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維
《張春橋獄中家書》一書中，附有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的一篇訪談錄——《女兒眼中的張春橋》。這篇訪談錄，披露了有關張春橋在文革中以及入獄後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容，頗有曆史價值，值得人們閱讀。
2001年張春橋與長女張維維合影
問：你是張春橋的大女兒，你是如何給你父親定位的？他自己又是如何給自己定位的呢？
答：我是1947年1月6日出生的，今年虛歲七十了。我是家裏的老大，大妹妹與我相差不到兩歲，小妹妹和她差五歲，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歲。
我父親沒有個人野心。他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書，聽毛主席的話，幫毛主席幹事，如此而已。所以，如果華國鋒要用他，他會繼續幫助下去，不用他了，那也沒有辦法。當然他不會像崇拜毛主席那樣崇拜華國鋒，他是要向華國鋒提意見的，華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武大郎開店還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華當然不想聽他的。但我爸爸絕對不會對華國鋒不敬，這不符合我爸爸一貫的組織原則和工作作風。但是讓他從心裏麵崇拜華國鋒，那也是不可能的。
問：你爸爸那麽崇拜毛澤東，那毛澤東是怎麽看他呢？
答：這個問題我也想知道，也問過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沒有說過我爸爸不好？問下來的答案就是毛從來沒說過我爸爸不好。
我的感覺是，毛主席應該是把我爸爸當成一個知音的，毛覺得有他在身邊，也是很欣慰的。
在江陰的時候，爸爸跟我談起過，毛主席曾經多次跟他個別談話，了解他個人情況、家庭情況。也跟他談起過很多“七大”以前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包括紅軍時期，毛怎麽被奪權，開除黨籍，三次反圍剿怎麽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圍剿時怎麽靠邊站。這些現在的電視劇裏都演過，而那時，我爸爸這樣的幹部是不知道的。
我爸爸後來也向我轉述過：周總理那時候是代表中央的，說陳毅那時是很厲害的，也說葉劍英拿到張國燾的那封秘密電報，他們連夜北上，葉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還告訴過他，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主席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隻是讓他參與軍事指揮，毛主席說過一句：“好在張聞天聽我的。”
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詳細寫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見毛主席的一次談話以及後來的工作。我爸爸覺得在文藝上，江青確實是很有能力的。但他從來就不是在幫江青工作，包括樣板戲和寫《評〈海瑞罷官〉》。他告訴過我，毛主席好幾次跟他說：“幫幫江青，幫她就是幫我。”
當然，毛主席也不隻是要我爸爸一個人幫江青，他也曾對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江青同誌身體不好，脾氣也不好，你們要幫幫我照顧她，謝謝你們。”
中國曆史是一個很沉重的過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著一個十字架，為毛主席背著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岡時，看到那裏的耶穌受難圖，我感覺到就像曆史在重複一樣。我爸爸就是為了他的理想，去背負了這麽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時候我不聽他的話，覺得他沒什麽了不起的，到了最後，我對他確實是充滿崇敬的。
問：你怎麽評論你爸爸的性格？有人說他“老奸巨滑”，有人說他“固執傲慢”，你怎麽看？
答：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
他自己說過：“香港有報紙說我老奸巨滑。奇怪！其實，我是太直了。”
我覺得他隻會工作，是個工作狂。讀書是工作，看電影看戲都是工作。除了工作沒有別的。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說“九·一三”林彪出逃後，他們在人民大會堂打牌。我還覺得奇怪，問他：“你還會打牌？”他說：“大家都關在大會堂裏，誰都不許出去，就打牌。我不會打牌，隻知道比大小。”所以，他打牌，就是和別人比牌的大小。他也不會玩，讓他鍛煉身體，也隻會在院子裏走走，他喜歡快走。在江陰(張春橋保外就醫後的監視居住地)，隻要身體能動，不下雨，他都在院子裏快走。堅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鍾。
