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從百年老店的國民黨在台灣選舉的失敗中我們可以發現的是：一是對民族信念向心力大大減弱的新生代的更替——這使得島上的政治力量的版圖發生著趨向性的變化，隨著年代的久遠，情感自然會流失，對國民黨重返執政增加了難度。二是台灣雖然號稱是民主社會，但同樣擋不住腐敗政黨的出現和再次上台執政—–所以會不會產生腐敗與何種體製基本無關，這是人性的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中國民黨是否能“出汙泥而不染”保持自身的戰鬥力的問題。三是在政治上秀才黨是搞不過流氓黨的——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秀才黨尚能有一席之地，但一旦有了沒有底線的無恥者的出現秀才黨就會一敗塗地。就一個政黨而言它確是需要梟雄來領導的，看看史上能一展抱負的哪一個不是玩世不恭的老手？四是現在各國的選舉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境外勢力的影響幹擾和滲透，不再是純國民的權利了。政治不是請客吃飯，它講的是實力，行的是雙標，追求的是利益——–這也就是流氓得以橫行的原因。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香港問題。
目前香港之亂似乎有趨於式微的說法，但我認為這隻是個為了窺測方向的蟄伏，究其原因可以說是因為那些引發動亂的根本誘因沒有得到釋放和解決，所以隻要那些人願意，暴亂馬上就會卷土重來。到底是什麽樣的誘因呢？隻消對香港的曆史背景作一個回顧檢視，問題就會清晰起來。凡是要檢討一件大事，不外乎是可以從天時地利人和這三方麵去概括，因為人間世事無外乎這三極，而一切演繹隻不過是這三極之間的關係變化，這次香港事件也不例外，我們可以從港府當局自身的角度看開去。
先從天時說開去吧。香港事件發生的“天時”關鍵點是在於當局沒能把握好解決此次事件苗頭的“先手”之利。這先手之利，近著說是沒有將星火掐滅在萌芽狀態，遠著說是當局從97開始的接手工程沒有因地製宜地創立一個具有積極免疫能力的體係所致—–無論是再怎樣的“兩製”，它的先決條件是“一國”體製下的，是什麽樣的國？這一點無論是中央還是特區或者是百姓都是心知肚明的，但在實際操作時當局卻讓自己陷入了事務性的迷茫中。那麽在這樣對立的狀態中要“彭明康們”心甘情願拱手相讓有可能嗎？既然不可能，那麽特區工作的基本依靠和爭奪的對象及觀察對象當局也應該早是心知肚明的，但事實證明他們顯然是疏忽了，他們不但模糊了原則性，操作上也沒有藝術性可言，以至於等到看清廢青們背後的已經醞釀幾十年陰謀的長胡子們的”陽謀“才恍然大悟，再想出手搞平衡已然時機不在了，以至於讓黑手得寸進尺，而自己則方寸大亂，一切都似乎在聽天由命了。顯然“林鄭們”頭腦清醒程度不能和當年的“陳毅們”相比了。
再來說地利。香港是個什麽地方？說物質是個黑漆漆紙醉金迷之所，看社會是個臭哄哄的投機倒把之鄉，講文化是個白茫茫無根基的文化沙漠。這樣的社會會產生出怎麽樣的人文觀念來還會有懸念嗎？整個事件的過程大家都看到了，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地打砸燒，除了“貓”和“老鼠”——在很多時間裏“老鼠”的氣焰還超過了“貓”，當時圍觀起哄的比後來投票的還要多，這就是該依靠的沒依靠到該觀察的沒觀察住的結果。在這樣的地方，當年“老英”不給他們選舉權是高明的，而他們在臨走時卻給了這些人以選舉權也是高明的——把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可以肯定的是，“老英”是早知道會有今天這一天的。而對這些當局還是以為隻要掌握了立法院的票箱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早在事態失控前就有的各種隱患就已經顯示出現任領導層在對抗外部勢力通過香港社會基層進行幹預的能力遠不如老一代領導人。後來的事態發展果然就證明了這一點，那些長胡子們就是通過了基層社會掌握了話語權，掌握了區議會的選票。顯然在這個特殊的地方當局的依靠對象找錯了，本來近在咫尺的地利拱手讓了人。
最後來談人和。人和反映的是人際關係，而人際關係是通過政策，策略來調節和來顯現的。那麽我們就來看看“策”是怎麽安排的。首先“一國兩製”的香港是被安排為感化台灣的樣本的，所以從一開始它就是個被理解為“歌舞升平”的樣本，所以其管製策略當然就是要打造一個“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窗口，當然這願望不錯，但錯的是他們把這種四平八穩的一廂情願式的理想“中庸”管理方式運用在了一個被誤解為是理想烏托邦的地方了。要知道，中庸在實踐中的解釋是堅持行進在一個方向上的平衡，而不是無重心的與各方等距離的左右逢源式的投機，這個方向是什麽方向就無需再解釋了——因為已經被性質所決定了的。要清醒地認識到香港並沒有生存在真空中。在接下來事件的關鍵時刻，當局的思路又讓“一盤棋”占了上風，為了穩大局可以先放一放小局以至一錯再錯。須知，再怎麽樣的忍耐也不能讓香港1.3的GDP降為-1.3的GDP為代價的（新冠疫情前的指標），更何況對手得寸進尺的心態早已暴露得一覽無餘了——一招後麵一定還會有下一招。現在能被證明的是川普所要求中國政府的“忍耐”顯然是個陰謀。
管理大城市與管理中小城市不同，管理一個剛接手的城市與管理長期在治下的城市不同，管理一個社會同屬於相同文化的城市與管理一個社會文化和習慣迥然不同的地方更是不同。雖然今天的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不可與往日相比，但是香港是一個華洋混雜的地方，是個傳統的門戶——一個容易成為外族入門攀手的地方，在這樣的地方天地人三極盡墨焉能不敗？好在現在的香港當局似乎已經對過往得失有了一定的認識，也開始有了一些策略上的調整，譬如加大了社會紓困的財政扶持力度——加強自己的社會基礎就是個證明，中央也重新調派來了擁有處理不同族群關係經驗的領導來坐鎮，但是否真能對增加己方的社會資本（社會學術語，意為可以共命運的社會網絡）起到促進作用還很難說。另外一個還很難說的是香港會不會是個影響大局的“潰堤的蟻穴”，但可以讓我們看到的是“老美”的一個接一個的涉華“法案”卻很可能會是將來“無端事發”的導火索，很明顯地，現代的人權自由已經取代了19世紀的貿易自由成為幹涉他國的借口了。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香港問題實在是輕心不得。
當年人民政權進入大上海時，美國人說過：共產黨進得了大上海，不出三個月就會退出來。但南來的“陳毅們”沒有退出來。現在“陳毅們”不在了，土生的“林鄭們”會從”新舊交替“中的香港退出來嗎？從百年老店國民黨的軌跡看不能不讓人對此有所想象。台灣與香港兩者相比之下，我們不難發現，在“新舊交替”的時代裏共產黨和國民黨都麵對著同樣的問題和同一性質的挑戰。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讓我們拭目以待，看誰能最終縛住蒼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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