二姐在知青隊論智商和容貌都不算是最出類拔萃的，但忠厚誠實，人緣極好。那些知青隊的哥哥姐姐們都待我非常友善就是明證。可惜我現在能記得的名字也不多了。真希望他們後來的人生都順當、如意。
……
1977年底恢複高考，二姐沒能考上大學或中專，後來招工至本城的商業係統......隻是壞運氣依舊纏繞著她，五十來歲的二姐不幸身患絕症不治，於2009年6月25日不幸去世，終年51歲。
如今，看到“知青”二字我就自然會想起二姐。這些年，百姓的日子稍微安穩些，大家都開始懷舊。每當看到那些哥哥姐姐們回憶自己知青時代的微信轉貼時，我就心酸萬分；而看到某些讚美過去的知青歲月，甚至說什麽“青春無悔”之類的添血之言，我則惡心加納悶：當年你都沒啥選擇，有什麽資格說後悔與不後悔？。當然，你若說“青春無怨”，不怨恨那個團夥，感謝他們給了你磨練意誌和體力的機會。這個至少符合邏輯。
其實，回憶過去是人類的本性，再苦澀的往事，也需要在回憶中來撫慰。但回味往事並不意味著要讚美。即使有些許的讚美也該是送給那些曾在苦難中幫助過自己的農民大伯大媽，而不是讚美那個將自己送到這“廣闊天地”修補地球的始作俑者與其團夥。事實上，到農村的絕大多數知青並沒“大有作為”，到農村隻是他們苦難人生的開始。至於說在這段歲月中“陶冶了情操、磨練了意誌” ……,的確，對“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英雄是如此。但對於大多數的普通知青，這段年月讓他們見識了世間的苦難，很多人的意誌不是被磨練，而是被磨滅、甚至被摧毀。他們就如古詩“一將功成萬骨枯”中的萬骨一樣，沒名沒姓的湮滅在曆史的塵埃中……
魯迅曾說：“做奴隸雖然不幸,但並不可怕,因為知道掙紮,畢竟還有掙脫的希望;若是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陶醉,就是萬劫不複的奴才了。”我有時還歎息二姐陽壽太短，看到今日大多數她的同齡人在官家的忽悠下渾然不記當日的苦難與恥辱，而讚歎、陶醉於過去的知青歲月。暗想，如果二姐在世會不會也和他們一樣，在當下的語境裏轉發這類的帖子呢？ …… 我真覺得二姐過早的離世也許是老天給她為數不多的好運--避免了第二次被淩辱。
以此文悼念“知青二姐”與祝福她的同齡人。
2017.07.30-10.13於悉尼撰
2020.06二姐忌日修改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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