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埃即將落定，水落能否石出？
——郭小寧
2019年12月，一隻蝙蝠在武漢扇動翅膀。掀起了一場席卷全國乃至全球的新冠病毒風暴。曆時近百天，中國終於看到一線曙光，而國外則正處在風雨飄搖中。
疫情還未過去，一組沉甸甸的數字擺在眼前：
截至2020年3月9日止，全國新冠病毒肺炎確診80904例，死亡3124例。其中湖北確診67743例，死亡3007例（武漢確診49948例，死亡2388例）。
這組數字中，還不包括武漢疫情爆發前期大批住不進醫院，得不到確診的感染和死亡人數，保守估計，這場疫情受害者人數超過十萬，死亡人數也不會少於五千。
據財新記者統計，截至3月3日，目前已有26位醫護工作者去世，其中13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據央視新聞數據，截至2月24日，全國共有476家醫療機構3387例醫務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病例（2055例確診病例，1070例臨床診斷病例和157例疑似病例）；90%以上的醫務人員（3062例）來自湖北。（詳見《特稿|仁心赴國難 全國醫護殉職已達26位》）
這些冰冷的數字後麵都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有的飽受磨難死裏逃生，有的則撒手人寰死不瞑目。
病毒還擴散到海外，截止到3月9日，有100個國家發現新冠病毒感染者，整體確診達30378例，死亡達761例。疫情已在全球爆發。
這場疫情，還使武漢這樣一個特大城市封城，900萬人困在城內，宅在家裏，500萬人在封城前離開了武漢，封城後有家不能歸；全國各地相繼宣布進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二級應急響應按一級應急響應管控，全國範圍的停產停業停課停交通，幾乎停擺一月有餘，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幾萬億（黃奇帆文章中的數據）。一場疫情讓我們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在曆史上將會留下重重的一筆。
塵埃即將落定，每個人心中還有一個大疑問沒有落定：這場災難究竟是怎麽發生的？為什麽狀況如此慘烈？疫情發生的真象會調查公布嗎？會有追責嗎？
感謝有心人做了武漢疫情發展的時間軸，可以追溯到在一些關鍵的時間點上究竟發生了什麽，給我們提供了分析事態發展變化的相關依據。
通過現能夠收集到的相關資料的歸納，我認為有以下三個問題需要搞清楚：
1，疫情是如何發生的？也就是說感染源頭在哪裏？
2，武漢發生的這場疫情，專家們做了些什麽？
3、政府在這場疫情前期究竟做了些什麽？
針對這三個問題，結合資料談談自己的看法：
1、查清這次疫情發生的源頭，對搞清楚病原是什麽以及如何控製疫情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而且也是一件比較容易做到的事情。
就按政府公開發布的信息所說的第一個不明原因肺炎感染病例發生在2019年12月8日，如果當時立即著手調查他所接觸過的人或者物，應該是很快就能找到源頭。就算當時對不明原因肺炎的認識不足沒有及時去追溯源頭，那麽從2019年12月24日開始將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樣本送有關基因檢測機構進行檢測的同時，開展對“零號感染者”的調查也為時不晚；即便是再晚一點，到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發布通知要求各醫療機構要及時追蹤統計救治情況，也應該對“零號感染者”開始調查了吧！但不知道為什麽一直沒有看到政府相關部門調查感染源的信息報道，或者是有了調查的結果不願意公開。這是一件十分讓人疑惑不解的事情。正是因為政府關於感染源頭的信息不透明，各種猜測紛至遝來。真真假假，鋪天蓋地。
關於感染源究竟來自哪裏？歸納起來有以下三種說法。
第一種“野生動物說”。
疫情初期武漢市衛健委發布的信息說，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的首批感染者來自位於江漢區的華南海鮮市場，感染源疑是果子狸或穿山甲等野生動物。似乎很輕易地就對感染源頭下了結論。隨著記者曝光資料，說第一例感染者出現在2019年12月1日，且沒有去過華南海鮮市場，證據是2020年1月29日發表在國際醫學期刊《柳葉刀》上的一篇研究文章。官方一直沒有正式承認這個第一例，但華南海鮮市場是這場疫情的源頭也遭到質疑並實際上也被否定。
