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今年二月下旬，日本朝日新聞電視台爆料說美國因流感死亡的一萬四千人中有不少的人是死於新冠病毒。此言一出，美國的有關部門就坐不住了，反應也和大陸在疫情剛發生時的一摸一樣，但沒有看到外界有什麽人對老美有諸如"透明度"或"隱瞞"一類的指責。當然在真相沒有弄明白之前，這種話隻能是猜測，而不能對老美形成任何意義上的譴責。不過，既然是流行病，而且還是在死了那麽多人的情況下，曾經吃過“薩斯”大虧的中國人怎麽就沒有想到要派人去美國實地考察一下？從前一陣大陸拒絕美國人去考察的情況來看，大陸應該是沒有派人去過的。但問題是美國人怎麽一看到大陸有發生流行病疫就馬上有興趣要去看看呢？既然CDC承認這一萬四千的死亡病例中有一部份可能並不是死於流感的原因，那麽這也就無可厚非地為人們打開了想象的大門。不過這裏我不想往美國陰謀論的方向去作推測，我是打算從另一個方向去推開另一扇門。
從台獨勢力的坐大到香港反中暴亂的連續發生，再由此次的中美對觀察大規模流行疫情所表現出來的不同態度或者說敏感度，甚至這幾天中方在中美之間的航空通航批準博弈事件暴露出來的被動來看，大陸方麵暴露了一個嚴重的短板: 貌似對事件處理的掉以輕心實質反映出了政府高端機構在意識、思維方麵的短板，這樣的“不到位”是不能用懶或不勤政來推脫的，這分明是意識能力低下造成的“無意識”後果，是政府功能部門缺乏大批的具有戰略層麵眼光的政治戰略家的現實反映，而在高端戰略人才缺乏的背後其實又是與社會整體性文化水平的低下是有著直接的內在聯係的。
俗話說：猛將必出於卒伍。此話是有道理的。在生活中我們常會發現這樣的現象：自己對某個事情的想法往往會與周圍的人所想的是一樣的。其實這是每一個人的主觀必然會受到客觀世界影響所致的結果，這種產生“相同反應”的趨同性在有著共同經曆的社會同期群身上體現得更是明顯。這樣的現象說明了一個人類所共有的認識世界的必然途徑：理性隻不過是客觀規律在我們主觀中的反映，要了解、認識世界就得有一個能反映客觀並正確處理與之相符關係的主觀頭腦，這樣的頭腦非要經過嚴格的從認知何為感覺、何為經驗、何為一般觀念直至何為普遍概念這樣的係統的學習訓練不成。在日常中我們常常可以看見兩個觀點或立場不同的人為了一個常識性的概念而爭論不休，倘若對認識過程中應該有的正確的思維方式有一定的認識的話，這種“損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要有高質量的族群，就要造就一個文明的現代知識環境來為人們提供一個訓練、熏陶心智的場所。有了這樣的場所，社會才會有思維健全的人群，整體實力的提高才有可能源源不斷地產生出出類拔萃的”猛將“來。否則，一個貌似融為一體的轟轟烈烈的公眾社會在本質上仍是個效率低下的“井田”世界。那麽如何才能造就一個具有充沛精神思考力的環境呢？換句話說這樣社會的產生需要怎麽樣的條件呢？
我們來看一些時代性比較明顯的事列。為現在所有的西方思想體係奠定了基礎的古希臘文明是出現在發達的地中海沿岸的貿易和殖民擴張高潮中的，其生成、發育及後繼發展的地區也是與其在巴爾幹半島的南部、小亞細亞西岸、愛琴海周邊的貿易、殖民範圍高度重合的。再看一下對當代西方思想文明、科學生產力產生巨大的、直有接影響的、起步於十四世紀的歐洲思想啟蒙運動也是發生在歐洲城市經濟、資本主義因素已經具備了萌芽、發展的基礎之上的。這樣的物質發展與思想飛躍現象的先後出現，並不是偶然的。我們後人通過對這樣的曆史現象的研究，看到了一種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人類思想之所以是以階段性進步的形式出現是因為與社會物質基礎的積累有著內在的聯係的，物質往往為思想意識的提高發揮了馬前卒的功能，因為物資的積累會促進人的獨立意誌、敏銳的智慧、注重實際的精神和對知識的追求，進而使人的思想意識在諸如哲學、文學、政治、道德及宗教各方麵發生脫變，人們在新的生活環境下必然會對新產生的事物、自然產生的社會現象或遇到的新問題感到用已有的認識不可解釋，或由於新帶來的物質基礎讓他們不再願意讓普遍的規則束縛了自己的願望，或者對舊有的認知解釋感到懷疑需要探明其背後的原因，或想要知道自己既然能走到現在這一步那麽自己的將來到底還會走向何方，在這樣的欲求下所產生的新文化和新思想力又是國家、社稷保持長久的繁榮昌盛所不可缺少的。同時，我們也能看到物資的積累是需要時間的，物資積累得越快，思想領域出現的進步節奏就越緊湊。這也就可以解釋了為什麽有些地區的社會文明會呈現出間隔性越來越小的爆發式的快速循環，而貧窮地區則往往鮮見有劃時代的革命性思想進步的現象。
