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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毛主席與時任南京軍事學院高級速成係係主任的孫繼先握手 |
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首任司令員孫繼先中將，在長征中曾是紅一軍團紅一師紅一團一營營長，他親自挑選並帶領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從而在被敵人視為插翅難飛的天險防線上，打開一個缺口，為中央紅軍北上開辟了一條通道。紅軍強渡大渡河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然而，在孫繼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戰鬥史實的問題上，卻陷入兩難的尷尬處境：他既不願意把自己說成是勇士，又不願意違背曆史事實，屈從被誤解的曆史結論。他的老首長楊得誌上將言之鑿鑿，揭開了塵封已久的曆史謎團。
孫繼先 與 楊得誌
長征時，紅軍紅一師一團團長 楊得誌，一營營長 孫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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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第三卷的首篇文章《回顧長征》，是由劉伯承撰寫的。在寫到強渡大渡河的經曆時，他明確寫道：
“十八勇士一過河去，就將敵人打垮，占領了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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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版
2016年版
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一次軍委擴大會上，有人突然提出：關於紅軍長征強渡大渡河的宣傳有些混亂，到底是十七勇士還是十八勇士應當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孫繼先作為指揮員，也不應當算作勇士。
據說，提意見的是一名空軍中將。這名中將並不是強渡大渡河現場的目擊者。在長征中，他曾任紅一師直屬隊總支書記，大多數時間隨黃永勝任團長的紅三團行動。中央紅軍四渡赤水之後，他被調到紅三團任總支書記。日後，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紅軍強渡大渡河時，“我們三團仍是走在全師的後麵。這一段，我們隻是跟著走，沒有執行什麽任務，也沒有什麽掉隊落伍的。當我們來到安順場渡口時，一團、師部、二團都已經順利渡過了河，隻有兩條渡船在等待我們”。
孫繼先也參加了這次軍委擴大會。坐在孫繼先身邊的一位老同誌，聽了那名空軍中將的發言後，憤憤不平，就用胳膊肘輕輕碰了孫繼先一下，說：“孫司令員，你也應該出來說說話，以正視聽！”
孫繼先小聲回答說：“我能說什麽？能說自己是勇士嗎？”
會後，軍委責成總政治部負責查實強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還是十七勇士。有關部門查閱了檔案資料，以當年紅軍《戰士》報第一八六期上記載的十七勇士的名單為原始依據，並以一名沒有親臨大渡河現場的紅軍幹部的日記為佐證，最終確認紅軍強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並以總政治部的名義正式發文：要求各個單位在宣傳紅軍長征強渡大渡河事跡時，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徑。這就是為什麽長期以來，在正式通行的黨史、軍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說法的緣由。
中央紅軍長征時，《戰士》報是紅一軍團政治部的機關報，是一份不足16開版的油印小報。在第一八六期《戰士》報上，關於渡河的過程隻有一句：“牲(我)部一個猛衝和十七個紅色英雄冒險渡河，即將河兩岸敵人全部擊潰。”在戰爭的緊急情況下，報紙及時報道戰況，出現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79年，《星火燎原》叢書再版，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出版發行，全套十卷，1982年8月出齊。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選編之三)》上，還是《強渡大渡河》的標題，選用的卻是楊得誌的文章。書中關於勇士們渡河一段的關鍵內容是這樣描述的：
莊嚴的時刻到了，熊上(尚)林帶領著十六名同誌跳上了渡船。
“同誌們！千萬紅軍的希望，就在你們身上。堅決地渡過去，消滅對岸的敵人！”
渡船在熱烈的鼓動聲中離開了南岸。
……
在我猛烈火力掩護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飛一樣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彈，一陣衝鋒槍，把衝下來的敵人打垮了。勇士們占領了渡口的工事。
楊得誌原文中的十八勇士分兩次渡河，變成了十七勇士一次渡河。甚至劉伯承撰寫的《回顧長征》一文，“十八勇士一過河去”，也改成“十七勇士一過河去”。
對於自己是不是大渡河勇士一事，孫繼先一直保持緘默、低調。他的幾個孩子過去都聽父親講過強渡大渡河的戰鬥故事，在初中語文課上也都學過《大渡河畔英雄多》的課文。他們都為父親光榮的戰鬥經曆感到自豪。可是後來，當聽到有關強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並沒有父親時，孩子們都很鬱悶、不解，曾多次追問父親，想得到一個正確的解釋。