上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教授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大家都在苦苦追尋“零號病人”，一說“零號病人”顯得非常有戲劇性。這個隻是流行病學上的一些證據，事實上還有非常重要的是關於病毒起源的證據是什麽呢？通過全基因組測序，我們發現這個病毒的遺傳進化上肯定屬於蝙蝠冠狀病毒來源，這次這個病毒和蝙蝠攜帶的冠狀病毒就是一家的，因此也引起了部分類似2003年SARS樣的臨床表現。既然已經非常清晰它來自於蝙蝠攜帶的冠狀病毒，那蝙蝠是在這個海鮮市場上帶到人間，還是在隔壁縣裏的市場上帶到人間，最後又傳到這個市場，並在這個市場上暴發，你覺得有意義嗎？
張文宏教授作為這個領域專家，他的話肯定具有權威性，但還不能完全說服人。武漢肯定有人賣野味也有人吃野味，但比起賣野味更甚吃野味人更多的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福建等地，武漢還排不上號。為什麽這次疫情沒有發生在那些省而發生在武漢？再說遠一點，越南，印度，非洲……這些地區和國家吃野味的習慣更成風氣，為什麽疫情沒有發生在他們那裏而發生在武漢？僅說蝙蝠是冠狀病毒的來源似乎還不夠。
第二種“美國投毒說”。
特別是有鼻子有眼地說到2019年9月在武漢舉辦的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上，美國隊中有幾個可疑人員沒有比賽任務，在武漢三鎮到處遛達，並因不明原因發熱而住院。加之美國正在爆發的流感，又有日本，台灣等電視節目中有論點論據的分析，病毒從美國飄洋過海來到武漢也似乎有那麽一點道理。但說成是美國的“故意投毒”則完全是無稽之談，不值一駁。我認為在病毒源頭沒有徹底弄清之前，一切科學理性的懷疑都是應該的，我也是讚同的。
第三種“實驗室泄露說”。
這一說法在一段時間內也鬧得沸沸揚揚，尤其是印度學者發布的那篇論文，指出新冠狀B·毒植入了四個艾滋B·毒片段，陰謀論就瞬間傳遍了全球。接著又有人挖出了石正麗兩年前發表的關於冠狀B·毒的論文，之後不久又傳出其實驗室的“零號病人”黃某某，後又有解放軍少將陳微接管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傳聞，更是將“實驗室泄露說”推向高潮。
對於“實驗室泄露說”，我基本上不讚同但也不完全否定，故意為之肯定不會，疏忽所致則有一定可能。我們國家和單位在管理上的漏洞實在太多了，這次國家衛健委整個信息係統的滯後延誤，政府疫情初期的指揮混亂都說明管理體係的不健全，更不用說一個小小的病毒研究所。
我的疑問仍在這裏：2020年1月24日國際醫學期刊《柳葉刀》上在線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確診患者於2019年12月1日發病，且無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而武漢衛健委2020年1月11日通報的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確診患者是2019年12月8號發病。文章白紙黑字發布在《柳葉刀》上了，武漢衛健委為什麽不承認這名患者為首例？政府為什麽遲遲不公開病毒的源頭的信息？
2、對專家的質疑
武漢發現有不明原因肺炎確診患者後，國家衛健委先後派出三批專家組來漢調查，第一批專家組來漢的人員和時間不詳，應該在2019年12月底；公開的資料顯示，第二批專家組於1月8日至16日在武漢指導防疫工作，成員有北大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王廣發，地壇醫院感染二科主任醫師蔣榮猛，北大人民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高占成等臨床專家，以及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原副主任楊維中等疾控專家；1月18日，鍾南山院士率第三批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到武漢的信息則是通過電視家喻戶曉了。
有三批國家級的專家隊伍來武漢，說明國家衛健委對武漢疫情嚴重程度的關注，急於摸清疫情的真實情況。但前兩批專家組的調查非但沒得出正確的結果，反而傳出“人不傳人，可防可控”這八個字。正是因為這八個字，讓武漢一千多萬人陷入災難之中！這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憤怒，並強烈要求追究那些專家的責任。
