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
[(70年經曆)]
我記得聽我母親說過，我家世代都窮隻有幾分田，一共兩小塊，還是很遠的“坑籠田”，這兩小塊“坑籠田”還不是在同一個地方，我們家鄉是丘陵地帶，“坑籠田”在兩山之間，到田地幹活要走幾個小時，不像平原地方田地就在門前。解放後，政府因我家田地少，所以在土改分田地時分到了小半塊田(幾分)，一小塊田和我伯娘合分。我們那裏都是以坑籠田(梯田)幾多，每塊田都很小，很少超過一畝的。我伯娘家更窮，伯父早早去世(我沒見過)，伯娘守寡幾十年，帶著兒子“養子”(就是北京眼中的窩囊堂兄)艱難過日子，所以在土改分田地時伯娘家分了大半塊(也是幾分)，我伯娘家沒有主力，所以那大半塊田都是我母親幫著幹。 我進門時，阿公(爺爺)己去世，阿婆(奶奶)帶著四個兒女過活(一、三是兒子，二、四是女兒，)。我父親是長子隻讀過三年書，我母親一字不識是真正文盲，從小就被帶回家做童養媳。父親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我兩個姑姑自我懂事時己出嫁。叔叔在解放前由於不滿意他母親因(三籮穀)“偏袒”我父親，拆了老家一麵牆跑到香港謀生“行船”，叔叔一生沒成家，退休後八十年代回到老家餘度晚年。一個姑姑也是解放前全家到了香港。姑姑一家在香港艱苦生活了幾十年，到死還是住在政府最原始的徙置區。日本仔時期，據父親說，父親外出找工作時遭遇過日本仔開槍追逐過，也同樣被國民黨兵“吼吼雞”拉壯丁追過。
我外公家是大地主，娶了兩個老婆(過去農村人娶老婆是娶來幹活的)，兩個老婆一共生下八、九個兒女之多，大舅是大婆生的，當了國民黨軍官，軍階是師長“是中將軍銜吧”，由於大舅是個國民黨軍官師長，帶兵抵抗日軍，日本在華南大亞灣登陸後，帶一大隊人馬到外公家圍捕搜查，外公一家接到消息後，全家十幾人跑進深山躲避日本仔搜家，這些事是我在老家時聽我母親說的。我母親是細婆生的，細婆好像一共生了三個兒女，我母親最大有一弟一妹，我母親六、七歲就送被我父親做童養媳，過去農村很多女孩從小就被人做童養媳，照理說一個大地主家庭為何要把自己小小女兒送人做童養媳，過去有些事真是想不通，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不是自己外公，說出都不會有人相信。
由於家裏窮田地少，父親外出找不到工作，想搞點小生意做做，家裏無錢婆婆用了三籮穀被我父親做本錢，在附近小鎮“澳頭”開了間小雜貨鋪，父親那間小雜貨店，很小賣些油鹽醬酣糖之類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大部分做漁民生意，漁民拿貨出海打魚回來賣了錢才結賬，每逢初一，十五漁船回港時才雇有一臨時小工，和漁民做生意多采用記賬方式結賬，水上人拿貨出海回港再結賬。解放後漁民大翻身一切賬目作廢，遺留賬簿幾大本欠款不用還，欠了多少錢隻有父親才知道，但厚厚幾本賬簿我見過，年紀小不知是什麽書本，父親說起才知道，解放後家裏我還見過港幣和袁大頭呢。
父親在澳頭小鎮做生意，寄宿在小店，阿婆(婆婆)和我母親帶著我兄弟三人在農村過日子，家裏農活家務全是母親做，除了農活，家務：砍柴割草、淋菜洗夜、挑水做飯。農活做主力，犁田耙田，打穀之類力氣活也是我母親包起。農村婦女特能幹。我家在很遠山坑有兩小塊田“坑籠田”和一些山坡開出來的“斜地”，家裏很窮全靠父親小店維持幫助，家中田地活和家中大水事條我母親一人包起，婆婆年老在家裏照顧我們，我十二、三歲婆婆去世，婆婆去世後母親田地家務繁忙，兩個弟弟由我帶著，我上小學時還要背著小弟弟一起上課(我比小弟弟大十歲，)。
這種世代窮苦的農村生活，不是城市人能想象的。後來為了生活而出走偷渡(這屬於個人行為)，但不能忽略共產黨把我家鄉從世代偏僻窮農村改變成富裕的城鎮。我還有一弟在老家，弟弟一家有店有樓生話過得很寫意，弟弟五十多歲就不用做了(退休)，一家人早晚在廣場唱歌跳舞，這種生活誰帶來的？站在家鄉人民角度看，不感謝共產黨感謝誰？我家有三個偷渡犯，父親、小弟和我，父親晚年在香港生活困難最後選擇回老家養老，我叔叔解放前到了香港一生在船上工作，沒結婚香港沒家庭退休後也是選擇回老家養老，我和父親始終是擁護共產黨的，始終愛中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