無獨有偶，在東方社會中，毛澤東先生在他發表於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文中，也為造就“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而進行的設計中，將經濟與文化的關係排序預測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我們也一定還記得在鄧小平先生在改革開放伊始之時提出的精神文明也是隨著物質文明的口號而一同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的。再向前看，中國曆史上幾次由思想解放而造成的社會革新也都是出現在“豐衣足食”之後的，譬如在宋朝，當時朝廷實行"不抑兼並"的土地政策，使土地私有化進一步加快，從而促進了社會勞動力雇傭市場的繁榮，使社會商品經濟和商業化的發展進一步得到了鞏固。隨著這樣的經濟的大發展，宋朝的社會文化也開始進入了大發展時期，在哲學上出現了儒家的理學理論，文學上的宋詞，散文，話本也都有了空前的發展，中國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便是在宋代出現的，這些社會文化事業的成功都是在當時社會的工商化和資本化高度發展的前提下完成的。這樣的社會經濟史和思想史的關係讓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種必然的社會關係和發展規律：物質是文明進化的基礎，精神是文明追求的目的，在社會生活的層麵中它們相輔相成、互為因果，把握得好就會形成良性的循環。這是已被哲思的人們所確認的，也是生活著的人們所能感悟到的。曆史發展的進程是有著它自己的邏輯的，而急功近利地操作、無的放矢地試探都是感性的產物。
就在不遠的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一場“史無前例”的旨在由精神力替代物質基礎的在本質上是唯心性質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是一場從文化領域進而影響到社會生活的理想主義的實踐，不過它的效果並不如設計者原來所想象的那樣，由於違背了客觀事物發展的“物質是基礎”的基本規律，所以其結果是從物質到精神都在全社會出現了全麵性的和曆史性的悲哀。這個運動在人文領域裏造成的倒退後果更是至今都難以磨滅。隻要看看某些即使在西方社會混跡多年的華人，思維方式的混亂之極，常常使他們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維陷阱，說事全憑感覺，用感覺代替了思維、意氣代了理性、先驗的視角、視一般經驗為本質真理的謬誤在於他們更都是司空見慣的社會性思維活動，明明是低級趣味的話題卻往往會擁有極大的讀者市場，他們感興趣的是聲色犬馬而不是深刻的思想力，有些言論更隻是為了圖個感官痛快，這些大轟大嗡式的群體性思維方式，胡攪蠻纏式的爭論形式就是非理性的“文革”式思維結果。如此的文化氛圍，怎麽會有明心智的效應出現？更不用說吸收其它外來現代社會常見的基本思維工具在我們這個群體中會得到有效的使用了。
也許有人會說，要有強大的文化和思想力用來作什麽？沒有那些我們現在不是照樣是世界老二了嗎？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就讓我們再看遠些。我們隻要將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卻又如雲似煙飄散而去幾乎沒有給今天留下什麽的世界強國羅馬帝國來和今天的中國作一下比較就可以找到答案了。當年的羅馬帝國是何等地強大，攢聚了來自地跨歐亞各地貿易網絡的財富，擁有靠武力征服的多到派不出有足夠的執政官去統治的行省。可是羅馬人從來就沒有、也不曾想要建設有自己的哲學思想體係，他們隻是信奉修正的實用主義者或者說是折中之道的追隨者，“他們在哲學上尋求和發現的隻不過是行為準則和管理的方法。”他們喜歡東拚西湊地實行對自己胃口的拿來主義作為自己的統治特色，而不願意對自己的理念進行縝密的有體係的邏輯性抽象思考，使之成為有序可循的強大思想精神武器，從而整個社會就成為隻有碎片化的經驗常識可依而沒有恒固係統的精神信仰為支柱的看似兵強馬壯實則族群鬆散毫無凝聚力的社會，一旦帝國受到“蠻族”的攻擊須臾間就亡國滅族從物質到精神全然地蕩然無存了。今天中國毫無信仰可依的社會文化結構幾乎就是這樣的一個相同的翻版。“三個和尚沒水吃”這樣的故事隻會在低端思維方式導致的社會裏出現，是不想吃眼前虧或不願失去形式上自身自由的產物，如果在能理性思考的社會裏導致的必然會是合理的合作，因為事情的本質是三個和尚都有不想被渴死地活下去的願望。所以思維方式的不同，結果就會不同。成大國大族，靠感性的思維、靠量的積聚是不難做到的，但要成強國強族就非得要將感性思維轉換成更高一級的能抽象的理性思維不成。否則不要說隻能是被人看低的紙老虎，就連眼下的家當恐怕也難以能保持長久。為此借用禁煙英雄林則徐的話來墊鋪，我們該要有像別人那樣的甚至比別人更遠大的目光。