“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究竟是哪個專家提出來的？
有文章說首先提出“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的是“第一個專家組組長、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主任高福”。又有他的學生發文說“高福根本不是第一個專家組成員，更別提什麽組長”。網上確實查不到高福參加了最初的專家組，也查不到他在1月20日前接受過任何媒體采訪的消息和說過“人不傳人”之類的話。（來源：今日頭條）
現可查到正式提出“可防可控”和“沒法確定人傳人”的人是國家衛健委派出的第二批專家組成員王廣發。戲劇性的是他講完“可防可控”、“沒法確定人傳人”後，自己就被感染了。
王廣發在事後接受鳳凰網采訪時說：“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人傳人，但當時我們確實沒有證據。給我們的41例確診病例，有兩起聚集性病例。我們請教過CDC專家，沒法得出“人傳人”結論。人傳人是複雜的科學概念，要經過一係列的計算，不是說靠哪一個人就能夠說出來。我要特別強調，不是個人去判斷疫情，而是集體一起研判，但是研判的資料，必須得是沒問題的。原始資料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沒拿到，判斷上就會失誤。”（鳳凰網 經緯新聞）
“人不傳人”最早出現在人們視野是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2019年12月31號通報：“近期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多例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的肺炎病例，經專家會診係病毒性肺炎，到目前為止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來源：新華網）而這個時候王廣發還沒到武漢。王廣發說疫情“可防可控”、“沒法確定人傳人”在市衛健委通告之後。
那麽問題來了，是誰第一個提出“人不傳人，可防可控”這八個字的？
我想多半還是首批來漢專家組的某個或某些專家。道理很簡單，既然國家衛健委的專家組都來了，武漢市政府理應要聽專家的意見，請他們給予不明原因病毒一個定性。當然也不能排除武漢市衛健委自己下的這個結論，因為他們一直在隱瞞被感染的人數，隱瞞醫護人員被感染的實情，膽子也是夠大的。再作一個“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的結論也不奇怪了。
在這之後武漢市衛健委的兩次通報中都說到未發現“明顯人傳人”和“醫護感染”。（見武漢市衛健委2020年1月3日和1月11日的疫情通報）
直到2020年1月14日，武漢市衛健委才弱弱地承認“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正是因為“人不傳人，可防可控”出自專家之口並見諸於政府公布的通告之中，才造成疫情初期廣大的武漢市民根本沒有把它當一回事情。最能說明當時武漢市民心態的就是下麵這個段子：
世界人民覺得中國是“疫區”。
中國人民覺得武漢是“疫區”。
武漢人民覺得漢口是“疫區”。
漢口人民在開心的置辦年貨，
趕著吃年飯聚會，不想搭理你們。
可以這樣說，因“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的誤導，是使武漢的疫情演變成一場災難的根本原因之一。
也許是感到“人不傳人，可防可控”造成的嚴重後果，疫情還未結束，專家就開始向地方政府甩鍋了。
鳳凰網財經記者在采訪第二批來武漢的專家時，專家們說，武漢方麵不合作是最主要問題。“每到一個地方我們都會問有沒有醫務人員感染，得到的答複都是沒有。從現在情況看來，他們在說謊”。如果當初告知有醫務感染，哪怕報一個，專家組對疫情的判斷肯定就是另一碼事，但“人家不說實話，我們也沒辦法，基本就負責臨床救治了”。
該專家還告訴財經記者，當時有41例檢測確診，還有一批更多的疑似病例。專家組一致意見是，疑似的、確診的都報，但地方最終報的僅僅是確診病例。“讓他們如實報，衛健委領導當場反問‘你們是不是懷疑我瞞報啊’，他都這麽說了，我們還能說什麽？ ”（來源：鳳凰網）
也有人對專家的說法提出質疑。方方在她家封城日記中寫到：“我問醫生朋友，聽說過有專家給醫生打電話嗎？醫生朋友告訴說，不可能打到醫生這裏。我說有沒有可能給醫院領導打過電話呢？醫生朋友說不知道。同樣問題問另一個醫生朋友，回答得很幹脆：他們都到醫院來過，怎麽會不知道？”
