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以前做過一個案子，客戶是一個退休的聯邦公務員 ，方，當時已經70多歲了，10幾年沒有報稅，他的朋友幫他寫了一封信解釋了他的情況，附帶他最近十年的稅收報表。
方沒有英文名，所以接到他的case後我先和他聯係一下，說著說著大家就用中文交流了。方談吐得體，閱曆也頗豐。他是解放前從四川去美國一所藤校留學，出來了就再也不曾回去。在四川老家，他有父母兄弟，一開始他說還有書信聯係，後來新中國開始各項運動，他說他的家人死的死，散的散，慢慢地就聯係不上了。
我當時剛從國內出來沒幾年，知道各種媒體有幫助找尋失散親人的節目，我就問方想不想回去看看，找找親人。方猶豫好久，後來給我說算了。我就覺得他好像是提著一口氣好久，最後還是放下了。
方從美國大學畢業後，來到加拿大，後來去了聯邦政府，一輩子沒有結婚。我認識他的時候，他住在公寓裏，有購物失控的問題。他朋友去看望他的時候，發現他屋裏有一盒一盒的鞋子，好幾個桌子，無數件襯衣，等等等等，全是新的沒開封過。
他的朋友意識到了他有問題，鼓勵他尋求幫助，終於把他的生活拉回到了正常的軌道。方的朋友我也有過接觸，是方以前的同事，也退休好多年了，對方的幫助真的很大，可以說沒有這個同事，方可能就在自己的公寓裏被自己買的東西給“淹沒”了。
我當時很不理解方為什麽不願尋找家人，我以為有家人的生活總會好過一個人的孤獨。方有一次聊天給我說他出國太久了，對國內已經不了解了，也不願意再折騰了。
我隻能說當時我還是閱曆少，也因為出國沒幾年，和國內聯係還很緊密，所以沒有能理解方的想法。
隨著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時間越來越久，尤其是父母去世後，和國內聯係也不如以前緊密了，我發現我可以理解方的決定了。
首先是思想和國內的同學朋友已經無法產生共鳴了。他們的很多想法在我看來無法理解，可是我的很多做法對他們來說也是不好接受。比如說他們無數遍的提醒我戴口罩戴口罩，我知道他們是好心，可是他們並沒有興趣了解我不戴口罩的原因。再比如說他們隨時隨地表達出來國強民勝的優越感，在他們炮轟過來的各種對西方國家抗擊疫情的不實報道裏表現的淋漓盡致。尤其是一個好朋友提醒我西方國家要甩包袱，讓我小心，我真是無從解釋，無可奈何。
再者就是中國的態度，對我們這種人在海外的態度你很難把握。比如朋友大手一揮說不行就回來吧。回得去嗎？這個周末不就有各種臨時政策出台了嗎？那些興衝衝投奔祖國懷抱的留學生們下了飛機不就被滯留在某處了嗎？ 國內疫情嚴重的時候我還參加過一個留學生組織的微信群，從北美購買各種醫療物資捐往國內。不知道這些孩子們如果回國被強行隔離，心裏會怎麽想。
我以前在城裏看過一篇介紹巫寧坤教授的文章的文章，裏麵說到1951年李政道教授不願回國，理由是不願被洗腦。而我到了70年後才知道輿論宣傳對人的影響是如此之巨大。我以為國內同學被洗腦，而他們估計也認為我的腦子也已經被西方輿論洗了，然後大家就隻能漸行漸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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