他特別守紀律。不該講的話絕不講，不該插手的絕不插手。也是在江陰的時候，說起二叔(張秋橋，時為《解放軍報》副總編輯)。他說，當時李訥要出去串聯，擔心她的安全，給她弄了一張《解放軍報》的記者證，因為《解放軍報》在各地都有記者站，希望能幫到她。李訥後來怎麽到《解放軍報》去奪權，要打倒張秋橋，他也不清楚。因為是牽扯到自己弟弟的事，就更不好插手，我爸爸從頭到尾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我爸爸覺得毛主席說讓火燒一燒，那麽大家都可以到火裏燒一燒、經受一下考驗。我想想在文革中，我旁邊也有人鼓動我做這做那，就是說，不知道李訥身邊有什麽人。我是教訓多多，怕給爸爸添亂，就讓自己“銷聲匿跡”了。
問：1955年你爸爸的工作發生了什麽變化？
答：爸爸是1951年10月擔任《解放日報》社長的。1955年，他離開《解放日報》，調到了市委宣傳部。現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報》工作時，發表了太多的群眾意見、人民來信之類的東西，陳毅不喜歡他。後來我和爸爸說起這件事，他說當時潘漢年親自找他談過話，潘漢年對他說，陳毅說的，不要讓別人覺得我們一點都容不下其他人。因為爸爸是從八路軍抽調過來的，不是新四軍係統的人。
文革中有一件事情給我的記憶蠻深的。我的習慣是到哪裏都找書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裏發現了一本張國燾的回憶錄，這是不得了的，我對這本書太有興趣太想看了。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邊附樓的標準客房裏。我當然不敢把書帶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時，我就把書留在房間裏的枕頭邊了。過了一個星期我回來，那本書沒有了。我到處找這本書，我父親一句都不講。我怕把書弄丟了，就問他有沒有看到那本書。他什麽都不說，一句話都沒有。
一直到後來，他快死的時候，他才告訴我：“總理派人把書收回去了。”我問他為什麽，他又沒話了。我告訴他我還一直擔心是我把書弄丟了呢，讓我這麽多年有種負疚感。那本書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們內部出了幾本，也不知道是誰發下去了。後來總理發現，就全部收回去了。
我後來拚命回憶，張國燾年輕時那麽有本事，那麽能幹，能說能寫的，我特別想知道最後那個密電到底有沒有。長征的時候，葉劍英說他劫了個電報，說張國燾要對毛下手了，那個電報到底有沒有，我一直想知道張國燾自己對這個事情是怎麽說的。關於這件事，我還沒有看到答案呢，書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確切答案，當然有人說他根本沒有發過那份電報，包括李先念，都說沒有，這不又是葉劍英的事情了麽。葉劍英類似這樣的事情太多了。
問：陳丕顯被奪權是怎麽回事，你家與陳家的關係不是一直很好的麽？
答：我知道一月革命的大會前，我爸爸是找陳丕顯談過話的，談了一個晚上。這件事情也沒有任何人寫過，陳丕顯是絕對不會寫這件事的，但我很關注。
我們家與陳丕顯家關係一直是蠻好的，他幫我六叔叔介紹女朋友的時候，還是我帶六叔叔到他們家去的呢。我第一次吃新鮮龍眼也是陳丕顯送的。毛主席發表《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入黨後，在康平路小禮堂開了一次幹部子弟大會，是陳丕顯拉著我的手進的會場，還叫我坐在他旁邊。他當時還對我說：“將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就在你們這些人當中，”他還把我表揚了一番。
所以，我爸爸找陳丕顯談話，我覺得他做得很對。跟陳丕顯談完之後，我還問他談得怎麽樣，他說陳丕顯不肯出來工作。我聽了後很失望，但是我不知道裏麵到底是怎麽回事。後來，我爸爸住在監獄醫院的時候，陳丕顯剛剛寫了一篇關於“一月風暴”的文章登在《新民晚報》上，我爸說起這篇文章，他說：“我也不知道陳丕顯的背後是有周恩來的。”
問：1967年你在北京四叔叔那裏住了一段時間後，再回到上海，是不是就開始工作了？
答：複課鬧革命和我們是沒有太大關係的，因為我們已經畢業了。我們首先被派到港務局物資供應公司去勞動半年。我們去的是上港七區供應站，就在塘橋白蓮涇那裏。站長來挑學生的時候，知道我是張春橋的女兒，就把我給挑去了。站長跟我說過，因為他認為他們那裏的崗位是最辛苦的，是在碼頭上，他想看看張春橋的女兒究竟能不能吃苦吧。到了那裏，每天會分配工作，在小三卡或十輪大卡車上當搬運工，都是重體力活，運送碼頭上需要的水泥、黃沙、鋼筋、鋼板等物。
做了半年，我就學會開卡車了，是跟著一位部隊裏複員回來的司機學習開的，車開得特別猛。我曾經在浦東大道開過三卡，還有一次不知道刹車，差點衝到黃浦江裏。
我們同班的同學，都分到不一樣的物資供應站，有的還是跟船跑黃浦江的。這段經曆，讓我更認識了上海。這樣勞動了半年，然後就是正式分配工作。
