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醫生今天淩晨去世了，深切哀悼。
從昨晚到今天上午，網絡上對這個話題的討論迅速暴漲，光微博上的#李文亮去世# 目前就有3億閱讀量了，更不用說其他網絡平台和沒有加標簽的微博。
李醫生的事情，是從去年12月30日開始的，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整件事恐怕很難用一種簡單的情緒去概括，而是多個複雜社會因素的綜合呈現。
昨晚有不少網友把李醫生稱為“民族英雄”、“吹哨人”、“烈士”、“樹碑”、“下半旗”等等。但這有些明顯拔高了，第一個報告者是張繼先，時間是12月27日。李醫生作為眼科醫生，隻是在12月30號看到了相關消息並轉發而已。
從主觀上看，李醫生沒有做英雄的想法，也沒有“向公眾示警”的想法，他就是把聽來的消息往內部微信群轉發了一下，而且特意強調了【不要外傳】，也就是明確反對了所謂的“對外示警”。
如果整件事中真的有麵向民間的“吹哨人”，那麽應該是把李醫生的微信截圖擴散出去的那個不知名網民。正是因為他的動作起到了實際上的“向公眾擴散”的作用，才引起了武漢警方的注意，訓誡了李醫生。但這種行為恰恰是李醫生本人所反對的，他後來把這種行為稱之為“斷章取義”。因為在李醫生在微信群中說了SARS之後，又補充了“尚未確定”的說法，但恰恰是截圖者的“斷章取義”（隻強調了是SARS），在客觀上擴散了消息，也把李醫生帶到了警方的視線之內。
從昨晚開始，有大量的情緒激動的信息在網絡上流傳，甚至有人要借李醫生的去世“發起一場運動”、“五大素球”之類的。這就有些吃人血饅頭了。當然，還有一些網民是借此發泄對武漢有關部門一個月來的治理問題而不滿，這些情緒是可以理解的。
李文亮醫生不是造謠者，也不是英雄，他隻是一個被動卷入輿論風口浪尖的普通人，不應該把他架在火上烤，給他賦予他本人主觀上並不想去承擔的角色。
這件事現在輿情這麽大，李醫生本人已經變成了一個符號、一個用於情緒宣泄的窗口。其中包含了三種不同的情緒：1、對武漢政府抗擊疫情不力的不滿；2、自身生活被疫情影響的不滿；3、對網絡管製的不滿。這三種情緒相互交織，以李醫生去世為紐帶節點，結合了起來。李醫生被動地成為了這個交匯節點。各種不同立場懷著不同想法的網民，在這一個月來累積的不滿都傾瀉而出。其中也夾雜了不少非理性的情緒，這種情緒應該允許被釋放出來。
回到訓誡這事本身，如果單論訓誡，各方的做法都不能算太出格： 1、從李醫生的角度說，往群裏發了他聽到的消息，雖然有不準確的部分，但有部分醫學依據，不是簡單的捏造，不能算造謠。 2、從武漢警方的角度說，SARS可不是鬧著玩的，你說有SARS，那會引發社會恐慌的。而27號才上報，到1月3號的時候，傳染性還不能確定。從他們往常的“維護穩定”角度看，這可能是誇大了病毒危害，可能會造成社會性恐慌，因此訓誡一下。雖然這個過程帶有官僚主義色彩，是有問題的，但其本身還不至於引發後來那麽大的輿情。 3、從武漢官方來說，在訓誡李醫生的那段時間裏，反應還是很快的。李醫生是30號晚上發的微信，但30號當天武漢衛健委就發了文件，31號上午央視就向全國發出了消息。要論“吹哨”，武漢衛健委和央視的“吹哨”傳播要遠遠大於少數微信群裏傳播的幾張截圖。
既然如此，那問題到底出在哪裏？怎麽會變成了後來的樣子？ 出在此後二十天的實際應對裏。雖然武漢方麵公開不明肺炎存在的動作還算比較快，但此後的二十天裏，先是錯誤判斷了病毒的傳播能力，後來又疑似在當地兩會期間停止了病例的統計，這直接造成了民間和高層輕視了此次疫情，並進一步造成了現在波及全國人民生產生活的重大公共安全問題。
很多人的不滿，是來自這裏。
如果武漢方麵當時以“並非SARS”為由訓誡了李醫生之後，能迅速行動起來，該隔離隔離該處理處理，把這個不知道什麽的病毒消滅在萌芽狀態。那麽輿論現在早就把李醫生給忘記了，即使日後提起，很多人也會對這個訓誡無感。當然，李醫生可能也不會去世。 而正是後來的應對不力，導致了已經積攢了一肚子氣的輿論，把之前被訓誡的李醫生當成了“殉道者”，用以表達不滿。
以後該怎麽辦呢？
