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源於一次偶遇
1969年，我們將去延安插隊了。公社接人的張主任住在東四一家小旅館。
我那天晚上去找張主任，聊幾句即將前往的公社。聊得挺晚，告辭回家時已經半夜12點多了。時間太晚，已經沒有公共汽車。我就決心走著回家，半夜步行，另有一番情調。那一晚，天氣寒冷，北風呼嘯。但從東單，沿長安街，頂風走了幾站地。到西單的時候，忽然饑腸轆轆，才想起來今晚還沒吃晚飯呢。路邊，慶豐包子鋪人群熙攘，熱氣哄哄，推門進去，一看，排隊的人還不少，趕快排在隊尾，隨隊緩慢移動。快到櫃台了，拿出錢包，卻發現沒準備太多錢，再說，也沒帶糧票。不由感到尷尬。舍棄排隊？已經快排到了，真不想放棄，繼續往前排？沒錢，沒糧票，馬上要被人轟出去。正在為難，一個高個子出現在眼前。
大個子很高，必須仰頭看他的臉，戴著一頂高幹子女最愛戴的那種水獺毛將軍帽。一看就不是平常人。
那人直接走到我麵前，直接問我一句。
“沒帶錢？糧票不夠？”
我點點頭，但又感到必須拒絕。因為，我跟他素昧平生，憑什麽要他幫忙啊？將來也沒法還人家呀？我搖搖頭。
他已經掏出錢包，數出幾毛錢，幾張糧票，遞給我，我還在猶豫，他卻說，“不認識啦？咱倆是發小啊。 ”
我徹底傻了。明明素昧平生，明明不認識，怎麽成發小了？
“西單，手帕胡同，你家住北屋，我家住後套院。”
我還是毫無印象。住手帕胡同的時候，我還在幼兒園呢。不但幼小，而且，幼兒園是住宿，每周才回家一次，對院裏的小朋友，真的一點印象都沒有。
看到我迷茫的神情，他徹底放棄了。把錢和糧票往我手裏一塞，甩了一句“我是張某，這錢你別還了，去買吧。”
幾毛錢，幾兩糧票，今晚救了我。邊吃邊使勁回憶。腦子裏對這個人真的毫無印象。連點影子都沒有。
小時候住在手帕胡同，由於在部機關的幼兒園，成天住在幼兒園，腦子裏多數印象都是幼兒園的老師，小朋友，加上小時候太內向，對手帕胡同的唯一印象，反倒是家裏的保姆。
手帕胡同是爸爸的私房，過去，爸爸是一個公司的老板。
這家公司是中共北京市委地下工作的掩護機關，部機關成立以後，共產黨員身份公開，爸爸也自覺將私產交給國家。部機關正沒有宿舍，就特許把這套私房作為機關宿舍，我家繼續住北房，院裏其他房子分給其他幹部居住。但印象裏，住在這個四合院裏的都是普通幹部，後套院住的似乎也就是處級幹部。院裏，反而爸爸的官職還是最高的。沒過幾年，部裏建了宿舍樓，我家立刻搬到機關幹部宿舍。
這個宿舍大院一共四棟樓，樓層四層，所以，每棟樓住幾十戶人家。這個大院形成了我幾乎全部少年的記憶。
過了幾個月，我再次見到張某。他全家也搬到這個宿舍大院了。再次見到他，我們兩人倒沒有親切感。因為，那時候爸爸正挨鬥被整，因為爸爸的所謂曆史問題，剛一建國，爸爸就成了運動員。挨整的原因居然是，爸爸年輕時，參加了一個人秘密組織的抗日軍隊。被任命為上校參謀長。隊伍還沒出發，那個人已經被日本憲兵隊抓住，拷問了一夜，第二天被槍斃了。
這個人是誰？共產黨？國民黨？無黨派？甚至是有幾個錢的私人，因為恨日本人，異想天開地想拉起一隻抗日武裝？
這個人已經被日本人槍斃了，無處去調查，爸爸這段曆史，成了沉重的曆史包袱，被爸爸扛了一輩子。也由於這個曆史問題，爸爸幾十年沒獲得提升。
張某搬到我們大院後，一直低調。除了幾個高官的孩子，他幾乎凡人不理。對我當然也不屑一顧。
這時，忽然明白了。小時候，爸爸級別還算比較高。隻是後來發現曆史問題了，才被貶低。張某跟幼小的我有點交情，感情是因為爸爸當時官階還夠高的緣故？
文革大院孩子混鬧，闖出不少禍事。多數故事，被我納入長篇小說“黃歌時代”，張某很快和大院孩子頭的高幹子弟密切交往，他們好像共同語言挺多。再次見識張某，是在他家，大院孩子聽他講《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略問題》。平時，了解院裏幾個孩子跟國級高幹過從甚密。張某告訴我們，這是他們正在研究的題目。
但我覺得這個題目，離我們的生活太遠，文革初年，我們確實喜歡那句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
世界者，我們的世界
但我們從骨子裏不喜歡戰爭，厭惡戰爭。所以，聽得三心二意。張某一夥反倒津津有味，樂此不疲。
這時，我已經充分了解到了。野心，是需要從小培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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