許世友曾經叫我去參軍，我覺得我這個人是不適合到部隊去的。我自由主義比較嚴重，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服從班長、排長管，會不買他們的帳。而且我是近視眼，萬一來個緊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所以，我不想參軍。而且，我大妹妹想參軍，南京軍區在徐匯區招女兵，她就去了，和柯慶施的二女兒一起去的。我也不想到農村去，因為在附中時，我們會去羅店農村勞動，一待就是三個星期。高一時，爸爸媽媽曾安排我到工廠去勞動過一個月，裝收音機。簡單重複的勞動，讓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廠去上班。
分配工作的時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媽也不管我們。我不想讓學校分配，因為我要離開同學，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電話找人找關係，我打電話給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儀表廠。這個廠與三線有合作任務，當時他們在貴州有個分廠，工人培訓三年滿師後就要派到貴州去工作的。我想好，因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在這個廠裏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問：你在工廠裏工作，對外麵轟轟烈烈的政治事件應該還是關注的吧？
答：當時大家都很關心國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學習的。學徒是可以住廠裏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廠裏，不回家的。
那時候爸爸經常在上海，我與他的接觸和交流也比較多。
他一般都是下午開始工作，到早上睡覺，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時間其實是跟著總理的，總理總是早上睡覺中午起床。而且我父親一直在報社工作，也習慣這種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沒有規律，把別人也都搞得稀裏糊塗的。
但對他們權力上的那些事情，我們什麽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裏，我們也都不看的。當然，偶爾會看到大標題。我記憶比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開始，具體怎麽回事我們也不知道的。
後來回憶起來。我小妹妹在空四軍，她是被監視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參加三結合，從儀表廠借調過去的。和他們一起搞紅旗四號導彈的自動駕駛儀。參加科研活動，裏麵是有軍代表的，就是空四軍的人，他找我談話，眼睛盯著我看，問我眼珠怎麽會是黃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實際上是來認人，萬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
林彪出事後，我對爸爸說：“下次你們要有什麽事情，你得告訴我們一點，否則我們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麽死的。”我父親沒有說話。
問：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中國的政治意圖肯定是要有所改變的。你父親在後來的一封家信中說起他自己的身體情況時，談到他參加了三個老人的醫療組，是嗎？
答：對，周總理、毛主席的醫療組是我爸爸負責的，還有一個是不是康生的醫療組，我記不清楚了。他們的治療過程，我爸爸都是特別盡心盡力的。
問：那時候批總理是怎麽回事？
答：當我聽說1973年真的有批總理這件事時，也大吃一驚，我去問過我爸爸。他說，乒乓外交開啟了中美對話的大門，和美國人打交道了。基辛格來了之後好像要建立熱線，總理當時的處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擔憂。毛主席說：“在打的時候要防左，在談的時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說，打的時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談的時候，不能喪失警惕性，不能忘記“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說：“我黨曆史上這樣的教訓還少麽？”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陳獨秀就放棄自主權，一切聽蔣介石的，最終導致“四·一二”大屠殺，血流成河。第二次國共合作，毛主席到重慶談判，劉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聽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說：“跟他(指總理)說了多少次了，他怎麽還犯這樣的錯誤呢？”