我昨天發微博，肺炎這事反映了“承平日久”帶來的官僚機構慣性。雖然有2003年的SARS，但SARS的潛伏期較短，起病更暴烈，與新型冠狀病毒並不相同，這反而誤導了當地各個部門，讓他們以為傳染性不強。有“壓下去”的可能。
這裏的“壓下去”包括把疫情壓下去和把輿論壓下去。也就是——在一片祥和喜慶的節日氛圍中，疫情悄無聲息就下去了。因此，他們部分吸取了SARS的教訓，很快就公布了肺炎的存在，但卻自信有能力通過“外鬆內緊”去壓住它，最後終於翻車了。
翻車的原因還在於，如果這是個此前就存在的病，那麽是有預案的，該甲級的傳染病甲級處理，該乙級的傳染病乙級處理。可這病之前不存在，官僚係統的慣性在這個時候就變成了“反應遲緩”。因為沒有詳細規定要求他們去怎麽做，主觀上的快速反應能力又不強。 疫情過後，應該修改一下對傳染病控製方麵的法規和指導原則，地方政府如果遇到了之前不存在的傳染病，不管三七二十一，發現之後就隔離病人、控製密切接觸者、發布警示，不要等著逐級上報、研究、定性等等。先行動起來，如果一小段時間後研究透了發現沒問題，再取消也行，寧可錯殺，不可放過。
當然，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侵犯人權的嫌疑，現在壓根就沒幾個人感染，你憑什麽把我抓到一個地方隔離起來不讓我上班不讓我見親友？但相信經過這次疫情之後，數年之內，輿論都會對這種政府的“權力擴張”行為保持寬容，甚至大力支持。
那麽會不會有過度反應影響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嫌疑呢？一般不會，一來疫情剛出現的時候，波及範圍較小，此時影響麵也較小；二來“之前不存在的病”幾年才會出現一次，實際流行較猛的，比如從SARS到新冠，隔了17年，因此不至於導致頻繁操作。
有人會說，這次武漢政府動作遲鈍，如何保證下次就會改掉？這其實是不了解我國官僚體製的運行規律。
我國官僚體製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動作遲緩”，而是“慣性強大”。這種慣性可能帶來這個領域的動作迅速，也可能帶來那個領域的動作遲緩。
比如，政府一聲令下，火神山雷神山就能迅速搭建，這是中國速度，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比不上。因為基建狂魔一直是中國各級政府的“慣性行為”，啟動基建狂魔不需要政府的快速變革能力，隻需要慣性就可以了。
再比如，當抗擊疫情成為國家意誌之後，與原先武漢的防控不力形成鮮明對比，很多地方層層加碼，甚至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把所有的村莊小區甚至人都隔離開來，馬路挖斷，甚至貨物也不能通行。可見地方政府並不是“絕對遲緩”，當“慣性”的“規則”發生變化，他們就會以“層層加碼”的形式去遵循這種新的“慣性”。 也就是說，如果此次疫情帶來的未知傳染病防治方法的變革，形成新“慣性”，地方政府就會去遵守這種新“慣性”，沿著這種新“慣性”去繼續“滑行”。
地方政府之所以願意遵守“慣性”，還是“寧求無功，不求有過”的思維。對於地方主政者而言，病毒又不是我散播的，就算我公布了又不會處罰我，但是萬一動員了結果沒啥事，影響了經濟，那鍋可是我要背的啊。新的改革如果能把“未知傳染病”一起納入行動預案。那再出了類似的事情，我大喊大叫立刻行動，那恰恰才是“遵循官場慣性”，而我按兵不動，則反而是需要“獨立判斷”、“承擔風險”的。在“寧求無功，不求有過”的思維之下，以後再遇到不明疫情，各級政府就會立刻一開始就說的一個比一個嚴重，行為一個比一個猛烈，先把責任撇清、把官位保住再說，沒準還能得到賞識，至於其他影響比如經濟什麽的先往後放。這樣今天網民關心問題，也就徹底解決了。
李文亮醫生去世了，關於他的討論還在繼續。但這不應該僅僅止於情緒宣泄，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更加重要。希望李文亮醫生的去世，能換來有價值的討論，使他成為最後一個這樣的符號。
轉自博主“2049年的世界”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