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會*鬥獸場*墳場------回望北洋的“代議”國會與胡適的“努力”周刊（下）》

《努力》周刊初試啼聲就以它的《努力歌》一鳴驚人、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來的重聲合唱就更是為曆史留下了重重的一筆。在緊接著的第二期《努力》周刊上，馬上又刊登了由胡適執筆，丁文江、王寵惠、李大釗、蔡元培、梁漱濱等16位社會文人賢達聯署的代表著北京教育界、學界給社會大眾的公開宣言，著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就此誕生。這篇有著重大意義的曆史宏文敦促政府、國會要以社稷、民族利益為重，放棄門戶利益、黨派成見，為民眾做出政治家因有的貢獻。全文如下：

 

一，政治改革的目標

我們以為現在不談政治則已，若談政治。應該有一個切實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標。我們以為國內的知識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說明（全民政治主義也罷，基爾特社會主義也罷，無政府主義也罷），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應該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義

我們所謂的“好政府”，在消極的方麵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麵是兩點：

          （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

 我們對於今後的政治改革，有三個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為這是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因為我們深信“公開”（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因為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劃地漂泊，因為我們深信計劃是效率的源頭，因為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劃勝於無計劃的瞎摸索。

 

《我們的政治主張》發表後，在社會上立刻引起了轟動，除了在京的知識界作為對胡適“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呼籲的響應，有眾多的大學校長、教育界的頭麵人物也紛紛相繼發表聲明支持這份宣言的發表。這份宣言的影響力之大還在於它還透過了知識界進一步影響到了作為當時國家的中堅力量的工商界。其中表現尤為突出的是湖北和廣東的商界，它們紛紛以商團的形式組織起來使之成為參與社會政治的平台，並將商團由內部運作取得的經驗在尚無“中國特色”的意識下用於作為國家議政雛形的省際地方議政中去，作為一種管理雛形而言商業團體對於民主政治的認識和在諸如選舉、評議、提案、議論、表決程序、監督、預算費用的籌集、處理等等實際操作能力方麵可以說已早就淩駕於北京尚在模仿、探索西方政體中的政客們所能展現出來的水平了。作為民主自治延展具體措施的一部分，它們還在社會賑濟、保安、教育、國貨市場保護、慈善事業、社會自治和公共管理領域做出了傑出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成績。可以說，在國家層麵的軍政塵埃尚未落定時，這些地方商會早已開始進入了地方憲政階段。這種現象的出現可以說是一種因了國家層麵的混亂、無能而出現的社會自愈現象。

 

《努力》周刊是在1923年10月9日胡適發出《致高一涵等四人關於〈努力周刊〉的停刊信》後停的刊，也就是在曹錕當選為總統之後。這一年的10月5日在北京的國會用盡了一切可以用的諸如發放出席津貼、派人挾持的軟硬兼施的手法，勉強地湊足了法定的國會開會的人數，用了讓人瞠目結舌的僅僅三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十年都沒有完成的中國曆史上的第一部憲法，緊接著當天又用480票對110票的高差額票數將曹錕送上了總統的大位。但隨著曹錕的當選，一切就開始複舊了。全國各地也旋即掀起了“反賄選”的聲討浪潮，孫中山在廣州發出了“討曹令”，浙江的盧永祥、雲南的唐繼堯、東三省的張作霖也相繼通電全國宣布不承認是次選舉。《努力》就是在全國風起雲湧的一片對曹錕的國會賄選、政治倒行逆施的抗議聲中停刊了，它的停刊用胡適的話來說是因為“反動的政治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是因為被政府認為偏激的改良主義的政治主張和言論已經被當時的政治環境想所不容，也是因為在高壓下有些原來誌同道合的同仁開始選擇了不同的誌趣出路。在對“好人政府”萬般無望之下，《努力》周刊唯有選擇停刊一途可走。有輿論指這看起來是對政府的抗議，實也可以看成是對被金錢收買的“豬仔”國會和“無民可代”的代議製的否定，是對一部曆經千險萬般苦卻最終因為由於是被賄選國會完成通過而落得個非法憲法的失望。因而《努力》為社會自治聲張的對象已經蕩然無存了。後來的事實也證實了事情的發展也確是如此的。曹錕當選後，理性的對話基礎已不不複存在，起而代之的是連串的暴力事件，內政部的警察也進入議會取代了議會保安，萬般無奈之下，議長隻能帶著印信倉惶出逃去了天津。1924年再次複出的段祺瑞執政府更是明言要搞與法統無關的中央集權，段本人則是明確表示約法和國會應同時消滅。隨後便動手將參、眾兩院封閉了事，而被剔除了參與賄選議員後的其他議員則並入了所謂的“建設會議”，堂堂的國會又被回歸為清末的谘政院了，勉強蹣跚了十幾年的北洋代議國會就此灰飛煙滅。

