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何清漣:北京改寫武肺災難史 注定徒勞

截至3月6日,據Worldmeters消息,武漢肺炎已經流播六大洲96個國家,歐洲疫情告急,美國病例也迅速增加,韓國、伊朗已經焦頭爛額,但北京卻想趁此機會,重新改寫武漢肺炎流播世界這段人類災難史的開端。改寫的手段有兩招,一是要徹底將武漢肺炎這一名稱從這場疫情中抹去;二是由發話,應該明確調查病毒來自哪裏,尋找一個國家做替罪羊,在中共控製的國內輿論場中,美國已經中標。

為何要消除“武漢肺炎”這一名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3月4日就“中國病毒”、“武漢病毒”一詞發言,聲稱這是個別媒體“企圖讓中國背上製造疫情災害的黑鍋”,別有用心。

中國現在為何特別忌憚其它國家的媒體將這場席卷全球的病毒稱之為“武漢肺炎”?其目的之一,是希望世界將這場病毒與中國的聯係抹去。用“武漢肺炎”稱呼這場瘟疫,本是中國首創,在今年疫情爆發初期,武漢淪陷、全國恐慌、一度被懷疑成SARS變種的新型病毒,被中國所有媒體稱之為“武漢肺炎” (Wuhan virus),當時正焦頭爛額,窮於應付隱瞞疫情的指責。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其智囊班子,沒來得及去想“武漢肺炎”這個病毒名的“政治影響”,待回過神來改用“新冠病毒肺炎”這個詞來定名時,武漢肺炎已經成為全球媒體對這場中國病毒引發的瘟疫的通稱。中國政府突然覺得這名兒有損國家形象,宣布暫時訂出官方名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以避免任何與中國相關的聯想。

譚德塞對中國政府這番用意心領神會,先是宣布暫時簡稱為“2019-nCoV”,繼而在2月11日的世衛專家會議上宣布,將“武漢肺炎病毒”正式命名為“COVID-19”(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是冠狀病毒(corona virus)英文縮寫,D是英文疾病(disease)的首個字母,2019年代表疫情爆發的年份。

此名一出,不少人質疑中國政府想跟這次疫情劃清界線,在抗疫工作如火如荼之際仍不忘粉飾中國形象,並以MERS中東來命名作為例子,稱為何可以“汙名化”中東人,卻對中國武漢肺炎要采用政治正確的方式對待?但不少中國人非常歡迎這一命名,認為隻要名兒改了,這病就不是中國來的,不會引起歧視,這當然是阿Q式的自慰。

從“COVID-19”出來之後,媒體三者混用,武漢肺炎、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混合使用。要說這三者本就一回事,世界也沒那麽健忘,疫情剛從中國隨病毒攜帶者跨越國境、漂洋過海,遍布六大洲,美國對中國的旅行禁令還未解除,就算不稱為“武漢肺炎”,世界也忘不了病毒發源地是哪個國家。但中國急於洗白自己,讓世界各國資本以為中國疫情過去了,開始重新收拾舊山河,再奏天朝威武曲,如我所歸納的那樣,疫情輿論控製四部曲前三喪事喜辦、美國陰謀、“中國又贏了”都是“完成進行時”,現在正在大奏特奏“中國拯救了全世界(世界應該感謝中國)”,於是“武漢肺炎”這個標識病毒來源地的名稱就特別紮眼,早在趙立堅以外交部發言人身份指責使用武漢肺炎是汙名化中國之前,中共就派出大批汙毛到推特臉書上,拿出小學教師批改作業的精神,看見用武漢肺炎四字的言論,立刻校正,說世衛已經定名為COVID-19,不能再叫武漢肺炎。我就遇到幾十位。為此我專門回了一條推文:堅持稱武漢肺炎,就為了將中國政府釘在恥辱柱上,也為了紀念那些因武漢肺炎而死於非命、以及在疫情期間因各種原因熬不過去而用種種方式自盡或死亡的絕望者。

正名的目的是為病毒另找娘家

為武漢肺炎這名字大光其火,在名字上糾纏不休,當然是北京還有更深層的目的,中國原生的武漢肺炎害了太多國家,中國必須甩鍋,為武漢病毒另找娘家。

關於零號病人是誰、病毒來源是哪裏這一爭論,從武漢肺炎開始流行後,國內、國際社會就沒斷過爭論。國內非官方質疑者認真查找了“蝙蝠女俠”石正麗及武漢P4實驗室過去種種事跡,包括其英文論文,以及國際病毒學界披露的資料,早就認定是中國武漢P4實驗室泄露。分歧是:是實驗室事故泄漏還是另有原因,還有少數認為是習的政治對手給他下套。

國外爭論主要是根據病毒樣本,參與爭論者主要是對中國病毒研究有所了解的病毒學家。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生物學家理查德·埃布萊特(Richard H. Ebright)曾在《自然》雜誌(Nature)對武漢病毒所的一項蝙蝠病毒實驗表示關注,今年1月,他在接受BBC采訪時,非常肯定地說,基因組測序顯示,此次爆發的病毒與武漢病毒研究所2003年在雲南某個山洞采集的蝙蝠冠狀病毒RaTG13非常接近,全基因組同源性為96.2%。根據目前對病毒的基因組測序,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該病毒經過人工改造,“這意味著,這種病毒目前已知存在於兩個地方:雲南的山洞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一個實驗室中,……它從2013年儲存在武漢病毒研究所至今。” 埃布萊特認為,並不排除此次疫情的病毒由於實驗室事故進入人群的可能性。

