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當今世界上社會文明發達的國家，中國社會文化領域的發展是相對地緩慢的，這主要是由於從秦末以來緩慢的甚至在認識客觀的意義上來說是毫無進展的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拖了後腿，在前人創建的基礎上沒有繼續發揚光大出有意義的新哲學觀念來。哲學是統禦社會各領域思想文化的龍頭，它自身的健康狀況、發展方向都會影響到整個社會曆史發展的方向、進程和質量。從今天可以摸索到的先進國家、地區的社會發展史得出的結論來看，它是主導著文化、科學、藝術、教育、政治等各領域如何進行研究、發展的思想方式方法的靈魂，走錯一步便會影響後世全局。
早在先秦時代，華夏的先人們就已經能將天地四方在政治地理概念上用“四海”來表達構成同一政治體的國家，在人文地理概念上則用“四荒”來表示那些處於本國政治體製之外的地方，能用這樣的概念分類和表達方式來表述地理的範圍、相對的方位，用“四海”和“四荒”去構成世界，在當時尚無法進行地理測繪的社會中，完全是受惠於當時華夏文明所能達到的思維能力，說明了中國尚處於樸素狀態中的哲思價值和與政治、人文的緊密關係；在文學方麵，那些諸如《詩經》、《楚辭》等浩瀚如海的中國古籍更是當時人文思想對情感生活所能表達描述的巔峰之作；拿科學技術來說，哲學和科學的關係更好像是人類曆史發展的一文一武的兩條腿，前者耕耘在意識形態之內，後者努力在社會實踐之中，它們相互間提供著對方發展所需要的養料，哲學提供科學以認知的方法，科學則提供哲學推理以立足的依據。猶如中國古代不是沒有哲學一樣，中國古代也不是沒有科技的存在，除了人皆所知的與生活領域戚戚相關的四大發明外，還有許許多多的通過實踐經驗造就的科技成果，譬如水車、曲柄、地動儀等等。在西方，希臘哲人們也通過對永恒和變化、原子和空間的哲思，也為人類找到了辯證法這一可以通向真理的工具。所以，哲學思維所能達到的深度與代表了社會發展力所能達到的高度是成正比例的。
遺憾的是這樣的“正比例”沒能走得太遠。中國漢代以來的後世哲學家們卻將自己思維能力禁錮在了內心感應萬物的唯心階段而未能再通過客觀世界向哲思的核心深入一步，喪失了在前人的基礎上向大自然再歸納、再假設、再推出前瞻性指導思想的機會，把研究的目光專注在了唯心的宇宙論和社會關係的倫理領域裏，原來並駕齊驅的華夏文明與希臘文明開始分道揚鑣了。華夏大地上那些出自農耕文明的經驗哲學諸如淺薄又不求甚解的認識觀，缺乏運動概念的宇宙觀、沒有其它理論相證相佐而猥瑣的處世觀，它們在沒能經過時間和自省考驗形成體係前就被後人以崇拜恭敬的態度固定接受下來並授與了他們自己的後代去傳承，那些繼承者們除了並沒有將先輩的認知在實踐中繼續加以檢驗完善外，還將它們生吞活剝地加以神聖化後導入了完全脫離了社會實踐的唯心領域中去了。這樣一來在無意中推卸了為科學開道的責任，二來也是阻斷了其自身發展的後勁。中國哲學在沒有質疑的思維狀態中滿足於用先古神話來解釋自然而無意對其擁有自己的假想和批評，這當然不會對科學的發展會有什麽益處，反過來也得不到科學反饋的幫助，沒有了正確、大膽、前瞻性的理論指導，科學的冒險精神也就失去了思考的基礎和方向，大踏步的進步也就成了空想。中國哲學在這關鍵的一步沒有邁對方向，接下來必然就是整體性地陷入了唯心自閉的陷阱，最終哲學和科學隻能是各自為戰，不成“東西”了。隨之，其它的社會文化領域也就受其影響而結不出令人瞻目的碩果來。這在從甲午戰爭到今天的中外各領域的競爭接觸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反觀西方哲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由自然的泛神論起步到後來對自由空間的假設，由多元世界到二元宇宙的推測，用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一步步地幫助科學走向了客觀唯物的真實世界，進而這種客觀務實的精神在以後的各個領域中生根結果。
