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1989年六四事件研究

 

  • Li Yi,-- (2005).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OCLC 6247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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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毅,-- (2008). 《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與演變》. 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 OCLC 3140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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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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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中國社會分層與1989政治風波

 

多數有關天安門風波的研究都說這是一場學生運動,而忽略了多數參與者是幹部。其實,看一看統計就清楚了。根據不同的研究(Oksenberg, 1990, 325; Lin, 1992, 33; Zhao, 2001, 126)估計,當時全國共有二千多萬人上街。在1989年,中國隻有208萬在校大學生(大學生也不是人人都上街了);其他上街的人大多數是幹部(及其市民家屬)。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幹部為什麽要上街?通貨膨脹和官倒是1989政治風波的直接社會經濟原因。農民和工人當時主要是改革的受益者,沒有上街。幹部上街,主要是反對“雙軌製”引起的官道和腐敗。1987年十三大以後,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搞了“雙軌製”。這個雙軌製來自於“價格改革”的思路。

當時多數專家主張“所有製改革”的思路,即通過所有製改革,改革國有企業,變國營工廠為獨立的商品製造者,發展集體和私有企業,從而增加供給。國家在供給增加以後可以自然而然地逐步取消國家的價格控製。極少數專家主張“價格改革”的思路。“價格改革”思路認為所有製改革的步子太慢,過於謹慎。計劃經濟之所以是計劃經濟,就是因為國家控製了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國家定價不能反映商品和服務的真實價值與需求。如果放開物價,在一個不長的時間裏,價格自然與價值相符(類似於後來俄國的休克療法),中國的商品經濟隻要一年就可以建成。

兩種方案上報中央,結果令人吃驚:總書記趙紫陽支持不被看好的價格改革方案。人們急切地期待鄧小平的最後決定。鄧小平並不主持日常經濟工作。在會見一位外國領導人時,鄧小平表示,他從來堅定支持改革,支持為改革而闖關。人民日報第二天在頭版頭條發表了這條語錄。全國性的惡性通貨膨脹由於價格改革方案可能要在全國推行應聲而起,幅度之大如同大躍進之後的食品黑市。

比通貨膨脹更加可惡的是“雙軌製”引起的“官倒”。根據“價格改革”方案,從政府定價到市場自由定價之間有一個不長的過渡期。在這段時間裏,每種商品有兩種價格:國家定價和市場定價。這裏以一個國營電視機廠為例:彩電的國家定價是1800元,市場價格達2600元。一個電視機廠的國家生產配額是每年二十萬台。工廠應該以國家定價賣給國營商業部門二十萬台彩電。由於“雙軌製”,如果工廠生產超過二十萬台彩電,工廠有權在市場上以市場價格賣掉超產的彩電。主張“雙軌製”的人認為,一方麵,這樣可以刺激國營企業生產更多的產品;另一方麵,它將使真正的市場經濟到來得更快,因為過了這個短暫的過渡時期,國家定價會被取消,市場價將是唯一留下來的價格。

這些設想從來沒有變為現實。在現實中,關鍵是誰能以1800元的價格拿到在市場上價值2600元的彩電。工廠或主動或被動地把價值1800元的彩電賣給上級領導、地方政府、公檢法、廠領導的親戚朋友、行賄商家等,視這些人的權力大小和他們同廠領導的親疏遠近而定。這些人得到便宜的彩電後,或許以2600元的價格轉手,輕鬆賺大錢。這就是官倒。很快,彩電在官倒的浪潮中成了小兒科。大宗商品例如鋼材、水泥、糧食進入這場黑市風暴。政府定價和市場價之間相差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這意味著,中國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成了黑市。霎那間, 中國所有的黨政機關、國營企業全都卷入了這個巨大的黑市。

盡管通貨膨脹和官倒影響到了所有人,事業單位幹部是受害最深的。對於農民來說,雖然化肥和種子漲價了,但糧食和農產品也同時漲價了。在通貨膨脹之中,大多數國營企業,不論質量和價格如何,產品大多都能銷出去。許多國營企業獎金豐厚;短期以內,生活日用品的通貨膨脹自然不是好事,但還在可以忍耐的範圍之內。而對於機關和事業單位的職工,例如在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幹部來說,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們受害最深,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當時他們沒有額外收入。二是彩電和冰箱價格是上漲了100%到150%。當時許多幹部家庭為了購買這兩種耐用消費品存錢,因而彩電冰箱漲價使許多幹部家庭感到恐慌和憤怒。連普通中國老百姓都能感覺到可能施行的價格改革方案已經擾亂了經濟秩序。1988年1月,原定通過價格改革方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例會否決了價格改革方案,並通過決定反對腐敗官倒。

1988年6月1日,中央為反對腐敗官倒發布1988年5號文件。中央文件是中國位階最高的行政文件,大致相當於美國總統命令。文件隻有一頁半。文件從一開始就強調,“確有少數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黨的幹部,弄權瀆職,敲詐勒索,貪汙受賄”。“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將陸續出台。黨和國家機關能否保持廉潔,關係到人心的向背和改革的成敗。”文件號召各級黨政機關將反腐敗作為一項重要的日常工作。

然而法律和文件都不能阻止官倒腐敗狂潮。顯然,這不是少數幹部腐敗的問題。是雙軌製在每個層級上造成腐敗。這就是1987年十三大到1989年4月之間大學生上街前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