當第一、第二批專家組到武漢這個時間段，2019年12月29日，省新華醫院醫生張繼先已上報可疑疫情，12月30日武漢市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等八人在微信群中發出提醒，並於2020年1月1日作為“謠言製造者”被公安部門傳喚訓誡並由央視新聞播出。專家們多少也應知曉一點這方麵的情況吧？退一步說，就是完全不知曉上述情況，作為到武漢來指導疫情控製的專家組肯定不會僅僅是聽匯報吧？他們肯定去過現場調查了解情況。即便是政府和醫院領導對專家組有隱瞞，你專家的專業知識在哪裏？你們的職業敏感性又在哪裏？然道就沒有懷疑過不明原因肺炎病毒具有傳染性？即便一時不能確定，也不應輕率就得出“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的結論吧！
不管政府要承擔什麽樣的責任，專家的責任同樣是推卸不了的。
更可悲的是說出“沒法確定人傳人”，“可防可控”的專家王廣發居然出現在政府表彰新冠肺炎預防中表現好的集體個人名單中。
方方在她的封城日記中寫到：
“北京的王廣發醫生走後給武漢留下了“可防可控”四個字。這四字和“人不防人”搭配起來，讓武漢人遭受滅頂之災
……王醫生這次先進了，但是他欠下了武漢人一筆債。包括兩批專家組的成員，他們都有欠債。這筆債，是要還的……當他們輕率地告訴人們“人不傳人”“可防可控”這個結論時，他們就已經犯下滔天大罪。”
3、對政府的質疑
從2019年12月1日發現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到2020年1月20日國家衛健委派出的第三批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公開宣布“肯定人傳人”這五十一天的時間裏，省市兩級政府到底在做什麽？他們對疫情的控製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對疫情的真實情況究竟隱瞞了多少？對疫情擴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究竟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這些都是人們一直在質疑並抓住不放的幾個問題。
順著時間軸往前追溯，我們基本可以厘清一個大輪廓。
首先我們回顧一下從2019年12月1日到2020年1月20日，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人數變化情況（來源：《柳葉刀》醫學刊物及武漢市衛健委發布的通告）
2019年12月1日1例（《柳葉刀》）
2019年12月8日1例（以下均來源武漢市衛健委通告）
2020年1月3日累計44例
2020年1月9日死亡1例
2020年1月15日累計41例，出院12例，死亡2例（不清楚累計數為什麽比3日少3例）
2020年1月18日新增4例，累計45例
2020年1月19日新增17例，累計62例
2020年1月20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修正武漢市18、19兩天新增為136例
2020年1月20日我國境內報告病例224例，其中確診217例（武漢198例，北京5例，廣東14例）；疑似病例7例（四川2例，雲南1例，上海2例，廣西1例，山東1例）境外日本1例，泰國2例，韓國1例（來源：央視新聞）
從以上數據看，有一個很大的質疑點：2020年1月19日之前，武漢市確診的新冠病毒肺炎的感染者僅62例，但到1月20日就猛增到224例，疑似7例，除武漢外，境內有7省、市發現有感染病例，境外也有3個國家發現感染病例。
為什麽1月20日病例數猛增？不得不聯想到這個時間點正是鍾南山院士帶隊的第三批專家組到漢調查疫情現狀。是不是因為鍾南山院士窮追不舍，政府才不得不公布實情？那麽在1月20日之前，政府公布的確診病例是有隱瞞的。
財新記者對香港袁國勇院士有一篇采訪文章很說明問題。
袁院士是第三批來武漢的專家。他也是世衛組織新冠肺炎聯合考察組成員。
袁院士說：“我要講一個真實說法，我們在武漢到訪的地方可能都是‘示範單位’，我們問他們什麽，他們就答什麽，似乎已準備好。不過，鍾南山就異常尖銳，他追問了好幾次‘究竟還有沒有？’，‘究竟還有沒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們講這麽多的個案？’。最後他們被我們問出說：好像神經外科有1個病人感染了14個醫護人員的情況。但他們也說，那些醫護人員並沒有確診。