孫繼先對孩子們說：“強渡大渡河的戰鬥經過，在我的回憶錄裏已經敘述得很清楚，至於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沒有必要去爭論。在革命戰爭年代，無數先烈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有些同誌犧牲後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我們這些幸存者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如果再去爭什麽勇士，就太沒有意思了，我感到很羞恥！”孫繼先多次對孩子們說：“在長征路上英勇戰鬥的紅軍戰士，人人都是英雄，個個都是勇士！”
盡管有關單位正式發文，在黨史、軍史資料中，一律采用“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說法，但《紅旗飄飄》叢書和初中語文課本的影響力無與倫比。《大渡河畔英雄多》中的“十八勇士”，在一代又一代讀者和學生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紅色記憶。
楊得誌言之鑿鑿：強渡大渡河的應該是十八勇士
1980年版的《星火燎原》發行不久，孫繼先看到有關強渡大渡河的戰鬥敘述後，感到很憋屈：自己可以不當勇士，但對戰鬥過程的敘述應該符合史實。他曾直言不諱地對老團長、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楊得誌說：“咱們紅一團強渡大渡河的情況，你最清楚，怎麽能這麽寫呢？”
翻開新版《星火燎原》，看了由自己署名的《強渡大渡河》一文，楊得誌很奇怪，也很惱火。他對孫繼先說：“這篇回憶文章，沒有經過我審查就修改了。當時，我正在國外訪問，有關部門也沒有征求我的意見，就把我原文中的‘十八勇士’，改成了‘十七勇士’，其中一些戰鬥過程也不符合史實。”楊得誌寬解孫繼先說：“鑒於新版書已經出版發行，已無法挽回，我一定在今後的回憶錄中把它重新糾正過來。”
1985年，楊得誌撰寫了長篇回憶錄《橫戈馬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3年1月，《楊得誌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也與廣大讀者見麵。有關強渡大渡河部分，楊得誌都進行了認真校正，澄清了大渡河戰鬥的史實。他特別寫道：“由於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誌，我們決定分兩次強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誌帶領。為加強領導，第二船派營長孫繼先同誌掌握。”
1990年4月13日，孫繼先在濟南病逝。在治喪期間，他的小兒子孫東寧從濟南回到北京，去解放軍三○一醫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楊得誌。躺在病床上輸液的楊得誌一見孫東寧臂上戴著黑紗，情緒立刻激動起來，哽咽著說：“你爸爸是我最好的戰友，他是個好同誌，優點很多，打仗很勇敢，會武術，能耍大刀……”
在講到長征時，楊得誌說：“你爸爸是長征中的英雄，強渡大渡河時，第一船九人，熊尚林帶著；第二船九人，你爸爸帶領。九加九是十八，應該是十八勇士，你爸爸應該算勇士。”
楊得誌又說：“我還可以找到幾位見證人。當時的二營營長叫陳正湘，他現在是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還有一位是武漢軍區政委蕭思明，當時是紅一團偵察參謀。那天，勇士們渡河的渡口距離誓師出發地還有幾百米的路程，我隻帶了幾個人送他們出發，現場的情況別人不清楚。偵察參謀蕭思明就在我身邊，他可以證明！”
正在這時，濟南軍區老幹部局楊局長來電話，征求楊得誌對《孫繼先同誌生平》的意見，特別是他“親自挑選並帶領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奪取並控製了渡口陣地，掩護後續部隊渡過了大渡河，為紅軍長征的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評語是否準確。
楊得誌回答道：“這樣寫很好，他親自挑選並帶領十七勇士渡河，這個情況是真實的，這樣寫，比寫他是十八勇士評價還要高！”
隨後，楊得誌又深情地回憶起與孫繼先一起戰鬥、工作的往事，從二萬五千裏長征，講到在南京軍事學院，又講到在濟南軍區。他說：“‘文革’中，有人批判我，你爸爸出來說話保我，別人又去抓他。我說不要去抓孫繼先，批我好了！”
孫東寧臨別前，楊得誌緊緊握住他的手說：“你爸爸在北京住院時，我去看他，我動員他，不要一個人在濟南，趕緊回到北京來。他出院後，又到我家來看我，我們倆的手握在一起，很長很長時間。他的年齡比我小一點，身體原來比我好，沒想到走得這麽快……”說到這兒，楊得誌已經泣不成聲。由於病重住院，楊得誌不能去濟南參加孫繼先的遺體告別儀式。他特委派兒子楊建華代表他前往濟南，向老戰友作最後的告別。
孫繼先臨終前，曾囑咐家人：待他身後，把一部分骨灰撒在大渡河裏，他要伴著大渡河的驚濤駭浪，向後人講述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在這裏創造的驚世傳奇！
前些天，孫東寧為筆者找到一本1957年版《紅旗飄飄》第二集。筆者驚奇地發現，在《大渡河畔英雄多》一文的結尾，楊得誌請執筆人張重天清晰地寫上了一段附記：
十八勇士一度被認為十七勇士，楊得誌同誌認為正確地說應該是十八勇士(其中包括營長孫繼先同誌)。文中敘述經過，由於寫時離開事情發生時間較長，故雖然竭力回憶，恐個別地方仍有錯誤，請熟悉當時情況的同誌指正。
手捧陳舊泛黃、印跡斑斑的原版圖書，細讀《大渡河畔英雄多》，一種崇敬之情在筆者心中油然而生——楊得誌襟懷坦蕩，他唯真唯實的崇高品質令人肅然起敬！（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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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戰爭中 20兵團 代司令
55年開國中將
1958年10月，第二十兵團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訓練基地。
1959年2月18日，孫繼先和栗在山（少將）分別被任命為第二十訓練基地(以下簡稱“二十基地”)司令員、政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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