大學生上街之後,幹部上街聲援學生,且幹部的人數比學生多十倍。各地遊行中出現了不同的口號,但有一個口號是共同的,即“反腐敗!反官倒!”。幹部和學生呼籲領導人解決係統性的腐敗問題。幹部和學生呼籲,如果係統性腐敗的問題不解決,共和國將喪失天命;但上街遊行造成的混亂局麵看起來就像文革動亂。

如同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前之後的同類社會運動,這場風波是個中國的“士”的精英運動,而不是多數中國人民參加的社會運動。把它說成是追求民主的人民運動是不對的,是不符合事實的。我親眼目睹了這個運動。幹部沒有要求實行全民普選。幹部沒有要求讓農民和工人普選。幹部沒有要求取消隔離城鄉的戶口製度。更重要的是,幹部沒有要求在中國建立市場經濟。不少幹部都上街了,不僅支持改革的上街了,反對改革的也上街了。

鄧小平對反腐敗和反官倒非常堅決,但他不能允許爆發另一場文化大革命式的動亂(Oksenberg, 1990, 205)。趙紫陽沒有采取堅決措施結束雙軌製,也沒有采取堅決措施結束遊行。在幹部上街一個月之後,鄧小平啟用江澤民,替換趙紫陽。1989年5月19日北京實行戒嚴,北京的幹部就不上街了,但有些城市還不平靜。有兩千多無人領導的學生,非法占據天安門廣場。5月24日,鄧小平讓楊尚昆告訴軍隊將領:這是一場動亂;北京出現了兩個司令部, 有如文革大動亂之前的形勢;天安門廣場的混亂狀況必須盡快清理(Oksenberg, 1990, 320-327) 。

1989年六月四日,部隊出兵清場,天安門廣場兩千多學生沒有一個人傷亡。在部隊從郊區向天安門廣場的行進過程中,一些人,主要是北京待業青年,使用棍棒和石塊阻止軍隊行進,於是出現傷亡。芝加哥大學社會學係趙鼎新教授的最新研究表明,從上到下,軍隊得到的嚴格命令是不許開槍,但當受到待業青年的攻擊時,一些士兵和下級軍官失去耐心,自行開槍(Zhao, 2001, 202-205)。根據官方統計,326名平民死亡,根據非官方估計,死亡人數可能是九百至一千。死者中極少有大學生。

六月四日之後,政府稱那些試圖阻止軍隊的人為“反革命暴亂”。在北京和各省省會進行的公開審判中,幾十個打砸搶分子被判處死刑,他們中沒有一個是幹部或大學生。簡而言之,盡管幹部和學生是上街遊行的主體,他們並沒有受到懲罰。幹部的參與在正式官方文獻中被省略了。從頭到尾,鄧小平一直說:“學生是愛國的。他們要反腐敗。這也是我們想要做的。”

這場運動喚醒了所有最高領導人。很清楚,運動的根源是兩件事:“雙軌製”和“官倒”。198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布1989年8號文件,清理整頓官倒公司。黨中央、國務院成立全國清理整頓公司領導小組,辦事機構設在國務院,領導對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所屬公司撤銷、合並的工作。同樣,各地區、各部門也要充實加強領導機構和辦事機構,由各省省長(自治區主席、直轄市市長)和各部部長負責。經過幾個月完成了這項工作。

更重要的是取消導致官倒公司的“雙軌製”。1989年10月18日,中央發文取消36種與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商品和41種重要工業生產資料的“雙軌製”。這77種東西的價格改由中央控製,立即執行。36種商品包括:糧食、食油、棉花、棉短絨、黃紅麻、邊銷茶、綿羊毛、牛皮、生豬、麝香、甘草、杜仲、厚樸、食鹽、食糖、名酒、卷煙、煙葉、棉布、滌棉布、中長纖維布、呢絨、膠鞋、洗衣粉、普通燈泡、鐵鍋、元釘、鐵絲、化肥、農藥、農膜、汽油、煤油、柴油、潤滑油、市場用煤。這些是同當時城市居民和農民日常生活最為相關的重要商品。41種重要生產資料包括:鋼材、鋼坯、生鐵、銅、鋁、鉛、鋅、錫、銅材、鋁材、鎳、鎂、鉑族金屬;煤炭、焦炭、重油(包括燒用原油);木材、水泥、金剛石;硫酸、硝酸、純堿、燒堿、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ABS樹脂、片基滌綸樹脂、新聞紙、凸版紙、紙袋紙、橡膠、輪胎;汽車、拖拉機、電線、電纜、工業鍋爐;報廢汽車、軍隊退役報廢裝備。這些是影響工業品最終價格的最重要的生產資料。

在實行雙軌製期間,官倒公司通過這些商品聚斂了大量財富。直到今天,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賺了多少錢。在取消“雙軌製”並廢除官倒公司之後,通貨膨脹很快得到了抑製。但是,少數已經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的幹部,幾乎沒有人受到懲罰。他們成為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中國社會,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號召加快建立市場經濟之後,天安門政治風波這一頁曆史就完全翻過去了。今日中國的多數精英在1989年自己就上過街。語言也變了。官方的定義從“反革命暴亂”改成了“政治風波”。風波在中文中是個非常中性的詞匯,意為不利於社會政治穩定。

1993年以後,在實際生活中,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變成了“一切向錢看”;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的士這個階級,在十年之內頓然消失了。這將是下一章要討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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