國際病毒基因庫網站(GISAID)每天更新新冠病毒的進化樹,到3月6日為止已有179 個新冠病毒株基因序列存入這個病毒基因庫,現在發現所有的新冠病毒的共同祖先都是武漢新冠病毒,也就是說世界各地現在發現的新冠病毒都是來自於武漢的新冠病毒。

麵對如此確定無疑的事實,中共卻想否定。在武漢封城後幾天,中國網絡上就出現一篇《武漢肺炎、SARS、基因炸彈……大國角力下的生物戰魅影》,該文先從SARS流播全球時回憶,認定血淋淋的事實就是:SARS隻鍾愛“華人”。中國人、新加坡人(華裔國家)、美籍華裔、加拿大華人等,SARS隻攻擊一個特定的人類種群——擁有最獨一無二的“O—M175”基因群的漢民族。美國人、日本人和歐洲人都得到SARS的格外關照,對SARS有特殊的免疫力。與17年前的SARS一樣,武漢肺炎也隻鍾愛“華人”,迄今為止的確診案例均為華人。作者的結論是:這是美國針對華人的生化戰,目的是從地球上排除該死的華人——這篇文章前半截其實忽略了SARS極可能是從實驗室泄漏這一事實,後麵的立論已經被現實否定,因為目前武漢肺炎病毒流播世界,歐洲美國無一不淪陷,但當時在大部分中國人眼中看來引經據典,很能迷惑根本被防火牆封鎖在中國的中國人,以及完全不讀中文信息之外的中國人。

這個腳本的思路,一直就是中共疫情期間控製輿論的第二部曲:美國陰謀論。隻是當時習近平正陷入困境:武漢市長周先旺1月27日接受CCTV采訪時,聲言隱瞞疫情信息責任不在地方政府,湖北官僚集團亦利用地方媒體甩鍋給中央政府,國外輿論及社交媒體輿論都認定習是最高責任人。習好不容易用三招扭轉了局麵——將李文亮樹為吹哨人,化被動為主動;解放軍首席生化專家陳薇少將接管武毒所、撤換湖北省與武漢市主要領導人,緊接著就開始將輿論控製納入疫情、災情的傳統宣傳套路——民間諷刺為喪事喜辦,例如著力吹捧政府如何重視,集全國之力援助武漢、醫護人員如何置自身安危於度外等等,就開始不斷攪渾水,不斷推出所謂專家論文,病毒一會兒來自湖北CDC養的浙江與湖北蝙蝠、一會兒來自與蝙蝠接觸過的老鼠,將源頭在中文世界裏煮成一鍋粥.

1月26日,中國當局宣稱疫情拐點來到,每天新增的病例遠少於全世界各國的總和,再將中國從病毒輸出國塑造成南韓、伊朗輸入病毒、形成“疫情倒灌”的受害國。有了這番鋪墊,中國專家開始助攻。鍾南山這位“防疫國寶”開始助攻,其工作單位所在地是廣州,廣州市政府新聞辦於2月27日在廣州醫科大學舉辦疫情防控專場新聞通氣會,身為“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稱:“對疫情的預測,我們首先考慮中國,沒考慮國外,現在國外出現一些情況,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不一定是發源在中國。”從此,病毒來源於美國論在中國微信上刷屏。《環球時報》緊隨著發表文章稱:“新冠病毒發源地目前尚不確定。不應(讓中國)背上汙名。”《朝鮮日報》3月4日發表報導說,習在清華大學醫學研究院舉行的座談會上就傳染病等問題表示:“這是事關國家安全、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挑戰,應該製定全麵規劃,對病毒源頭、傳播途徑和可能是中間宿主的可疑動物進行研究分析。利用人工智能(AI)和大數據技術,查明病毒的來龍去脈。”

武漢肺炎源於中國本是毫無疑義之事,WHO幹事長譚德塞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為中國向國際社會甩出了第一大鍋,稱“中國犧牲自己,成為世界第一抗疫國,為世界抗疫贏得了‘機會窗口’”,不料中國意猶未盡,希望通過宣傳做成事實:病毒來自中國之外。但是,這種說法除了在中國國內有市場之外,無法得到國際社會認可。在中國宣傳病毒來自中國之外後,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等人采訪了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教授、亞倫·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的創始人、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教授,他在采訪中非常明確地說:“根據我們對薩斯(SARS)和新冠病毒的了解,以及對從其它動物物種中發現的新冠病毒的了解,我毫不懷疑它起源於中國。”

中國通過與疫情日益嚴重的國家分享信息、提供防控和診療等技術支持、捐贈醫療設備等作為,努力修補因疫情而受損的國際形象。這是中國應該做的,因為疫情畢竟從中國起源,但因此想重寫這段人類災難史的開端,並因此認為“理直氣壯:全世界都應該感謝中國”,那就實在有點無恥了。互聯網有記憶,全世界病毒學家那麽多,中國既不能全部收買,也不能全部封嘴,還請北京神智清醒一點:國有國格,國格不是靠撒錢買來,當然更不能依靠耍賴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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