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文史博覽》2014年第3期
1965年秋到1966年春，外交部曾組織一支近200人的工作隊，赴湖南省瀏陽縣大瑤鎮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我是工作隊北方出生的張越、雷陽、溫寧三位隊長的共用秘書兼翻譯（我會說點湖南話），所以常有機會隨他們去省委開會或商量事情，而當時湖南省委分管農業的省委書記正是華國鋒，因此曾與他見過幾次麵。
這位省委書記給我們的第一印象很好。純樸、實在、虛心，沒有一點官架子，言談、穿戴都像一個農村基層幹部。我記得當時他是這樣向我們介紹自己的：山西省呂梁專區交城縣人，小時候家裏很苦，念了幾年書，17歲瞞著家裏參加了抗日遊擊隊。先打日本鬼子，後打閻錫山。1949年跟隨四野解放大軍南下。湖南和平解放後，留在地方，複員轉業，參加自己比較熟悉的農村工作，在毛主席家鄉湘潭縣待了十年多。幾年前被調到省裏，依然幹老本行。
還記得湖南省委一位老同誌曾告訴我們：華書記原本姓蘇，名鑄。他投身革命後，擔心連累家人親屬，便自己做主改姓換名。“華國鋒”三個字取自當時中國一個響當當的革命群眾組織“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隊”。革命勝利後，他沒有恢複原名，但其四個子女都沿用蘇姓。
“意外”的接班人
“文革”中，華國鋒被調到北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1976年年初周總理逝世後，我和當時駐日使館工作的許多同事紛紛猜測將由誰來接任總理這個職務。有人認為肯定是葉劍英或李先念，有人則說很可能是張春橋，唯獨沒有人提到過華國鋒這個名字。不久，使館接到外交部密電，告知毛主席選定的新總理是華國鋒。
同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又很快傳來消息說，毛主席生前已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就這樣，他成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位集黨（黨中央主席）、政（政府總理）、軍（軍委主席）大權於一身的“英明領袖”。因為毛澤東在世時，也從未兼任過政府總理一職。
我當時嘴裏沒敢多說，心裏卻經常想著一件事：即使有毛主席“你辦事，我放心”這個“最高指示”為他保駕護航，他的為人、品格也不錯，但他的學曆、能力、資曆、經驗、影響和威望，能夠擔當得起領導中國共產黨和十億中國人民這個曆史重任嗎？能夠把十年“文革”內亂後這個到處混亂不堪、人心浮動、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困難局麵扭轉過來嗎？
不到一個月，就傳來在他領導下，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喜訊，我的擔心開始緩解，並逐步產生了一種信任感和期待感。
不愛穿西裝，不想打領帶
1977年年底，我從駐日使館回國，調到外交部新聞司工作後，就有許多機會為華國鋒當翻譯了。第一次見麵時，他似乎還記得12年前的那段往事，主動問我是不是那個外交部“四清”工作隊的小周秘書，我點點頭，向他問好，他也很高興。他還主動問起那三位工作隊隊長近況。
為華國鋒當翻譯，我心裏感到特別踏實，沒有一點兒思想負擔。他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固然是一個原因。還有就是他每次會見客人時講的，全是平平常常、人人都懂的大實話、大白話，從不古今中外、天南地北、旁征博引、即興發揮，甚至連普通的成語也很少使用。記得多次給他當翻譯，幾乎從未發生過自己聽不明白、不會翻譯的情況。
1980年5月，華國鋒應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邀請訪問日本。通過近一個星期的近距離接觸，我又發現他是一位不拘生活小節的人，常常不扣襯衣袖子的紐扣，坐著時還經常把一條腿放在另一條腿上，而露出來的腳上穿的襪子，竟是北京街上不到一元錢一雙的大路貨……雖說華國鋒十分平易近人，但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般都不大敢提醒他注意這些小事。我憑以往對他的了解，心想即使當麵提醒他，大概他也不會生氣的，便壯著膽子說：“華主席，您身上穿的毛衣可能太厚了一點。是因為太悶熱才不扣襯衣扣子的吧。要不要請葉秘書給您換件薄毛衣？”
華國鋒一聽不但沒有生氣，反而笑著說：“你有意見就直接提麽，為什麽要拐彎抹角拿毛衣說事呢？說白了吧，不扣紐扣就是為了透透風，舒服一點兒。我自己所以一直不愛穿西裝，原因之一就是不想打領帶。”
一天晚上9點多，住在日本政府赤阪迎賓館裏的華國鋒，洗澡後換上日式浴衣，說要去後花園散散步，便出了門。我嚇了一跳，立即上前攔住，並告訴他，這所迎賓館裏，到處布滿了警衛人員和新聞記者。如果哪位攝影記者拍到您身穿這件浴衣的特寫鏡頭，並見之於明天的報刊上和電視裏，再配上詼諧的說明，很可能成為人們茶餘飯後談論的中心，引起不小的轟動。
聽我這麽一說，華國鋒馬上退回房內，並十分不解地問我：難道日本人對我穿什麽衣服，也有那麽大的興趣嗎？我說當然啦，這一切都是因為您的身份十分特殊呀。
不太善於應對外媒