這是我父親後來對我這麽說的，是他對毛主席的認識和理解。
有人還告訴我，是我爸爸讓對總理的批評早點結束的，他說總理身體不好，讓總理回去休息。這件事竟然演變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
問：後來“四五事件”是怎麽發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後，我到北京去過一次，爸爸也給我看了許多別人寫的大字報等，當中有反對毛主席的，這點出乎意料，矛頭並不單單指向四人幫。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擊。當時我們當然不知道是鄧在後麵主導“四五”的，連我父親都不知道。我去北京時，毛主席已經講話了，整個事件已經翻過來了。
問：你爸爸後來做到政治局常委、副總理，從政治仕途上，可以說是平步青雲，你不為他高興麽？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員，然後是政治局常委，我一點都沒有覺得輕鬆，一點都沒有愉悅開心。因為他成了眾矢之的，有什麽好開心的。他自己也沒有什麽開心的。二月逆流時，那些老帥都像罵孫子一樣罵他，誰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罵毛主席，就都來罵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個樣子。
1975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我對我爸爸說過：“毛主席硬要把總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給你，就說明他對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說：“我去講話，誰聽啊？”
當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後，他到軍隊裏去講話，他去做報告，他去找這個談，找那個談，但是沒有人照著他說的話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說他把手又伸到軍隊裏去了，有人就說要“斬斷魔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沒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奪政治局委員的權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時候，他應該已經感覺到了。毛主席與他們說的，你們奪權了，還一起拍了張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強調要“不怕頭落地”等五不怕。
問：後來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處境蠻危險的？
答：爸爸也是蠻警惕的，例如他離開房間後再回來，杯子裏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換掉。他肯定在防著什麽，但他沒有說過究竟在防誰。我覺得他應該是在防汪東興。
當然，許多事我也是後來在網上看到的，並不知道真假。九屆二中全會後，毛主席不願意換汪東興，說用慣他了。所以，事實也根本不是汪東興後來講的。我們同學後來問我：“誰的話最不可信？”我說肯定是汪東興，因為他燒了東西。現在我看到材料，說鄧穎超、汪東興燒材料，是毛主席讓他們燒的。但是毛主席讓他們燒的時候他們沒燒。後來燒，那不是銷毀證據麽。
我父親曾對我說：“你看，我這個保險櫃裏，都是空的。什麽文件來了，我看過，該我畫圈的，我畫圈，就拿走，我這裏什麽都不留的。”他是隨時隨地準備被抓起來的。我們還討論到怎麽抓，他說：“很簡單，開個會就行了。他們叫我去開會，我不能不去。”後來他們果然就是這麽操作的，所以我一點都不吃驚。
問：你還記得被捕前最後一次見到爸爸時的情況麽？
答：那是1976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討論了一些問題。討論的問題包括工人階級隊伍的問題，還有中國以後會如何發展的問題。當時周恩來和朱德都已經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們討論了很多，各種各樣的問題。
我還問他：“那麽你怎麽辦？”他說：“我怎麽辦，千刀萬剮呀。”我以為是他自己這麽說的，後來才知道是別人說要對他千刀萬剮，他是重複別人的話。他說：“再加一刀也無所謂的。毛主席本來就說過麽，共產黨員五不怕。”
“五不怕”是不怕離婚，不怕開除出黨，不怕掉腦袋，不怕坐牢，不怕罷官等等。他這麽說了，那我就追問他：“你千刀萬剮了，那我們怎麽辦？”
他說：“我也不知道。誰叫你是張春橋的女兒。”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局麵太清楚了。所以，他後來被抓，我一點都不吃驚，也不緊張，反而是一顆吊著的心放下來了。我的感覺就是“來了，真的來了。”很奇怪的感覺，但知道我們也是沒有任何辦法的。
