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不僅恥辱，而且愧疚

2個月前，COVID-19在中國呈爆發趨勢時，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最直觀的感覺是憤怒和悲傷。

憤怒於無恥專家「可防可控」的判斷，憤怒於體製極端維穩的慣性，憤怒於公民社會功能的喪失與輿論功能的缺位。由於刻意隱瞞而導致的武漢疫情爆發，隨之而來的是撲麵而來的生離死別，一個個無辜生命莫名遠去，成千上萬個家庭瞬間支離破碎。武漢的多家醫院，像黑洞一樣讓全國的醫生以自己的健康為代價一批批衝上去，替這個政權亡羊補牢。

如今，COVID-19真的如「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樣在全世界蔓延，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恥辱和愧疚。

每每看到境內媒體描述的意大利、韓國、美國、日本... ...的境況，甚至以一副勝利者的姿態麵對受害者時，我都覺得這是世上最醜惡的一副嘴臉。我心裡無數次對他們說過「對不起」，同時羞愧得無以復加。

2003年，我們還有蔣彥勇；如今，卻是 「士之無恥，可謂國恥」。

一邊廂想尋找病毒來源的替罪羊，一邊廂利用輿論戰顛倒黑白。小粉紅們嘲笑不戴口罩的自由嘲笑佛係的市場經濟，自豪於生在盛世中國有多麼安全多麼高效。

的確，每隔8到10年，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會來一場經濟危機，殊不知那樣的危機其實是經濟規律對市場的自我調整和糾偏。獨裁、極權國家的所謂長期上升，是人為壓製規律製造的，因此也必將引來自然規律的強大報復。這世上，真的再沒有第二個國家能在現代社會的環境中，20年內重復兩次重大疫情和人道災難——2003年的非典，2020年的武漢肺炎。

獨裁專製是最壞的政體，它固然可以一呼百應地乾大事，但它更能集中力量乾壞事。細細算來，20世紀，人類社會發生的重大的人道災難，除了1994年的盧旺達種族大屠殺，全部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等名義，對農民採用赤裸裸暴力行為，進行農業集體化運動， 結果是蘇聯農民的基本權利被全部剝奪，直接導致死亡的農民近百萬，流離失所的農民上千萬。

從1934年底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斯大林又在蘇聯進行「大肅反」運動。這期間，約70%的軍長、60%的師長、50%的團長、20-25%其他軍事人員遭清洗，許多人被送進集中營。斯大林對每一個"政敵"的家庭都是採取斬草除根的方法，他的殘忍已經完全突破了人性惡的底線。

就是這個比希特勒還敗壞的殺人狂魔，在中國，至今都被公開膜拜與傳頌。
——中國的「大躍進」
從1958年開始，在狂熱、烏托邦和愚昧的頭腦與激情主宰下，中國各地違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紛紛提出工業大躍進和農業大躍進的目標，片麵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和高指標。全國幾千萬人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整個中國雞飛狗跳，民不聊生。「大躍進」直接導致了中國1959年—1961年三年空前的災難，非自然死亡人數超過3500萬人，其中90%是農村居民。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飢荒。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這十年，中國發生了全國性的大規模動亂，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文革不僅是對文化和文物的空前破壞，還是對文明和道德的敗壞，更是史無前例侵犯人權的國家暴行。這之後，中國社會道德淪喪，缺乏信仰，傳統價值觀被摧毀。平庸之惡作為普遍的民情基礎，與統治者的極端之惡相互成全，相互造就。「士」這個階層基本上在中國毀滅了。中國人的粗鄙無禮、反社會，皆拜文革所賜。
——柬埔寨紅色高棉暴政
1975-1978年，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統治者在計劃經濟、集體化、共產主義等理念支配下，對柬埔寨人民進行了超過100萬人的大屠殺。對於一個當時人口在700萬到800萬之間的國家來說，100萬遠遠超出了許多國家在新政權建立後的政治清算和鎮壓的規模。柬埔寨的這段歷史是「自我滅絕的屠殺」。
——朝鮮金日成父子的現代「封建」政治

由於金氏父子政權是黑洞政治，並且還在延續，由此迫害與飢荒至死的人不是一個小數目。相信終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朝鮮人民會獲得自由。
以上這些人道災難，包括盧旺達種族屠殺，發生的區域和歷史背景雖有差異，但災難的表現形式都是一樣的，釀成人道災難的理論基礎和價值觀是趨同的，都是推崇獨裁集權專製、階級鬥爭理論、計劃經濟理論、烏托邦主義，是與民主、自由、人權、環保等普世價值根本對立的國家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

獨裁國家的獨裁者們紛紛把後代和財產送去了文明世界，通過奴化教育和信息鉗製把自己的祖國變成人種退化的畜牧場。

回到當下，能為中國防控疫情唱贊歌的人，99%都是接受骨灰拌飯，熱衷喪事喜辦的反社會型人格障礙患者。

所謂善惡，無非良知。

2020-03-13    作者：Weiy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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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封城卻對世界不封，還到處宣揚，大國戰疫取得偉大勝利！世界欠中國一個感謝！ -parentb- ♂ (0 bytes) () 05/16/2020 postreply 12:3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