按照中國領導人多年出訪的慣例，離開到訪國的前一天，都要舉行一次大型記者招待會。出訪前，外交部新聞司都會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和雙邊關係中的一些熱點問題，為領導人起草好詳盡的書麵材料，包括預計外國記者可能提及的問題，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一些有經驗的領導人一般隻會事先瀏覽一下，在回答問題時作個參考，不會完全照本宣讀。
這次出訪前，領導特別提醒我，出訪中華國鋒最擔心的就是如何應付記者招待會。所以一定要為他起草一份更全麵、更周詳的書麵材料，供他參考。
不出所料，東京記者招待會的前一天晚上，華國鋒一直坐在房間裏看材料，做準備。10點多鍾派秘書把我叫去，問我明天日本記者究竟會提些什麽問題。我答稱，估計不大可能超出新聞司先前設想的範圍，但不敢完全肯定。他問我能不能想想辦法，今天晚上就了解清楚這件事。
我心裏雖覺得辦成這件事的難度不小，但嘴裏依然承諾盡可能試試看。
我立即通過電話從舉辦單位、日本記者俱樂部負責人處了解情況並獲悉，為節省時間，明天記者招待會上將由《每日新聞》主筆一人做代表提問。說來也巧，我正好與他相識，便趕緊去電了解明天會提哪些問題，表示自己這樣做隻是為了事前做好準備，以保證翻譯質量。他十分友善地一一做了回答，並說這幾個問題是他與其他幾家媒體同仁共同商定的。一般情況下，估計明天不會再有別人提問了。
華國鋒知道這個結果後十分高興，說這幾個問題你們新聞司準備的材料上都有。
記者招待會相當順利，隻在開始時加了一個新問題：北京許多方麵傳來的消息都說，您除繼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外，即將辭去政府總理一職。如無不便，請予證實。
公正地說，我覺得日本記者當時提這個問題既沒有惡意，也不難回答。但可能因為華國鋒先前就對外國媒體抱有成見，頭一句話就有點生氣地說，你們一些外國媒體有一個通病，就是對我們中國的人事問題總是很感興趣，並妄加猜測，胡亂評論。所以我在這裏不想回答這一類問題。事後，日本記者不解地問我，是不是你們華主席不滿意我提的這個問題，態度才如此生硬的。
回國後，與部裏一些同誌私下談論，比起周總理、陳老總、小平同誌等，華國鋒好像不大習慣、不太善於應對外國媒體的提問。一位不久前隨他出訪英、西德、意等西歐國家的同誌告訴我，華國鋒在西德記者招待會上，遇到一個西德記者提的尖刻問題，處境十分被動，在黃華部長的協助下才應付過去。
晚年愛看動畫片
華國鋒離開領導崗位後，我就沒有機會再見到他、為他當翻譯了。但下麵幾件與他相關的事情，不時浮現在我的腦海裏，這裏也一並記錄下來。
一、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電視台少兒部約我為他們翻譯多集動畫片《鐵臂阿童木》。對方強調這是為全國億萬青少年服務，我勉強接了下來，開了多次夜車才完成任務。不久，科普出版社又約我為他們翻譯同名小人書《鐵臂阿童木》，我也照辦了。
我沒有想到，一部多集動畫片，幾十本小人書，會引起那麽大的反響，不少親朋好友來信、來電索要。更讓我意外的是，華國鋒身邊工作人員也打來電話問及此事。我回答那些東西都是給孩子們看的，沒有多大意思。如果華國鋒對此有興趣，我可以設法另找一些值得一看的讀物送去。對方卻說，華國鋒本人和孩子們每集都看，並覺得很有意思，才讓我給你打電話的。
二、喬冠華是我非常欽佩的外交家、筆杆子、演說家。他對中國外交事業做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但有一個時期，外交部許多同誌也曾對他在粉碎“四人幫”前後的表現提過不少意見。其中一條就是認為他在華國鋒主政的那幾年，對華國鋒缺乏應有的禮貌和尊重。
如華國鋒剛主政時，當著許多人的麵，謙虛地對他說：老喬呀，我對外交工作不熟悉，沒有經驗，而你是老外交，希望你以後多提醒、多幫助。喬冠華竟不以為意地笑著答稱，其實外交並不難，隻要用心，不用多久，就可以學會的。
又如，一天喬冠華來部裏上班，同誌們問他為何一大早就滿麵倦容，無精打采，他居然答稱是因為自己昨晚“舍命陪君子”，半夜就被召去中南海問事了。
再如，尼泊爾馬亨德拉國王訪問成都（不到北京），華國鋒安排喬冠華先去接待兩天，初步交換一下意見。當華國鋒第三天專程趕往成都會見貴賓時，喬冠華居然沒到機場迎接，也沒匯報這兩天的相關情況，而是陪著夫人去參觀杜甫草堂了。
據我了解，部裏同誌們議論起喬的這些言行時，一直是讚同者少，批評者多。即使在華國鋒離開領導崗位後，也是如此。
三、華國鋒應大平正芳首相邀請訪日後不到三個星期，大平正芳就得急病逝世了。這個消息使華國鋒深感意外，非常悲痛，並決定再次飛赴東京，參加大平正芳葬禮。對一個大國最高領導人一個月內兩次訪日這件事，日本政界、民間都為之震驚，認為中國確實是個非常重情重義的國家，真正體現了周總理說的“飲水不忘掘井人”的精神，沒有忘記大平正芳這位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出突出貢獻的政治家。大平正芳一家更是激動萬分。
熟悉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十分看重一個禮節，即對特地來到某家出席婚喪紀念活動的朋友、貴賓，某家的主要成員日後一定要擇機親自回訪，登門道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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