財新記者很厲害，繼續追問道：“‘他們’是誰？你們當時考察武漢醫院的時候，主要是哪些人士在場？”袁國勇院士的回答是：“武漢衛健委、武漢疾控中心、武漢當地醫院以及湖北衛健委等人士。”記者繼續追問：“你覺得當時他們對你們有沒有隱瞞？”袁院士回答說：“我吃飯的時候看到與鍾南山坐一桌的一個副市長，麵色好差，心情沉重，他們那時候應該已經知道出大事了，因為第三批專家都到了。我相信他們之前如果有什麽隱瞞的話，到那個階段也沒什麽隱瞞的了。但他們一直在強調，試劑盒是剛剛才下發到武漢，沒測試就沒法確診。”（財新網）
還有一篇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提供的《新冠病毒疫情處置情況的說明》的文檔也能印證有關部門隱瞞疫情的事實。文檔中說，2020年1月4日，醫院就接到國家衛健委下發的指導手冊，指導手冊規定12小時內上報傳染病報告卡，報告國家疾控中心。但醫院1月5日接到江漢區的指示，醫院專家會診後還需報區裏再組織會診；1月12日，省衛健委帶隊到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督導工作時說，傳染病報告卡報告要慎重，要經省市衛健委確定後才能報卡；1月13日，武漢市衛健委也指示中心醫院，要經區市省逐級檢測，省衛健委同意後才能報卡。（國際簡報網）
由於區市省逐級設卡，醫院發現的傳染病病例無法第一時間上報國家疾控中心，被省市兩級攔截隱瞞了。
省市兩級政府為什麽要對疫情進行隱瞞？
第一批專家組成員曾光有一段話比較說明問題。他說：“當時湖北省武漢市有關人員對他說，患者病情較輕，和季節性肺炎差不多，密切接觸者中沒有發病，說得很輕鬆”。也就是說在疫情初發階段，盡管國家衛健委已派專家組來漢了解疫情，但省市兩級政府根本沒有把疫情當一回事。他們對專家組都是一副輕描淡寫的樣子，並隱瞞真實數據不報，又怎麽可能采取相應的防控措施呢？
2020年1月7日至10日到18日，正值武漢市和湖北省先後召開“兩會”，“兩會”的重要性遠遠大於疫情，所以武漢市衛健委在“兩會”期間沒有發布新增病例的消息。省市“兩會”結束不久，武漢市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就呈井噴狀增加。
為了開好“兩會”而置疫情於不顧，確實是造成後來疫情發展失控的重要原因。
再看看同一時間段內台灣、香港他們是如何應對疫情的：
台灣：
早在1月2日得知武漢出現不明肺炎的消息後馬上召開專家會議擬定應對策略，包括徹底的邊境管製、以健保卡追蹤旅遊史、口罩實名製購買等措施，有效地防止疫情擴散。
香港：
1月2日，香港特區政府召開跨部門會議，檢視針對武漢肺炎疫情的預防措施。（來源：第一財經）
1月4日，香港醫院管理局公布，因應政府就武漢不明病毒性肺炎病例啟動嚴重級別應變計劃，轄下公立醫院即日起會啟動“嚴重應變級別”，在醫院及診所加強監察和感染控製的應變措施，包括限製探訪。（來源：@香港文匯網）
1月8日，香港政府將「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係統病」（即 2019 年 12 月起在武漢出現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納入《預防及控製疾病條例》下須法定呈報的傳染病，並於當日生效成為法律。（來源：財新網）
1月13日，港澳台地區專家組赴武漢市考察，專家組對疫情防控與應對處置、醫療診治、病原檢測等進行了全麵考察，與參與此次疫情防控和患者診治的國家、省、市級專家進行麵對麵交流，谘詢了解了防治相關信息，並實地參觀疾控機構的實驗室和收治病例的醫療機構。（來源：國際合作司）
而湖北省及武漢市兩級政府在疫情發生後，除了衛健委發出幾個疫情通報，組織相關人員對華南海鮮市場感染者有密切接觸者進行調查外，實在找不出還做了哪些應對工作。
1月20日鍾南山院士肯定了新型冠狀病毒人傳人之後，武漢市的廣大市民才如夢初醒，恐慌起來。接下來的日子，有發熱症狀的人們紛紛湧向醫院，醫院發熱門診人山人海，醫院床位和設備不夠，醫生難以應付，病人看不上病住不進院。武漢市政府根本沒有作好應對疫情的準備，武漢市處於一片混亂之中。
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兼醫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國強和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副院長江帆教授牽頭撰寫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一文中寫到：“……我們認為, 在這3~4周防控初期的“誤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眾甚至是醫務工作者的警覺和防護意識, 進而加大了後階段疫情防控的難度。”（來源：《中國科學：生命科學》）