問：你們既然已經把話說到那個份上了，那次見麵，是否有一種告別的感覺？
答：是有一點告別的感覺，但不是很明顯。他說要看發展，他說也許到年底就會有結果。沒想到十月份就有結果了。
抓了四人幫後，(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從北京回來，就要與他們這幾個人切割了。接著把我媽媽抓起來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許多人都湧到我家裏來了。沒有人管我們了，把我們給切割了。這一次家裏被徹底來了個翻箱倒櫃，一片狼藉，一塌糊塗。但是不知為什麽，他們在我的房間上貼了個封條，說是子女的房間，就封掉了。其他幾個房間幾乎被洗劫一空。
最有趣的，是許世友曾經送給我家一隻豹子，吃掉之後，皮處理過的，在箱子裏，後來這張金錢豹的皮沒有了。為什麽這個東西會被搜走？是不是許世友急於和我們劃清界限？後來楊成武在回憶錄中說，許世友告訴楊成武，他和張春橋的關係一直不好的。許在太行山中打了頭豹子送給楊成武，而隻打了些野雞和兔子送給張春橋。
但事實是，1973年，許世友確實是打了兩頭豹子的，我爸和楊成武，一人一頭豹子。那時我爸還不在上海，警衛秘書都在，一個班子在興國路，許世友把豹子送來的，大師傅燒了一大桌。當時還請了警備區的幾個人來的，我媽不敢吃，但我們都吃了，吃起來像牛肉一樣。
問：現在普遍認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魯迅展開論戰。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這一問題？還有“叛徒”、“特務”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嗎？
答：1968年上海“四·一二”炮打(張春橋)時，我從白蓮涇擺渡到南碼頭，一路到外灘看大字報。還在外灘拿到不少傳單，我一直搞不明白怎麽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說法。傳單上說：西北局一位領導揭發出的，不記得是劉瀾濤還是霍士廉。
我就去問爸爸了，爸爸說他從來就沒有與這兩個人一起共事過。
關於叛徒的事，爸爸說他從來沒有被捕過，怎麽會是叛徒。
還有關於他反魯迅的事，他說他自己是不用筆名的，但是為了混口飯吃，用別人的筆名幫別人捉刀寫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歲到上海來，靠寫文章生存，剛開始住在山東路，後來住在徐家匯，要到《大公報》、《申報》去投稿，有時連乘電車的錢都沒有，連三分錢一隻的大餅都買不起。一部新電影，別人給他一張電影票，讓他寫個影評之類，或者某個事件，讓他寫篇文章。這是有的，是換飯吃的。後來好一點，他自己租一個亭子間，自己寫稿子，也幫別人寫稿。他是從來不會問家裏要錢的，我爺爺也從來不會給他錢的。
後來上海是有人查過這件事，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狄克另有其人。
問：你媽媽是什麽時候被放出來的？
答：媽媽關了三四年。她出來後身體很不好，先在華東醫院住著，我們還不知道。後來公安局的人來找我們，讓我們接她回家。我們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麽問題，我們就對公安局的人說：“你們說她有很多問題，不能回家。現在又要我們把她接回家來，到底怎麽回事？”回答：“她就是曆史問題，以前都有結論。”
問：有文章說你媽媽是“叛徒”或有重大叛變行為，事實怎麽樣？
答：1982到1983年間，我媽媽回家以後，公安局專案組的人到我們家來，告訴她最後的結論。我也在場，我看了一眼她的結論。上麵寫的是：曆史問題有“變節”行為。我也了解過，什麽叫“變節”。“變節”和“叛徒”不一樣，如果是叛徒的話，要有出賣組織、出賣同誌的行為。她沒有。她是從機關下去到縣裏做縣委宣傳部長。日本人掃蕩時，來不及撤退，整個縣委一起被捕的，我媽媽是受傷昏過去時被抓的。
關於她的這個結論是1945年做出的，1949年她重新入黨。當時都有組織部的統一意見。有人說她寫文章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張冠李戴。在我媽媽家，她姑姑這一輩的人，名字的中間都是一個淑字，一個家族中，有八九個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媽媽這一輩的人，名字當中都是個“若”字，我媽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確記載。
問：1981年11月公審四人幫的時候，你們也是看的電視轉播麽？
答：公審的時候，我媽媽已經回家了。那時我們剛剛買了一台12寸的黑白電視機，這是我們家的第一台電視機，現在還放在我愛人的辦公室裏，他不肯扔掉。那時候買電視機還需要憑票呢。