 

《努力》在它倉促的生命中所能做的並不算多，它用隻有短短的17個月的生命來為社會全民的利益振臂一呼，猶如彗星橫空隻給世人留下那麽驚鴻的一瞥，但它卻適時地做了時代賦予它責無旁貸的事，及時地完成了它應該完成的曆史使命。它的誕生和所產生的社會效應無疑對當時的中國社會是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的。一個以城市資產所有者，社會鄉紳，中上層知識分子結成的地方精英社會階層就此應聲而匯成為了一股以一個聲音一種利益的社會共同體的社會中堅力量並以民間敘事的方式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在今後的幾十年間作為一個整體性的社會群體發揮了它的曆史作用。《努力》周刊的誕生似乎就是為了給這場短命的北洋假民主運動來畫休止符的。《努力》周刊的下架預示著民主的自由呼吸已經漸漸地失去了它所需要的空間，《努力》的停刊離腐朽政客們操控的國會代議製代表的憲政運動在中國的徹底失敗已經不遠了。胡適、丁文江們的“努力”之殤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一種理想的幻滅。中國人接下來唯有將自己的希望去寄托在即將吹響的南方北伐軍的軍號聲中了。

 

代尾聲

 

在上個世紀30年代的中國，無論是國會代議的憲政還是地方的聯省自治，最後都是以失敗告終的，無底線爭鬥的國會是如此，蓬勃一時的廣東商團也是被廣東國民政府所彈壓的。究其因，是因為了我們表現在行為上的文化習慣和私欲在作崇。

 

清朝的君主立憲籌備了近十年，資政院、谘議局從朝廷到省府一應俱全，眼看著就要付諸實施了，可照樣還是有以跟上現代世界為名實為個人利益的人們不買賬；指望著由一群在五千元賄資麵前連人格都無法保證的職業“無業遊民”來代有家有業的個人或團體去議事又能有多少的可靠係數？這樣的宵小把持的代議國會又能有什麽價值？人們可以常見的遊行示威就是對這種無價值的反彈。

 

另一方麵，由地方的聯治進而進軍國會、製約政府的構想，這也是大一統的三綱文化所絕不可能接受的，湖南、浙江、廣東的自治運動的失敗就在告訴著人們：無論是立場對立的軍閥還是國民革命政府在此問題上的立場卻是高度一致，都對“小人造反”不待見；國體落後的製約使得國人的智力開發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一定的滯後？這也許是有一定的事實為依據的，但問題是這會成為妨礙依樣畫葫蘆地學習的理由嗎？可現實是這確實成了“民眾不適合直接參政”者的一個借口。我們強烈的個體文化造就了我們總體的國民性。據說自古以來，最受追捧的是三代之治，可那也是在夏商周之後再也沒有出現過的，又可從何談起呢。

 

前幾年有報道說台灣辦了議會，不過馬上就有消息說議員之間是在用拳腳相交的方式在議事的；這幾天則聽說香港議會內會選舉也因為打群架打傷了議員而休了會。

 

噫籲唏，中國人的議會，仿佛是羅馬人的鬥獸場，更似乎是胡適們理想世界的墳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