要探究為什麽中國的哲學研究會停留在感性認識的階段，會回避本來再自然不過的探索自然的問題而一股腦地走向了向人內心要答案的唯心世界，這就要再回過去看看另一個關鍵問題：東西方啟蒙的起始點。在西方思想史上今天可以追根尋源的比較靠譜的合乎理性的思想源頭是公元前六世紀泰勒斯和他創建的米利都學派；而在東方，公元前六世紀是西周末期與春秋初期，那也是個思想大發展的時代，諸如儒、道、墨、法、兵、陰陽、縱橫、農、雜家所代表的各種思想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是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基本上可以說東西方文化啟蒙的時代處於相同的時代，而西方出現的有裏程碑意義的蘇格拉底卻要比同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東方的孔丘卻要整整晚了一代人。所以，東方智慧在起步階段的時間點上一點也不輸給西方的，在這個時期的東、西方思想發育水平基本上是並駕齊驅的，當時的華夏地區思想發育活動是行進在正常的曆史軌道中的，它的思想力與當時的生產實踐活動還是相符的。所以，很明顯的是中國哲學不是輸在起跑線上，而是輸在跑的過程中。在這個跑的過程中，由於儒家的治世理論相比較而言是符合了中央體製的治國理念的，所以從戰國後起，除了統治期不長的秦朝，“獨尊儒術”基本上就成了中國世代統治者的座右銘。由於一家獨大而百花刹，所以思想領域從此也就再難有來自其它學派的客觀爭鳴、學術討論生存的空間了，由儒家主導的唯心史觀自然就代表了當時的哲學研究的主流了。這也可以看成是中國特殊的“政教”關係，就是這樣的得天獨厚的“關係”使得中國的哲學停留在了“吾心即世界”的認知階段。
即使認知能力的欠缺不能讓人恭維，但也不可否認的是世界上能走到今天的民族都是會有自己的思想的，這大概也是大多數中國人自豪底氣的來源出處。不過仔細觀察之下就可以發現處在大相徑庭的發展進程中的各民族，並不是每個民族都有自己成體係的思想係統的。黑格爾曾經嘲笑過中國隻有經驗哲學，此話是一句可以淺析也可以深解的話，這裏就按學術的角度來看其中含義：中國哲學的思維能力還是處在感性的詩歌、神話時代。這不是空穴來風的說法。在今天的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中有幾個不是在博弈中放棄了自己的思想習慣而接受了歐洲思想體係的？倘若還沒有或還不願意接受的也隻能是徘徊在感性或半感性半理性的思維狀態之中，談不上什麽知覺、判斷、推理的係統過程。為什麽會有如此的現象？答案就如上麵剖析過的那樣：許多民族在它們的思想發育過程中並沒有或還沒有真正地超越過神話階段，它們----也包括了中國的思想理論，主要是由神話發展起來的倫理觀在起著支撐作用，而這樣的理論是不會允許有批判和反思的土壤存在的，所以它們既無能力超越感性的經驗階段去接近歸納觀察事物本質秩序的理性，也沒有相佐的理論來助其完成探討人性和自然的任務，當然也就談不上解放出讓人走向自由的邏輯思考的能力了。由於缺乏了這樣的自我審視的思維，中國哲學就無法成為具有探知知識性、真理性的完整體係，隻能是一陀陀支離破碎的經驗哲學，它們在如此的環境下無法成長，也無法自我修正。作為對比，用那個時期希臘哲學代表人物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的哲學係統來描述一下：它應該是擁有批評的、理性的、人文的再加上主觀作用和主客觀相映襯的二元的特征的。成體係的思維是如此地重要，它可以明辨，可以從感性的一般觀念通過正確的思維工具歸納出帶有普遍性的概念來。遺憾的是東方哲學長期地處於唯心的和表象的經驗哲學階段，是因為缺乏後繼力量將前人的成果去體係化，缺乏了其它哲學理論支撐的社會形態隻能長期地由單一的倫理觀理論來維持，至關重要地如認識論、形而上學、目的論、心理學以及該有的物理、生物等等方麵的探討更是無從談起了。而氣息奄奄的缺乏想像力的科學實踐活動就始終隻能處於小打小鬧的補鍋鋸碗的層次之中。這就是中國哲學在先人已經為我們啟蒙了的基礎上無所作為的後果。從此，我們的哲學就成了僵死的哲學、不能與時代同行的固定符號。作為演繹，我們有很多人就會顯得不是“粗鄙”就是“天真”，至今不知理性思考為何物，沒有學會如何用理性的思考去替代感性的衝動，譬如直至今天，還有那麽些人張口辯論卻連基本的自洽意識都不具備，討論一個問題卻連如何圍繞一個概念都做不到、讀一篇短文連中心思想都抓不住，就遑論理性地追求事物的內在秩序了。有網友回應我上周的拙文《我們的文化敗血症》時說中國的文化基本上都是糟粕，也有網友說中國的文化落後是由於教育的問題。現在看起來都不是，那樣說是即沒能看見事物發展的應有的過程和所處的階段，也沒有跳出那些“放棄”了的先人們的思維循環而對自己之所以存在的現在和將來沒有了信心所致。