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的中國，北方的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在北京殘存的舊國會則在直係“恢複法統、恢複舊國會”的支持下開始了史稱“國會第二次恢複”的複會活動，南方孫中山護法政府的態度也由一度的反對而轉為讚成和鼓勵“民八”議員入京去參加準備恢複的老國會。這一切都讓自大清滅、民國立以來對中國民主統一翹首以盼的中國人在心底裏又複燃起希望的火苗來。而在這些人中熱情最高、期盼最大的應該說非尚攜帶著五四運動餘威的中國知識分子莫屬了。但過往的曆史告訴人們，要在由各地軍閥割據著的中國搞全國性的代議製民主，是一件與虎謀皮的事情。在五四運動時期胡適早就是個新文化運動的排頭兵了，在社會實踐方麵他也是個積極主張在教育、文化、社會生活方麵進行社會改良的社會實驗主義先鋒幹將。在對直係軍閥曹錕、吳佩孚支持下的全國範圍內恢複實行國會代議製這個問題上，他也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胡適竭力主張的是從社會自治起始進而達到全國聯治的政治主張。在當時，恢複法統和聯省自治是兩個在民主議政一個屋頂下的互相對立、此消彼長的主張。
由於在對中國這個百病纏身的老舊帝國如何進行社會改造的問題上胡適的實踐改良主義與陳獨秀的共產主義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胡適選擇了與陳獨秀主導的《新青年》分道揚鑣。盡管隨編輯部一起遷去上海後的陳獨秀還是願意共釋前嫌，但胡適並不願與之妥協，而是選擇了與一些原來的《新青年》雜誌社中主張中國社會應推行改良性改革的編輯同仁們合力創辦了一份以“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府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改革的準備”（胡適語）為目的的雜誌《努力》周刊（也稱《努力周報》，下同），以用來監督政府民主和繼續鼓吹全國聯省自治的政治主張，並於1922年5月7號在北京舉行了創刊首發儀式，由胡適任總編輯。其實，創辦這樣一份有異於著重在政治領域進行政治思想宣傳的《新青年》的刊物，並不是首先由胡適提出來的主意。它的創辦其實早在《新青年》編輯部發生分裂前就已經在醞釀之中了，它的發端者一直可以追尋到當時任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創辦人、名譽所長丁文江的身上。丁文江，中國地質學家，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而他的“不應該放棄幹預政治的責任”的意識則是起緣於當時他所處的中國這個時代的大背景。
武昌起義後，古老的中華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盡管在晚清的十年籌備新政中，開國會，立憲法已經是個社會上人人耳熟能詳的口號了。現在雖然滿清倒了，但隨著民國的成立，人們還是將自己對於國家命運的新希望寄托在了這一據說是可以富國強兵的靈丹妙藥盡快成為現實的盼望上了。當時人們的注意力都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如何產生一部可以作為救國救民的根基依據-----憲法上。要製定一部憲法，先得有一個製憲機構，於是成立國會就成了推進共和的第一步。但是摸著石頭過河的人們卻萬萬沒有想到，從這一步開始，中國卻從此走上了一條為此而需付出千千萬萬個生命的艱難路程。民國初年，從1911年宋教仁的《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起，經袁世凱稱帝、第一次國會解散、二次革命到張勳複辟、段祺瑞再造共和，再由因第二次國會的解散而爆發的護法運動到安福國會的倒台，從暗殺到明目張膽的槍斃議員，進而還有發生在由老國會出逃南下的半壁國會分裂而成的南北兩個民六和民八國會之間的是是非非更是鬧得不可開交，滿場飛舞著拿來當槍彈的尖頭皮鞋墨水瓶的議會就是整個一直處於風雨飄搖、動蕩不安的局勢之中的中國社會的縮影，國家政治操控在一幫為個人利益打算的大清遺老、舊官僚或政治掮客手裏，那些職業的“無業遊民”積極地代表著各方勢力來你爭我奪，卻代表不了、也無意代表他們與之脫節的社會民眾，爭鬥使國家繼續在腐敗在墮落。國會代表權的確認、總統製與內閣製的爭端、憲法的通過發布問題不僅無法通過協商解決，還成了爭鬥的砝碼。
在政治界如此混亂的背景下，視政客的貪婪無恥為不齒的已經開始覺醒的中國知識分子站了出來。章太炎一針見血地說：“縱令廣州國會今再恢複於北京，其為藏垢納汙之藪如故也，其為趨勢善變之人如故也”。可以說知識界對政治舞台上身為代議製代表的政客們的表現已經失望至極了。這個國家如何才能有一個清平的環境來重振國家的希望，知識精英們鼓足了為國家和民族前途聲張的勇氣用他們力所能及的方式來作了表達。他們公開地主張由社會自己的力量來開動振興國家的步伐，而不再寄望於那些政治蠢蟲們，因為他們已經不能再代表民意了。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通過《努力》雜誌對那些隻為自己名利勾心鬥角的政客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嘲諷，也對散若盤沙的社會發出了合力作為的呼籲。在他們眼裏並沒有什麽政治正確之說，無論是軍閥還是國父，隻要是無恥的就一樣地進行鞭撻，充分體現了中國文人敢於麵對、勇於追求的勇氣。以丁文江、胡適為代表的那一群人，“他（們）生怕在那個局勢之下，中國政治必然會變得更無法紀，、更腐敗、更黑暗”（胡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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