關於公審的消息，也沒有人特別通知我們，我們和所有老百姓一樣，是從廣播報紙上知道的。一開始我們還不想讓媽媽看，怕她受刺激，因為她心髒不好。後來還是讓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時候，我們是蠻震驚的，怎麽被折磨成那個樣子。我最後一次見到我爸爸，是1976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時候，四年過去了。
問：這四年，從他被抓進去到公審期間，你們沒有任何聯係嗎？
答：當然沒有聯係，也沒有任何消息，什麽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審時，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當時我們覺得他肯定拒絕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這個樣子，你們把我弄成這個樣子，那我就這個樣子出來。而且，他也壓根不知道我們是什麽結果，不知道我們是否受到株連，我們的生活又怎麽樣。後來去探監的時候，我們去看他了，他說他一點都不知道我們的境遇和情況。
問：當時在電視上看到公審，你們的情緒怎麽樣？
答：大妹妹住在楊浦區，除了她以外，家裏其他人一起看公審。看到爸爸一句話都不說，態度很硬，我想我們應該覺得他就是這麽一個人。我們不希望看到一個軟骨頭吧。他什麽也不說，我也覺得還是這樣最好。否則，說什麽呢？怎麽說？反正，從我來說，看到他不是一個軟骨頭，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覺得一顆緊抽著的心放鬆下來了，是談不上任何傷感的。
問：你們再與爸爸見麵，是什麽時候，當時的情況怎樣？
答：再與爸爸見麵是1984年11月，八年沒見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兩個人一起去見他的。他因為前列腺肥大，從秦城監獄轉到複興醫院。給他看病的醫生是給總理看過病的，與我父親原來就認識，後來給我爸開刀，手術也做得非常好。這些醫生對我爸爸都很好，因為他們都給總理看過病，在總理治療過程中，我爸爸那種認真負責，醫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來叫我們去北京，我的組織觀念是很強的，我對他們說：“你們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產黨員，我是有單位的，你們叫我們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單位講。”他們隻好到我單位裏來了，這樣，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開了。因為那時到處都在傳，說張春橋已經死在監獄裏了。連我的同學都來問，把報紙剪下來寄給我。還有同學建議我去告《湖北文摘報》，因為上麵登了張春橋已死的消息，還有香港的一家報紙。
我要公安局到單位來找我，並要單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讓大家知道我爸爸沒死，而且，單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後也少找我麻煩。
1996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說可以為他申請保外就醫。1996年後，我陪媽媽到北京去了兩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點他們講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醫或假釋許可的話，他是不允許進上海的。1998年，他保外就醫的申請批下來了，他們在江陰給爸爸弄了個“家”。“家”裏總要有人吧，就把我媽媽弄去了，其實是把我媽和我爸關在一起了。我媽也就心甘情願地放棄外麵的生活，去陪我爸爸。
那時候，我媽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麽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顧她。這些她都放棄了，一個人到江陰去陪我爸。爸爸媽媽住到江陰後，爸爸當然還是沒有人身自由的。他們住處的圍牆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樓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們不能出大門，也不能見外人，完全是隔離的。我們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裏過夜的。
問：從信中看，對國際大事他也很關心，例如前蘇聯解體等。是這樣嗎？
答：對，他對國際大事也很關心，例如關於伊拉克、薩達姆。關於美國去進攻伊拉克，會不會贏？我父親一開始就說，薩達姆肯定打不過美國，因為他沒有毛澤東思想，沒有無產階級的政黨。
