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8日，趙丹在《人民日報》五版頭條發表了在病床上寫的文章《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10月10日，趙丹就去世了。這個遺言今天看來並無多少新鮮之處，但在當時卻非常轟動。不過，當時的一位領導人看到後，曾不滿地說：“趙丹臨死前還放了個臭屁。”在2006年舉行的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全國代表大會上，溫家寶總理在講話中卻帶著讚賞的口吻，重提趙丹遺言，並引用了其中的一句話。
趙丹遺言最是精華、最為出采的幾段話如下：
《人民日報》正開展“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把文藝事業搞活”的討論。看到“改善”、“搞活”的標題，頗喜；看到“編者按”中“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必須改善，通過改善來達到加強，在這方麵我們是堅定不移的”，又憂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編者按”中“我們”的範圍有多廣。我隻知道，我們有些藝術家——為黨的事業忠心耿耿、不屈不撓的藝術家，一聽到要“加強黨的領導”，就會條件反射地發怵。因為，積曆次運動之經驗，每一次加強，就多一次大折騰、橫幹涉，直至“全麵專政”。記憶猶新，猶有特殊的感受。此後可別那樣“加強”了。
黨領導國民經濟計劃的製定，黨領導農業政策、工業政策的貫徹執行；但是黨大可不必領導怎麽種田、怎麽做板凳、怎麽裁褲子、怎麽炒菜，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麽寫文章、演員怎麽演戲。文藝，是文藝家自己的事，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幫”管文藝最具體，連演員身上一根腰帶、一個補釘都管，管得八億人民隻剩下八個戲，難道還不能從反麵引起我們警覺嗎？
哪個作家是黨叫他當作家，就當了作家的？魯迅、茅盾難道真是聽了黨的話才寫？黨叫寫啥才寫啥？！那麽，馬克思又是誰叫他寫的？生活、鬥爭——曆史的進程，產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個時代的藝術家、理論家，“各領風騷數百年”。從文藝的風骨——哲學觀來說，並不是哪個黨、哪個派、哪級組織、哪個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麽具體，就是自找麻煩，吃力不討好，就是禍害文藝。
各文學藝術協會，各文學藝術團體，要不要硬性規定以什麽思想為唯一的指導方針？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為宗旨？我看要認真想一想、議一議。我認為不要為好。在古往今來的文藝史上，尊一家而罷黜百家之時，必不能有文藝之繁榮。
黃宗英事後曾寫道：阿丹用生命的最後一星火苗，點燃文藝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後的一絲呼吸，催動勇往直前的風帆。
其實趙丹所言，僅僅是吳祖光1957年說法的再現。當年，吳祖光在《談戲劇工作的領導問題》一文中寫道：“對於文藝工作者的‘領導’又有什麽必要呢？誰能告訴我，過去是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裏哀？”
這話使他被定為右派、受盡摧折。有意思的是，溫總理在這篇講話中也提到了吳祖光，並重點讚美吳夫人鳳霞好，說她“畫如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