Winnie Yip，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國際衛生政策與經濟學教授，哈佛中國健康合作項目主任美東時間2月28日在哈佛大學新冠病毒研討會上的發言中說：“
假如中國的初級衛生保健係統能更好的話——這裏我指的“好”不僅僅是在醫療水平方麵，還是在公信力方麵——那麽我們不會看到在一月份人們蜂擁而至在醫院紮堆的現象，我相信很多人是在那時被傳染的；醫療係統也不會如此崩潰，因為醫生可以將更多精力用在真正需要幫助的人身上，而不是分心於實際上沒必要來醫院的人。當時是流感季，所有人都聚集在醫院。……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的報告也指出，武漢有80%的（聚集性）病例是家庭傳播。”
百分之八十的病例都是發生在民眾知道了“人可傳人”的信息之後。如果早一點公布實情，早一點作好防疫準備，患病的人早一點隔離而不是在家裏，事情怎麽會變成現在這個模樣！鍾南山院士的團隊作過一個模型分析，湖北隔離措施若提前5天幹預，感染人數或減少三分之二。
隻要提前五天就可以減少三分之二的感染人數。那麽提前十天呢？提前十五天呢？要知道從發現第一例到鍾南山院士公布“肯定人傳人”，武漢市整整耽誤了四、五十天！
1月23日，武漢進行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封城，一座有著一千幾百萬人口的特大城市被徹底封閉了！
以後的情況就不再述說了，方方的封城日記作了詳細的記錄。引用方方日記中的兩個來概括：“慘烈”！
這場疫情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其實已經不言自明了。
剛剛又有猛料報出，國家衛健委於2020年1月14日曾召開過全國性關於疫情防控的電話會議，“會議指出，當前疫情防控工作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疫情雖然仍局限在武漢市有限範圍，但是新型冠狀病毒傳染源尚未找到，疫情傳播途徑尚未完全掌握，人與人間的傳播能力仍需嚴密監控。隨著泰國衛生部通報了一例武漢輸入性實驗室確診病例，疫情防控形勢出現了重要變化，疫情傳播擴散可能大幅提升，尤其是隨著春運的到來，不排除病例數和疫情發生地增加的可能，不排除境內病例再次輸出到境外的可能。要堅持底線思維，強化風險意識，用大概率思維應對小概率事件，研究製定好轄區疫情防控方案，及時發現、有效處置可能出現的新發疫情。”
“會議要求，武漢的疫情防控工作決定今後全國疫情防控工作的走向。湖北省和武漢市要采取嚴格管控措施，重點加強農貿市場管控；加強發熱人員管控，築牢體溫監測和發熱門診篩查兩道防線；加強人群活動管理，減少大型公眾聚集性活動，提醒發熱患者不要離開武漢；加強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觸者管理，落實最嚴格的措施，下決心把疫情控製在當地，盡最大努力避免武漢疫情擴散蔓延。”
國家衛健委現在才公開這個文件，並把上網的時間由2020年2月21日修改前移到1月14日，毫無疑問有甩鍋之嫌。但這個文件也清楚的說明在鍾南山院士公開“肯定人傳人”之前，湖北省和武漢市兩級政府已經知道了這次疫情具有傳染性。明知有傳染，國家衛健委又有較具體的要求，省市兩級政府為什麽沒有行動？
武漢大學博導、東南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華生在《疫情預警的第一道防線為何形同虛設》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湖北和武漢方麵的相關責任人和主事人，並非偶然或無意犯錯，而是蓄意為之”。
“蓄意為之”！！！
疫情即將過去，水落能否石出？我們已經看到了露出水麵的石頭尖，而真象能否大白於天下？責任是否一追到底？
言論管控肯定是這次疫情的罪魁禍首。試想十年以前李文亮會因為說了這幾句話受訓誡並在央視示眾嗎？
其次那些專家也難逃其咎。奇了怪了，一些人同時發生呼吸係統疾病，病毒與SARS病毒高度相似，首先向民眾報告的難道不應該是“有人傳人的可能”。隻能說這撥人高官厚祿之後學術上一塌糊塗，人格上欺下媚上，說話時而趾高氣揚，時而戰戰兢兢，即可悲，又可恨。
其它官場相互推諉懶得去想，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