問：也有許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們當時成功了，中國現在會是什麽樣子？會不會也同樣有經濟上的發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認現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當然承認現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們當時計劃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社會總是要進步的。他們也要發展生產的，抓革命促生產麽，並不隻是鄧小平要發展生產。而且，我爸爸他們計劃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問：他是否覺得鄧小平上台後，就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了呢？
答：不，他不覺得中國變成資本主義了。1976年的那個夏天，我就和他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問他中國將來是否會複辟資本主義，他說中國不會複辟成資本主義，因為中國從來沒有過真正意義的資本主義。中國隻會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狀態。
問：你爸爸對鄧小平怎麽看的呢？
答：關於鄧小平，我爸爸一直說他工作能力很強的。爸爸後來告訴我：“鄧小平剛恢複工作時，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們，都是總理安排的，讓我們住在釣魚台。”鄧小平一開始開會，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單，要安排他們的工作。但當時各個部門都是精簡的。爸爸說：“主席讓我向他介紹情況，他根本不聽。”
爸爸還說過，指揮西沙海戰時，鄧小平非常熟練，指揮果斷，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有點像一匹戰功赫赫的老馬，回來帶路了。可惜結果是，老馬識途，往回走了。
問：你爸爸有沒有評論過四人幫裏的其他人？
答：他很少對別人做評論的，對於四人幫倒台幾乎沒有什麽評論。關於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點都不說的。他覺得即使你有肉體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產黨員不是特殊材料製成的麽，什麽不能忍耐？
問：他逝世之前的情況怎麽樣？聽說他病危的時候還做了一個關於鄧小平的夢，是怎麽回事？
答：2005年年初，我爸爸從春節前開始生病，從一月份病到四月份。他的病情我是很清楚的，也一直力爭把他弄到上海去治療，但是上麵不同意。所以，他住在江陰的醫院裏，看守他的人就睡在他旁邊的病床上。我孫子那時兩歲，帶他的阿姨的父親生病，請假回去了。所以，我還得帶孫子。反正我兩頭跑，焦慮得不得了。在江陰的醫院裏時，看守還時不時拿著賬單來給我看，說在我爸爸身上花了多少多少錢。
最後，他們說花了幾十萬時，我忍不住了，我告訴他們，如果你允許我把他帶回去，我一分錢都不要你們出，現在我就可以把他帶走，你們就不需要花錢了。後來他們就不再給我看賬單了。
我爸爸對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他說：“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找死。”他也知道老人生病的過程，因為他負責過三位老人的醫療組。我最後簽了個字，不要搞氣管切開，不要搶救。他病危的時候我們幾個孩子都在他身邊，我是看著他咽氣的。
到了最後的時候，我愛人讓我問問爸爸，還有什麽要對我們說的。但我問不出口，盡管我極力掩飾，爸爸還是明白他已經病危了。
病危的時候，有一次他對我說：“毛主席說，老年人死了要開慶祝會，還說要火化，都簽了字的。但是華國鋒兩條都沒有做到。但他倒是為我開了個慶祝會，還在天安門廣場，那麽多人，那麽大的場麵。我後來在電視裏也看到了，真沒有想到，為了我。我這一輩子也夠了。”這裏，爸爸指的是1976年10月天安門廣場開的打倒四人幫的大會。
也是在病危期間，他還說過他做的一個奇怪的夢：“我這幾天老做夢，夢見鄧小平來找我。我說，你不是在太平洋麽？怎麽到這裏來了？鄧小平說，我現在沒地方去，誰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裏，主席說：這幾天很忙，他來了有什麽好說的，還不是白貓黑貓，等等吧。江青跑過來罵道：“鄧賊！”我又去找總理，總理也說沒什麽好說的，總理說你也罵過我，我也罵過你，我們兩個還有什麽好說的話。鄧小平就對我說：主席現在就聽你的，你幫我說說吧。我對鄧小平說：現在主席又沒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幫你說什麽呢？”
爸爸說了這麽長長的一段話，然後對我說：“你看我的情緒還不錯吧。”這段話我當時是記錄在隨身攜帶的通訊錄上的，這兩天我把原始記錄找到了。現在知道的事多了，才能看懂一點，也就是說，從爸爸的這個夢，能看出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關係，還有我爸爸與鄧小平的關係。如果沒有“四五事件”，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