原因應該是由於我們缺乏開拓出探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事物本質的能力而仍然在使用著靠隻限於一隅的經驗所形成的在現在看來是既淺薄又不成熟的感性認知力去麵對世界，所以才造成了我們在現今已經進入到理性世界的新環境裏的笨拙------不曾擁有過的怎麽有可能拿來教人？尚未完成發育的怎麽會是糟粕？所以，要說中國文明為什麽會發育不良，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哲學發展停滯了，荒謬哲學的結果就是讓社會文化去走彎路，甚至是歧路。這也是為什麽我們總是處在"最危險時刻"的原因。舉個例子，今天的華人社會是個被世人蔑視的“散沙”社會，不能不說這也是落後的思維能力造成的。由於華人哲思文化的落後，使得人性中該有的社會衝動被狹隘的自保衝動所凍結所淹沒，它使人疏於社會生活，無視社會義務，看不到普遍的族群利益和個人的特殊利益之間互為表裏的關係，所以華人社會人際關係淡漠，失去了凝聚力的社會其社會公義也就蕩然無存了。而在西方社會，二千三百年前古希臘的斯多葛關於理性公義社會的哲學理論至今仍是社會和諧、公義、法規文本的建設基礎。中國哲學的病態大致是從春秋戰國以後開始的，可以說從那以後的中華民族族群中每一個使用著中華文化的子孫對此文化的中道失落應該都是負有責任的。
中國的落後不是從被打敗的甲午海戰那一刻開始的，而是早在遭此恥辱之前就埋下了禍根的，可謂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樣的曆史性的頹廢現象不能僅歸咎於某一朝某一代，甚至於某一黨某一派的失誤。從我們上麵透過社會文化全麵失落這個表象往其背後去探究的結果已經可以發現，禁錮我們讓我們文明落後的思想根源是在於我們常盲目引以自豪的那些古老僵死的哲學理念上。這當然不能怪我們那些原創開拓者沒有一次性地完成思想體係的全過程，因為時代是有局限性的------這當然包括了思想認識。可以被責怪的應該是所有後來人的無能，這也是為什麽我們總是拿祖先的業績來炫耀的根本原因，因為我們隻有過一個孔子。亞裏士多德說過：比速度更重要的是方向。中國古代哲學的誤入歧途對我們今天的認識能力和科學探索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斷代性的致命傷害。不思進取的後人們教條地堅信自己奉行的乃是無堅不催的萬世法寶並以此去行走在早已是一日千裏的時代裏，我們怎麽會不輸給堅船利炮？怎麽會有與人抗辯的理性哲思的頭腦？怎麽能不在全球“森林化”的環境下淪為二等公民？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而還沒有過去的就不應該像過去的那樣過去了。眼下的西方能有今天，是皆因曆史上有過的兩次影響深遠、起到推動曆史進程的關鍵的思想文化運動：一次是在公元前六世紀的古希臘文明時期，在這個時期的主要文明萌芽的領域是建立在由於發達的國際貿易和殖民地開拓基礎上的哲學思辨的大發展。另一次是此去尚不太遠的歐洲中世紀站在羅馬人文主義基礎上的、借助於當時科學昌明成果的文藝複興思想啟蒙運動。這兩次思想領域裏的大變革都是借助了當時的經濟進步和科學進步才得以發生的思想進步，起到了扭轉乾坤的曆史性推動作用，很難想象倘若沒有這兩次先後為序的思想飛躍歐洲能有今天的成績。相形之下中國嚴格意義上的思想運動隻有過一次亮麗的起跑。不過無需氣餒的是曆史現在又賦予了中國另一次飛躍的機會。單就經濟能力和科研能力而言，今天的中國也同樣地具備了在自己曆史上並不多見的可以媲美歐洲那兩次飛躍所具有的經濟和科技條件。唯一的不同之處僅在於在歐洲是學而優則士-----人才散見於社會，從米利都學派到培根、黑格爾都不例外；而在中國則是學而優則仕-----人才大都集中或遊幕於中央體係內或受其影響的範圍內，從孔子到程朱再到近代的馮友蘭、金嶽霖都是如此，這樣的思維性社會活動，在西方社會是隨著社會的自然發展而發展的，在東方社會中往往是由社會文人士大夫借由統治係統發動推行的。既然條條大路通羅馬，那麽在經濟、科技客觀條件都能夠滿足人們進入精神鄰域去探索的檔口，中國政府就有責任、有義務不失時機地去推動一次綱舉目張式的社會文化運動，讓人們的思想方法和行為方式有一個脫胎換骨式的進步，以完成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強起來的曆史性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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