台灣的柏楊先生曾揭露過中國人的醜陋，但他沒能指出這種醜陋的根源之所在，這裏我可以借助我在上麵的分析為大家來揭示出這種醜陋弊端的根本原因：中國人的醜陋在於中國人的倫理觀是建立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之上的，因為感性知識帶有極大的局限性、不具備普遍性，所以中國人憑著這樣片麵的理論在處理社會事務、人際關係時必然會有捉襟見肘的局促和難堪、中國人才會有致社會於鬆散的說一套做一套的虛偽。所以，我們應該看到獲得比感性更有效更高階的理性的重要，而豐富的物質基礎是理性精神對感性思維揚棄的前提，物質充裕了就應該會有、也必然會有精神飛躍的產生，但它不一定就會朝著正確的層麵去發展------一如羅馬人那樣，人們要做的是有意識地不失時機地讓它向應有的方向去發生，因為精神的騰飛才是創造力的根本之所在。
以前外族常嘲笑華族缺乏創造力，事情確是如此。人被其歧視的表麵原因當然會是社會的落後了，而落後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則是因為文化結構的關係，而文化的醜陋又是因為了愚昧、是由於思考力的不逮，落後的思考力無非就是我們隻會用眼睛和耳朵去思考的感性思考，感性動物的特征就是表象地形象思維的動物思維，所以它所能見的世界必然是片麵的，膚淺的。而高級動物的思維方式是有抽象能力的思維方式，是用腦子去想見的，當然不是胡思亂想，而是通過辯證的，邏輯的方法去推理出來的。所以它所能見的事物就會是較全麵的、較本質的。一個可以拿來用作證明的現象是，當我用形象的語言在新聞論壇裏發言時就會引起討論，就連小編也會積極地加入。可是當我用哲學的語言去描繪同一種社會現象時就絕少會有跟帖，為何？皆因一些讀者的思維方式“力所不能及”也，還可以用這個例子繼續來說其原因，由於得不出個結論來，那個小編要我去看一段錄像再來辯論，而我對他的要求是去讀一些有關的書籍再來討論並向他明言這不是出於傲慢，我們之間有什麽不同呢？根本的不同在於-----也就是雞同鴨講所以談不攏的原因在於也就是我向他挑明的：他是習慣用眼睛去想，我懂得用腦子來看。為什麽現在華人有錢了還是被人看低？因為我們中大多數人還沒有有意識地讓自己的思維方式更上一層樓。許多人來到西方社會多年了，天天喊著要融入社會，可是他們融入了嗎？除了能做到穿洋裝、吃洋餐、說洋話外，別人還是看低他、不認同他，為什麽？他的思維方式與別人的不同是一個主要原因，不同的思維方式造就不同的人。
由此可以結論，人類思想方式、方法的提升是要有條件的，有意識的思維是應該可以、也隻能是從物質的進步中獲得揚棄的發展機會的，因為不斷發展的物質繁盛它需要不斷深刻進行著的思維方式才能厘清物質社會的各種關係，它不該也不會錯過或放棄這樣的機會，而精神文明也就在這樣的需求中、在不斷的對自然的發現中將物質世界引導到一種符合理性秩序的境界中去。中華民族在當前從大國戰略轉換到強國戰略的主觀上、也在經過了幾十年的物質積累後的今天普遍地達到了小康社會和社會分層的基礎上、更是從以往的曆史經驗的前車之鑒的儲備中已經具備了讓全民性的社會文化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提振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和社會環境。這樣的更上一個台階式的提振是一個民族真正地走向世界曆史舞台所必不可少的，何況這還隻是一個追趕世界的一小步驟。回想一下，中華民族可以稱得上是有?思想意義上開化的最近一次記錄大概還是在能“與王者埒富”的春秋時代吧，這也就是為什麽西方人會說中國人的哲學至今隻是一種沒有體係的感性經驗哲學。事實也確實如此，曆史上西方偉人層出不窮，而中國則往往要“幾百年出一個”。荒蕪的土地上能長出什麽壯芽來呢？呼喚“猛將”就要造就有社會凝聚力的“群英”社會環境。就一個由儒家文化熏陶而成的社會而言，在現階段造就這樣的環境要的還不是人性的改變，要的隻是有正常運行的社會關係，其現實意義在於思想力的解放。要形成這樣的社會是需要理性的文化來滋潤的，以現在華人世界已具備的條件而言綱舉目張地推行一次整體意義上的、由表及裏的民族文化教育或自省提振運動是正當其時的，古希臘哲學思想是在相似的背景下如此推廣的，歐洲思想啟蒙運動也是在相同的條件下展開的。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不應失去這樣的曆史機遇，應該不失時機地催生一次不似“文革”的文化革命，讓更文明的思維方式就像新鮮的血液一樣沁入到早就該吐故納新的古老民族文化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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